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8 15:09
《倾城之恋》是中国现代作家张爱玲于1943年所发表的中篇小说，初次刊登于1943年9月-10月的《杂志》第11卷6-7期中，后收录于1944年8月由上海杂志社初版的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中国大陆版本收录于小说集《倾城之恋》中。
《倾城之恋》的背景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小说中的故事一部分发生在上海，一部分发生在香港，以战争为背景，内容围绕着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的婚恋展开。来自上海的白流苏忍受不了亲戚的冷嘲热讽，想要从这个家搬出去，一次机会她认识了范柳原，而范柳原也被白流苏吸引。经人撺掇，白流苏决定拿自己的婚姻做赌注，远赴香港和范柳原相会，经过多次试探、误解和较劲后，他们成为了情人，并在战争中结为了夫妻。
《倾城之恋》中包含了参差对照、悲剧、语言等多种艺术特色。其中，参差对照手法让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更加新颖，形象也更饱满立体。在悲剧特色方面，通过对爱情、亲情和命运的悲剧描写让小说整体沉浸在一种苍凉的气氛中。语言上的运用，既包含了女性的细腻又蕴含古典的美感。
《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联系当时社会并从女性视角出发描绘了一场爱情游戏。通过描写男女主人公在战争前后对爱情的态度展现命运、爱情之悲，嘲讽爱情本质。同时对人性的贪婪市侩、亲情的淡漠和旧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也刻画的尤为深刻。结局看似完满，实则处处弥漫着无言的悲剧气氛。
受父亲影响，张爱玲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同时，在母亲的身上，她又看到了另一种新潮的、现代的气质。这两种不同的内容构成了张爱玲精神的不同面，让她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特征。19岁时，张爱玲进入香港大学读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她接触到了很多不同于以往的新鲜事物，香港的经历给她的思想带来了一些改变。香港保卫战爆发后，她亲身体验了现实命运的残酷和个人命运的渺小，这种感受对她之后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影响。对于战争，她不正面描写，而是描写这个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展现人性的复杂。在小说中她也没有正面提及战争的残酷，而是从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思想状态反映出了不堪的现状，张爱玲的作品常常透露着“苍凉”的底色。1942年下半年，她辗转回到上海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习和生活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倾城之恋》中香港的部分就取材于张爱玲这一时期的香港生活，战争中人类命运的渺小残酷更是被深刻体现。不仅如此，而在她的早期书写中也有很多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回到上海后，她正式开启了文学生涯。
张爱玲的创作和她的自身经历有着很大关系，她自幼生长在比较封闭的旧式大家族中，从父母身上她看到了婚姻的悲剧性，父母失败的婚姻对张爱玲的婚姻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幼年时期的各种悲惨经历也对她的精神世界造成了伤害，所以她从小就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漠与世态炎凉。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和自我意识在《倾城之恋》的创作上有或多或少的投射，比如作品中的战争背景是她亲身经历过的，对白公馆的描写中暗含了她原生家庭的影子，在对白流苏和范柳原的人物塑造中则或多或少带上了自己的影子。小说的两位主人公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被家族所放逐的存在，他们孤苦无依，家庭带给他们的是人情的冷漠。这一点与张爱玲自身的经历高度相似。
白家的六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离婚在家。几年后前夫唐家少爷病逝，唐家想让白流苏回唐家过继一个侄子传宗接代。白家众人想让白流苏顺从唐家的意思，在遭到白流苏拒绝后，白家人对她冷嘲热讽，而她与家人的矛盾越来越深。范柳原是个游戏感情的富家公子，他原是白流苏的妹妹白宝络的相亲对象，但白流苏陪同宝络相亲时，范柳原看上了白流苏，白家人怪白流苏抢了宝络的风头对她更加不满，白流苏在白家的处境愈加艰难。回到香港的范柳原委托徐太太邀请白流苏赴港相会，回唐家守活寡或者去未知的香港，白流苏面对这样的局面决定赌一把，选择远赴香港。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期间，白流苏和范柳原经常一起出门游玩，在与范柳原的相处中，白流苏发现他虽然对自己感兴趣，但仅停留在情人的层面，并没有结婚的打算。白流苏有自己的原则，不愿意这样做他的情人。范柳原对白流苏也是又爱又恨，对她忽冷忽热。白流苏很纠结，最后决定回到上海市。
白流苏离开后，范柳原对她的想念加深，而白流苏回上海之后的处境比之前更加艰难，后来白流苏接到了范柳原的邀请电话，她决定再去一次香港。
这次赴港，白流苏妥协了，她不再坚持之前不做情人的想法。范柳原要回去伦敦处理事务，让白流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他，对于白流苏来说未来仍未可知。但范柳原准备去伦敦那天，时值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最终没能离开。流苏与柳原为了生存相互扶持，两人反倒产生了患难夫妻的感情。
