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3:31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 Culler），生于1944年，是美国著名学者、理论家及多重身份等。在欧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被引入美国学界，并迅速获得普及的过程中，乔纳森·卡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他的两部力作《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对欧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准确的梳理和解释。
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均取得突出成就。卡勒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学位，于1966年获得历史和文学学士。之后获得罗德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比较文学硕士（1968年）和现代语言博士学位（1972年）。他的博士论文《结构主义：语言模型的发展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成为了备受影响的获奖书籍《结构主义诗学》（1975年）。卡勒曾在剑桥大学塞尔温学院担任法语研究员和现代语言研究主任，以及在牛津大学布雷兹诺斯学院担任法语研究员和大学法语讲师。他还曾在耶鲁大学担任法语和比较文学客座教授。他曾担任美国符号学会主席（1988年）、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席（1999-2001年）、美国学术协会秘书（2013-2017年）和纽约人文学会主席（2016-2017年）。他还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2001年-）、美国哲学学会院士（2006年-）和英国学院院士（2020年-）。目前，他是康奈尔大学1916年级英语和比较文学名誉教授。
“文学能力”是乔纳森·卡勒之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意指读者阅读文本的一套程式。从语言学到结构主义，再到结构主义诗学，体现了一脉相承的理论关系。因此，对文学能力的辨析也应在这一传承关系中进行。语言学对于有关文学符号系统的启示，奠定了文学能力的理论根基。首先，由于文学能力是指向文本的，其最终目标是文本的意义，因此，先要对文本的能指与所指，即文本的表达方面与意义作出界定。文本的表达方面相当于语言层，文本的意义相当于语象层与意蕴层的综合。文本的意义是未完成的过程，永远处于不完整的状态。并且，构成文学能力的程式，正是能指与所指间约定俗成的成规。其次，由于对文本系统的研究是共时性的，于是决定了文学能力也是在共时性层面，处于某种文学状态之下的一个概念。另一方面，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直接派生出文学能力的概念。弗迪南·德·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分法将语言视为系统，言语视为系统的体现。诺姆·乔姆斯基则由此发展出这样的对应关系：语言—规则—能力、言语—行为—表现。“文学能力”直接由“语言能力”发展而来。结构主义诗学则是文学能力的理论背景。诗学作为广义修辞学的一个分支，是对文学语言活动的分析。
《论解构》问世到现在也整整20年。由于解构哲学和解构批评仍不失其思辨的魅力和认识挑战性，这部当年略显得有点应景急就的著述，看来还可以继续发挥其传道、解惑的作用。20年前，当解构理论热得炙手的时候，人们对解构曾产生过种种不切实际的认识和期望。现在，随着理论热的降温，当年那大喊大叫的声嚣渐已过去，我们终于可以保持一定距离地对这一理论和实践重新进行审视了。那么，解构哲学和解构批评究竟应该置于怎样一个恰当的位置呢？重读卡勒的《论解构》，他上述这段反思，竟不容分说地自行凸现到眼前，它是否可以成为大家在认识和把握这种哲学和批评视角时的一个认识出发点呢？大家很认真想了又想，觉得还是可以的吧。
当代理论家已经不再把抒情诗看作是诗人感情的抒发，而我认为它与关于语言的联想和想像有更密切的关系─是对语言学的关系和规则进行实验，这种实验使诗歌成为一种文化动乱，而不再是文化珍品的宝库。历史上许多关于体裁的理论家一直遵循希腊式分类，把作品根据由谁叙述大至分为三类：诗歌或抒情诗，叙述人为第一人称；史诗或叙事，叙述人以自己的声音出现，但也允许其他角色以自己的声音叙述；还有戏剧，全部对话由角色进行。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注重叙述人与观众的关系。史诗中有口头吟诵：诗人直接面对听众。在戏剧中，剧作家看不到观众，而是由舞台上的角色去叙述。抒情诗的情况最复杂，诗人或唱或吟诵，可以说是背对听众的，“做出自言自语或对其他什么人讲话的样子：也许是对大自然中的一个精灵，对缪斯，对一位朋友，对一个情人、一个神灵、一个人格化了的抽象事物，或是某个自然的对象”。大家还可以把小说这个现代体裁加到这三个基本体裁当中去。
乔纳森·卡勒对解构立场的转变的确是够彻底的。就在他对解构和解构批评的来龙去脉梳理论述完毕以后，他又对自己的论述来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解构”---他居然说自己关于解构的一套陈述也有某种“误导性”（misleading）。不过，他解释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对解构的介绍遗漏了某些他有所不知之处，也不是他把解构的复杂内涵诠释成了某种异端，而是因为归纳和陈述本身的逻辑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结论上，而这等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自我颠覆、意义的死角或被搁置的无知点上—它们似乎成了应得的回报。但由于解构把一切立场、主题、起始点或终点都看成是一种建构，并要对产生它的话语力进行分析，因而解构批评将会对任何看似肯定的结论进行质疑，对它们的歇脚点作清晰的分解，让它们变得似是而非，变得很随意，或变得无法确定。这也就是说，这些歇脚点并不是回报，尽管它们可以用某种归纳或陈述加以强调，而归纳或陈述的内在逻辑会让人们去按照它的目的重构一种读解。最后，卡勒告诉我们说：“正如大多数赞赏解构批评的人所看到的，这种批评的成功之处存在于它对于文本逻辑的记述之中，而不是这些批评文章所作结论时的那样一种姿态。”
在1971年至1974年期间，他与诗人维罗尼卡·福雷斯特-汤姆森结婚。目前，卡勒与解构主义评论家辛西娅·蔡斯结婚。
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荣获1976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詹姆斯·罗素·洛厄尔奖。他在《文学理论：简明介绍》一书中的创新组织技巧备受赞誉，该书已被翻译成26种语言。在《文学理论》（2007年）中，卡勒讨论了理论的概念以及文学史在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更大领域中的作用。他的《抒情诗的理论》（2015年）探讨了西方抒情传统，从萨福到阿什贝里，探索了该体裁的主要参数，并质疑了抒情诗的两种主流模式。
卡勒认为，语言结构主义模型可以帮助“制定特定惯例系统的规则，而不仅仅是肯定它们的存在”。他将语言和人类文化视为相似。在《结构主义诗学》中，卡勒警告不要直接将语言学技术应用于文学。他提出我们应该使用文学批评理论来研究解释的活动。他还提出了两类读者的概念，即“作为评论家（自己是读者）的读者的经验领域”和将受益于评论家和先前读者工作的未来读者。
卡勒的批评者抱怨他在文学和写作机构之间缺乏区分。约翰·R·西尔尔曾描述卡勒对解构主义的呈现使“雅克·德里达看起来比他实际上更好，也更糟糕”；在掩盖了解构主义更加晦涩的一些方面方面上更好，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德里达思想的主要哲学先驱，即胡塞尔和海德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