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杜法王仁波切，出生于藏东的一个贫贱的游牧家庭。五岁时，被认出是藏东学术重镇杜竹千寺一位著名上师的转世，接受培育而成为西藏佛教宁玛派的大成就者。一九五○年出走至印度，一九八○年移居至美国麻州剑桥至今；才学俱丰，现为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同时著有许多佛教书籍。东杜法王在50年代末流亡印度，至80年代移居美国，于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初到美国，他直言很难抗拒感官的快乐与物质的诱惑，其难度甚于接受痛苦的折磨。但是佛教的训练让他更懂得珍惜纯朴和自然，并能欣赏结合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西方物质繁荣所发展出来的信仰、慈悲和布施。他将西藏文化对健康的理论和实修法门——治疗身、心、灵的方法——介绍给西方。东杜活佛所推行的治疗之道不仅能够治愈人们身体的疾病，而且还能引领人们学会放下执着，放下限制人们视野的大小成见，开放自己如虚空般旷达的心灵，发挥心的治疗力量，让生命得以转化与升华。

人物简介

东杜法王仁波切自述

我出生在一个贫贱的游牧家庭，我呱呱坠地的帐蓬位于藏东绿油油、牧草茂盛的草原，那儿有世界最高的山、最大的河。一年几乎有八个月是冰天雪地的日子。我家以游牧维生，逐水草而居，圈养许多家畜，包括牧牛、马、羊等。每年我们都要迁徙数次，把帐篷搬到不同的山谷，寻找足够的牧草给牲畜吃。五岁时，一个巨大的改变动摇了我的生命。我被认出是藏东学术重镇杜竹千寺（Dodrupchen Monastery）一位著名上师的转世。佛教徒接受轮回和业的观念，所以藏族相信当一位伟大的上师圆寂时，他或她会转世为人，以便拥有强大的能力利益众生。我是独生子，父母亲舍不得让我出家，但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我献给寺庙。父母亲备感荣耀，因为他们的孩子在一夜之间，变成在他们的山谷中最受尊敬的人。突然间，我的生命全面改观了。我没有所谓正常的孩提时代，没有玩伴。相反的，尊贵的上师恭敬地照顾、服侍着我，因为我已经被确认是他们的上师转世。由于孩童比成人容易适应新环境，我对于我的新生活感到很自在。我爱我的父母亲，尤其是奶奶，虽然他们特别获得暂时的允许，可以进入寺庙，但我要求他们不要来。人们认为这是我在前世就曾住过寺庙的另一个征象。从清晨到黄昏，我整天都在学习和祷告。在这种环境下，大部分时间我都是法喜充满，安详自在。我的老师都非常慈悲，善解人意，脚踏实地。他们不是如你所想像的那般顽固和拘谨，固然有时候显得道貌岸然。他们是柔软、谦卑、仁慈、喜悦、笑脸迎人的出家人。不久之后，我就已经没有闲逛、瞎扯的冲动。我甚至不会想要四处张望，能够静静地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我先受沙弥戒，再受比丘戒。一个月左右就要剃发一次，并且过午不食。我们的日子，依循日月的运转。一直到十八岁，我才有缘见到飞机或汽车。在离开寺庙之前，手表可能是我所见过最精密的现代科技产品了。十八岁时，我在两位老师和八位朋友的陪伴下，翻山越岭一千多里，花了几个月时间从西藏自治区到印度。途中，从我五岁起就视我如已出的老师吉拉·堪布（kyala khenpo），在一个高原深谷的圣窟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刹那间，我了解到我已经变成一个孤儿、流亡者和无家可归和难民。最后我们终于抵达印度，一个富于智慧和文明的土地。几个月来，我初次享受到树荫下的清凉，以及家居的温馨安逸。一九八O年，我移居自由富庶的美国。一般而言，平静的心很难抗拒感官的快乐和物质的诱惑，其难度基于接受痛苦的折磨。但是佛教的训练让我在欣赏西方的物质繁荣之余，更加珍惜童年谦恭、纯朴和自然的佛教生命。同时，我愈欣赏佛教的修行生命，就愈能欣赏结合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和西方物质繁荣所发展出来的信仰、慈悲和布施，从而丰富我的精神力量。生命在佛教智慧的光芒中，我能够透过心的平静性质，看到每一个情境的积极面，而不致屈服于消极面。这是治疗之道的重心。一九八四年，离乡背井二十七年之后，我首度重回故乡西藏自治区。见到久别和亲友，真是欣喜万分；但获知多少年来一直萦绕脑际的熟悉面孔，以及提供我治疗力量的尊贵上师，大部分都已经去世之后，却让我伤心莫名。寺庙——我记忆中的学习场所，已经久违了几十年，只见断垣残壁。许多僧人已经开始返乡重建寺庙，恢复修行生活。

人物著作

《禅修大师和奇迹》《觉悟之旅》《大圆满修习》《心灵神医》《西藏医心术》

参考资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310172/.www.douban.com.2019-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