白流苏生于上海市成长于白公馆这个旧式门庭，但她自己却是一位洋派女性。在那个不中不洋的时代，女性拥有了更多了解外界的机会，尤其是大户人家的女性她们有更多接受新事物的资源，同时也承受着更多的迷茫与困惑。受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影响，在白流苏身上有着“新”“旧”两种形象特征。
白流苏的“新”主要体现在她对于命运的不屈服上。她最开始的反抗是她第一次离婚，但在旧式的白公馆里，白流苏离婚的行为是离经叛道的，可是对于白流苏来说却是她自身“洋派”的体现。白流苏在这个守旧家庭中是弱小的存在，她只能逆来顺受的接受一切嘲讽和安排，这种柔弱也是她被逼无奈的一种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表“守旧派”的白公馆众人与具有“新思想”的白流苏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于是她想要从范柳原那里寻求突破，在她与范柳原的爱情对峙中，她主动顽强地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和前途。
白流苏性格中的“旧”主要表现在她思想的局限性上。白流苏的身上体现了典型的“实用主义”婚恋观，她对于这段感情掺杂了太多的功利色彩，爱情反而变得不值一提。她选择范柳原一方面是为了出气，更重要的是她要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物质归宿。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想要摆脱自身困境，首选还是通过婚姻来实现。她的自由意志最终寄托在了范柳原身上，而不是自我的独立。在白流苏的身上体现了当时社会女性的悲哀。
关于范柳原，小说中有直接或间接的点明，他是华侨、有钱和产业、并且聪明自私、滥情却不负责任。但是在这层外衣之下，他还缺乏了一层被认同感，在文化和精神上有着更为复杂的特性。
在认识白流苏之前，范柳原是一个孤独漂泊的人。他从小被抛弃，是在英国长大的中国人，这样的成长背景使他一直处于自我身份难以界定的困境中。他虽然富有，却急需得到别人的肯定与理解。范柳原一直处在漂浮无根的焦虑之中，他在浅水湾的高墙下对白流苏说的那段话向白流苏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空虚。
尽管范柳原思想中有着西方文化的元素，但他仍痴迷于寻找具有东方韵味的古典浪漫爱情。他渴求心灵层面的交流，在白流苏的身上，他寄托了自己对古典爱情的希望，甚至为了寻求真爱可以花费大量的精力财力。范柳原是即“有情”也“无情”，他不在乎门第，只在乎两情相悦，始终奉爱情为真理。虽然白流苏不能够给予他完美的精神层面的爱情，但是却满足他对于古典爱情的想象，所以范柳原离不开她，但却只愿意给她情人的身份。这样的范柳原是自私的，在这场博弈中，他既想占尽好处，又不愿付出真心。
范柳原对于精神层面上完美爱情的追求，在灾难的摧毁下做出了让步，也彻底暴露出灵魂的空虚。同时也预示着他对于寻求精神层面爱情的放弃，这是一种对现实和自己命运的妥协。
《倾城之恋》以女性的视角展现了旧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缺乏对金钱的支配意识，白流苏无意识的金钱依附是她悲剧命运的原因之一。除了经济上的依附，她也没有自我意识，在张爱玲的笔下，婚姻只是女性作为生存保障的长期饭票，白流苏虽然获得了婚姻，但她还是失去了自我。除了白流苏，作品中还有其他的女性形象。四奶奶把白流苏前夫的行为和白家的落魄归结到白流苏的身上，在她的眼里，女性的价值靠依附男性得来。当范柳原第二次邀请白流苏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时，白老太太的选择是顺应儿子的想法，无视女儿的尊严。而白流苏也是放弃了自我，明知答应是一种自我轻贱，但她仍然这么做。女性在长期压迫下，她们被动或主动放轻自己，也最终导致女性难以摆脱命运悲剧。《倾城之恋》对于女性悲剧背后的人格弱点的揭示是张爱玲小说的现代价值的重要体现。
小说中，算计与调情是白流苏与范柳原爱情的全部内容。战前，他们的爱情是利益的算计，战后则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对于两人而言，爱情的浪漫与热烈是一个不可企及的存在，最后因战争而达成的幸运，微妙的达到了一种反讽的效果。由于眼前的战争倾覆了一座城市，用成千上万人的不幸来成全流苏的欲望，它只不过是显示了一种无情冷酷的个人主义。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不过是从对方身上找到剩余的价值支撑他们度过战争时代，是用来相互取暖的工具。小说男女的爱情现实自私，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空才能完成，张爱玲借用“倾城”来剖析人性的丑陋自私，嘲讽爱情的本质。
小说中运用了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白流苏与范柳原是参差对照的核心，流苏与其他人之间的对照是次要层次。不同对照中人物之间互为底色，并在相互对比和映衬中揭示了主题。
不同人物之间对照的内容有所差别。男女主人公处在两个对照层面中，他们身处环境不同，思想和行为也不相同。流苏成长于封建家庭，她把幸福归于婚姻，这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封建社会的女子心理。而柳原接受了西方教育，他讲究情爱，看重生活的精细与情调。对流苏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心理。流苏与萨黑荑妮虽然一个是少妇一个是交际花，但二人非截然不同，她们之间的对照存在警示性，流苏以容貌和手段想要从柳原那获得婚姻为保障，如果这个愿望没有达成，那她就会沦落为与萨黑荑妮相仿的人。同样，在家庭之中，流苏悲哀自己的处境，但又对自己的行为心安理得。所以她与家人之间只是互斗与算计，并非绝对对立。
