更新时间：2024-09-20 11:27
《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世界经典文学名著，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的悬疑推理小说，被认为是其写作生涯最杰出的作品之一。2小说自1934年1月1日由伦敦柯林斯犯罪俱乐部（Collins Crime Club）首次出版以来，迄今已有11个英文版本，中译本也有10个之多。
“东方快车”是一辆由斯坦布尔驶向法国加莱的辛普朗列车，在快车因雪天被迫停运的深夜，快车上的乘客雷切特离奇被杀。第二天，搭乘该趟快车出差的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受托对案情进行调查。随着取证工作的进行，波洛逐渐厘清案件真相：死者雷切特是阿姆斯特朗绑架案的主要实施者，他在逃脱法律制裁后，靠着绑架赎金逍遥度日，受阿姆斯特朗一案影响的十二个人组成“审判团”，共同策划并实施了这起杀人案。
小说呈现了整个破案过程，借侦探波洛与十二位杀人者之口，探讨了法理和正义的关系，引出“当法律判决失效时，能否能通过私刑诉求正义，以及集体行凶是否能够减轻个体的罪恶感”等法律和道德问题。
《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部分取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轰动美国一时的林德伯格绑架案。1932年3月1日晚，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儿子小查尔斯·奥古斯塔斯·林德伯格遭遇绑架和撕票，该案件导致家中一个女佣在遭遇严厉审问后，自杀身亡。1这起绑架案触发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灵感，而更重要的是触动了关于正义、尊严和复仇正当性的多重联想。
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于1928年、1931年两次搭乘东方快车，都遭遇与故事中类似的情况——因暴风雪或洪水等异常天气而被迫停运，停运期间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小说人物形象的灵感来源。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上演于斯坦布尔驶向法国加莱的东方快车上，讲述了侦探赫尔克里·波洛侦破快车离奇凶杀案的过程。
列车上，一位名叫雷切特的旅客告知波洛自己正受到死亡威胁，想要雇佣波洛来保护自己，但遭到拒绝。第二天，雷切特被发现身中十二刀后死亡。
波洛受托对案情展开调查。通过勘察命案现场，结合尸检结果和现场遗留的证物，发现这起凶杀案的离奇之处：被害者身上的伤口有深有浅，现场证物也十分混乱。
波洛从现场遗留的一张小纸片，得知死者雷切特的被害原因——他正是当年用金钱买通司法机构，逃脱了阿姆斯特朗绑架案裁决的卡塞蒂。卡塞蒂绑架英国上校阿姆斯特朗的小女儿戴西，拿到赎金后撕票，该案件导致阿姆斯特朗一家多人死亡。
接着，波洛对同一车厢的十二名旅客进行了逐一问询，包括：卧车管理员皮埃尔·米歇尔、秘书赫克特·麦奎恩、男仆爱德华·马斯特曼、美国太太哈巴特、瑞典女士格丽塔·奥尔松、俄国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公主的女仆、安德雷尼伯爵夫妇、阿巴思诺特上校、推销员哈德曼先生、意大利人安东尼奥·福斯卡雷、玛丽·德贝纳姆小姐。
随着取证和调查的进行，波洛发现：这十二名旅客或多或少都是阿姆斯特朗绑架撕票案的受害者，几乎每个人都与阿姆斯特朗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终，通过各种排除和推定，波洛发现十二名旅客都是凶手，这是一次经过精心安排，多人共同策划并集体实施的团伙复仇案。但在谋杀案的真相面前，赫尔克里·波洛最终选择支持正义，在解决谜题后放走众人。
赫尔克里·波洛是案件中的侦探，个头不高、其貌不扬、穿戴讲究、神态悠闲，行为举止十分特立独行。
波洛形象诙谐，但却在案件调查中展现强大的观察和分析能力。通过与车上乘客的接触，从简单的言语和零星的动作上，波洛进行了细致观察和合理推断，理清复杂的人物关系，揭开扑朔迷离的案情。
波洛处事原则明确，是一个自傲的、边界感强的人，在拒绝雷切特的请求时，他以简短直接的语言回答：“要是你能原谅我说话唐突的话——那我说，我不喜欢你的这副尊容，雷切特先生。”在案件上，他甚至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反复强调：案情一旦有他插手，绝不半途而废，直至查出事情的真相为止。因而事情的真相几乎是他的最高信仰。
随着案情逐步抽丝剥茧，谋杀案的真相呈现在他眼前，他为“法理还是正义”陷入了矛盾，最终为了惩恶而放弃自己的职业原则，在解决谜题后选择自动退场。
哈巴特太太是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母亲。她“结实、满脸笑容”，其形象就像个邻家的老太太，说话时“声音清晰缓慢而单调，完全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
在快车谋杀案中，哈巴特太太以喋喋不休的形象，扮演了一个大惊小怪、疑心重重的扰乱者的角色，她为案发当晚提供具有迷惑性质的证词，加大了案情的复杂度。
阿姆斯特朗夫人的教母。
德拉戈米罗夫公主作为东方快车上身份最尊贵的人，却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说话时，她“声音清晰、礼貌，但透着一种专横”，引人注目，是一副傲慢的形象。在接受波洛就案情的问询时，她说话谨慎机敏，一提到阿姆斯特朗一家便含糊其辞，企图掩盖案情的关键信息，同时也展现出她对阿姆斯特朗一家感情深厚的一面。
德贝纳姆小姐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主要策划者。她身材修长苗条，皮肤白皙，五官端正，眼神冷淡。她“沉着又冷静”，态度克制，拥有一种不易动感情的理性，也正是这种克制和理性的性格，使她得以成为这场案件的谋划者。
法理与正义
《东方快车谋杀案》借侦探赫尔克里·波洛的推理分析，揭露出被害者雷切特被杀害的真实原因，引出阿姆斯特朗案件受害者集体复仇的真相。十二名乘客共同谋划了这场谋杀，他们以“十二”这一数字隐喻英美法庭陪审团，代替法律行使权力，一人朝雷切特身上捅了一刀，作为对造成阿姆斯特朗家庭毁灭式悲剧的凶手的惩罚。
在这场谋杀案的推定过程中，作者借快车上众旅客之口，表达了对阿姆斯特朗一案受害者的惋惜和哀伤之情，同时也表达了雷切特罪有应得的想法。但是，随着波洛对案情的逐渐厘清，一个关于“法理与正义”的深层问题也随之浮现，借由波洛在惩治恶人与捍卫真相、正义感与职业原则之间的抉择，小说也向所有读者发问：法律无能为力之处，私刑是否能够捍卫正义。复仇的私刑是否可以作为法律之外的合理诉求途径？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法律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作品也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关于义与义的冲突，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文学根系，那是从古希腊开始，历代西方文学家都会反复推敲的安提戈涅之谜。神之爱与人之法究竟何者为第一性。
《东方快车谋杀案》在设置悬念时，使用了大量的追述叙事方法，尤其在第二部分“证词”中，十五章的内容，单快车乘客的证词就占了十二个章节。每个被调查者对案件发生时的叙述都是“追述”，不同的人对同一时段发生事件进行反复追述，却不显得累赘，反而不断地完善了事件的细节，凸显出异常之处。
小说结尾，作者呈现了侦探对于案件的追述，但并未铺陈直叙给出真相，而是抛出仍有漏洞的推理，以此铺垫悬念，再一气呵成地推导出截然相反的真相。
在案件的调查和取证中，小说设置了一种“最不可能的”案情，使得赫尔克里·波洛的侦查陷入僵局：所有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似乎所有的人都与案件无关，甚至很多东西都是相互矛盾的，所有的证词和证据都指向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这种不可能性所产生的悬念，吸引着读者进一步的探究欲望。
最后，当读者发现列车上的乘客或多或少都与阿姆斯特朗绑架案有关，波洛说：“这不可能是巧合，这只可能是共谋！所有的嫌疑人共同策划执行了谋杀！”在“最不可能”的叙事模式下，作者违背了读者的预期，让“善良的”“看似无辜的”人们成了罪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同时也借小说揭示了更深层的人类本性和矛盾。
小说大篇幅地引用人物对话，这种“原原本本”记录的人物对话贯穿了整个故事文本，能够缩小故事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既能通过对话读到反常的、隐含的信息，还能读到相互矛盾、有误导性的信息，使故事充满张力，不断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
小说开篇，作者就直接引用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与德贝纳姆小姐的三次对话，在同一天中，他们从使用有距离感的正式称呼转用亲昵的近称，显示了关系的反常，为故事发展埋下伏笔。
在小说第一部分第八章，作者引用波洛和布克先生之间的对话，为读者介绍阿姆斯特朗案件；同时又借赫尔克里·波洛对快车谋杀案的了解局限，轻松地隐瞒了许多与案件相关的人物，使读者不至于一下子就联想到涉案者达12人之多。
小说第二部分，侦探波洛质询“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嫌疑者”时，通过直接引用对话，留下许多悬念。如波洛在结束对俄罗斯公主的质询时，公主离开前留下的一句“这真是命运的安排…”
1934年1月1日由伦敦柯林斯犯罪俱乐部（Collins Crime Club）出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为广大读者开启了自爱伦坡和继阿瑟·道尔之后的另一种侦探小说的形式：在一列由于大雪被迫停运的封闭火车中，与外界失去联系，在的古典推理小说的“密室杀人”基础上，创造了“最不可能”的多人谋杀，开创了“合作谋杀”的犯罪模式。
《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改编翻拍成多种影视作品，其中还包括日本富士电视台的本土化改编。
编剧迈克尔·格林：“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毫无疑问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不仅仅是因为故事主角是波洛，我最喜欢的角色，更因为这个故事有着令人大吃一惊的结局，而且整个故事推进过程中你还能遇到形形色色的有趣角色。”
导演肯尼思·布拉纳：“阿加莎·克里斯蒂非常善于在观察角色时带来深度，让他们变得与众不同、色彩丰富，同时也让故事变得更加可信。在《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部小说里，你能看到漫天的风雪，你能体会到列车旅行的优雅和黄金时代的浪漫。当然，书里还有一桩谋杀案。”
搜索:东方快车谋杀案.豆瓣.2023-01-16
《东方快车谋杀案》为什么值得被重拍?.北京晚报.2023-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