小说整体呈现出悲剧性特色，战争和爱情是这部小说的主题，通过两个主题碰撞催发了对命运悲剧的嗟叹。主人公的生活和遭遇，以及香港战争的波澜，都是命运在把握和掌控，不以人力为转移。他们命运展现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与悲哀、伤感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对偶然与必然的清醒，让流苏与柳原向命运低头，希冀携手抵御悲凉命运。小说团圆结局的背后是一种暂时性的收尾，最后范柳原恢复了浪荡本性，流苏的婚姻悲剧虽不在文中，但是却存在于未来预言里，团圆结局不是一个高潮，而是悲剧的预设。《倾城之恋》的悲剧特色体现在各个方面，它们被巧妙的隐藏在文字背后，从侧面将人性的贪婪与堕落，家庭的自私与市侩刻画的非常深刻。悲剧的内核让这场爱情的曲折与绚丽透出了苍凉与悲哀。
《倾城之恋》的语言既拥有女性的细腻和古典的美感，又揭露了人性自私。小说开头部分用富有画面感的文字为文章整体营造了“苍凉”格调。后续发展中又运用了大量凝练且富有哲理的对白讲述故事情节，突出人物个性。同时在内容中也运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转换时空，拓展空间和语言张力。张爱玲本身有着坚实的古典文化基础，在创作《倾城之恋》时，也是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基，结合西方小说的意识语言，形成了个性化的语言特色。在讲述故事时，运用古典小说的叙述笔法，先以咿咿哑哑的胡琴做铺垫，最后也以胡琴咿咿哑哑拉着结尾，首尾呼应。这里运用了章回体小说的方式但又区别于它，只是创造了一种悲凉基调，帮助更好理解人物和心境。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将西式语法和中式传统文学充分融合呈现在众人眼前。其中对欧式语言和传统文学的吸纳和转化，在《倾城之恋》中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将末世遗老遗少的家庭生活与市民阶层的爱恨悲喜熔于一炉。继承了世情小说表现婚恋家庭的传统，并将女性命运和情爱世界作为小说创作主体，展现了世俗社会琐屑的生活现状。张爱玲对于文字极强的把握能力使整篇作品萦绕着一层古典美感。为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极佳的语言文本。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拥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在世界上的出版发行，让世界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认识与研究更深一步。女性意识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极大推动了女性的进步。张爱玲对人性的洞察和女性意识的书写是深刻而广泛的，《倾城之恋》更是女性意识觉醒及成熟的代表作。它在世界文学之林的传播丰富了不同时代和背景下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展现了东方女性在爱情观里的差异，也为世界提供了女性意识对比的素材。同时，也是对现代女性生活的启示。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著名作品之一，文艺界对于它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谭正璧肯定了《倾城之恋》中情欲的部分，对于创作技巧和内容，他认为其表现技巧丰富，故事安排妥当，对整部作品赋予了很高的评价。许子东认为：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基本的爱情模式，即男性唤醒女性，女性被男性风采感染陷入爱情，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的声音。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斗争更为复杂，是男人需求和女人利益的根本性冲突。这个斗争故事在这部小说中被描写的通俗又精彩。水晶对于《倾城之恋》抱以赞赏的态度，曾发表过多篇研究这部作品的文章，如《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神话结构》等。
1944年，傅雷化名“迅雨”在《论张爱玲小说》中提出了对于《倾城之恋》的看法，他认为小说华彩胜过骨干，其外表珠光宝气，但内里却空空洞洞。两位主人公缺乏心理动向，对战争毁灭带来的虚无只是笼统感慨，并没有深刻的反省。并且傅雷认为两个人物的概括匆忙且勾勒不够深刻，就范柳原来说，傅雷认为张爱玲对他的描写只着重于侧面，在小说中，他本和白流苏应该占有同等位置。而白流苏则是在经历一切后的转变不够有力。以上原因，傅雷把它归结于作者对于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风格过于俏皮风雅。章品镇在适当的赞美之后对这部小说做出了批评，他对于《倾城之恋》中男欢女爱的描写和傅雷持有相同看法，认为有游戏人生之嫌，虽然有苍凉和虚无之感，但是不成体系。
《倾城之恋》自问世来因独特的风格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1944年张爱玲征求了柯灵意见，亲自操刀把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当年的12月16日，改编版的《倾城之恋》在上海新光大剧院首演。虽然当年的剧本已经遗失，但从它连演80场的情况来看，在当时也是掀起了一股不小的热度；1984年由许鞍华执导、蓬草编剧的电影《倾城之恋》搬上了大荧幕。许鞍华导演的改编以忠于原著为基础，努力还原了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特征；2002年10月，《新倾城之恋》在香港首演，2005年，由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改编的《新倾城之恋》又分别在香港和上海演出，在新版中，毛俊辉改变了原作的基调，向观众呈现了更趋近世俗的乐观性精神；2009年，由梦继执导、邹静之编剧的电视剧《倾城之恋》问世，邹静之将原本两万多字的小说扩充为三十多集的电视剧，较之小说和电影，电视剧呈现了大团圆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