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3 17:12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是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创作的哲学著作。该书收录康德于1784—1797年间（60岁至73岁）所写的论文8篇，包括康德有关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全部主要著作在内。
作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该书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故又有“第四批判”或“历史理性批判”之称。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康德为他的“人类朝向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而进步”的信念进行论证。在他看来，这个信念的依据在于它不是不可能的，而不在于它无论如何是会实现的：“既然人类在文化方面，作为其本身的自然目的而言，是在不断前进的，所以也就可以想象他们在自身存在的道德目的方面也在朝着改善前进，而且这一点尽管时而被打断，但确实不会中断。我并不需要证明这个假设，倒是对方必须来证明它。”也就是说，伊曼努尔·康德在这里作的是一个关于“可能性”的假定；从逻辑上来说，关于“可能性”的假定是一个很弱的假定，而对这个弱假定的否定——说进步是“不可能的”——则是一个很强的假定。在这种情况下，更有责任做出论证的是持强假定的那一方康德非常聪明地把论证的责任推给了对方。
但康德的论证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客观可能性方面的论据很弱，康德便把历史进步的主要根据建立在人这个主体的道德属性的基础上一方面，人是可以选择恶、并且事实上也经常是选择恶的，这说明历史进步并不是一个确定不已的过程，但这并不是历史进步的缺陷，而恰恰表明人类不仅能够享受历史进步，而且配得上历史进步，因为这种进步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人性又有善的方面，这种善的方面将会引向一个理想的目标。虽然还没有经验证据对此加以证实，但伊曼努尔·康德说：“因为迄今为止所没有成功过的东西，因此之故便永远也不会成功，这种说法甚至于就连说服人放弃一个实用的或技术的目标都办不到，（例如用空气静力学的气球进行航空的这一目标）；而对于道德目标就更办不到了，道德目标的履行当其在指证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时候，就成为义务。”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人类总体上的进步不仅是在逻辑和经验上两方面都“可能”的，而且在道德上是“应当”的：就像道德领域中履行德性是一个义务一样，历史领域中追求进步也是一个义务。
1770年以后，伊曼努尔·康德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自然科学转向哲学，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直接冲击了当时的形而上学，从而建立了他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收录了康德1784至1797年间撰写的8篇重要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著。
透过《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可以看出，康德并不像传统的历史学家那样去编写一部人类琐碎经验的历史，而是试图以一位哲学家的历史眼光提供历史研究的一般方式，这就是他所谓的“普遍历史观念”。而这一“普遍历史观念”尽管说是建
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析之上，实则是对公民社会即国家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考察。因此，伊曼努尔·康德眼中的历史是哲学的历史，正是这种哲学的历史学家的设定，使得康德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而获得一种“世界公民与永久和平”的宽宏视野，在这样一种视野中，康德历史哲学的理想主义情怀更得到了彰显。
在人类之普遍历史观念的命题五中，康德提出“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的口号。对于命题五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这一命题是在肯定人的自由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因为，惟有在社会里，并且惟有在一个高度自由，同时这种自由的界限能够保证与别人的自由共存共处的社会里，大自然和人类的全部秉赋才会实现，也正因为自由—这自由一定是会有界限的—所以才有普遍法治的必要。其二，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所指出的，“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这也就表明，自由应该建立理性和法治的基础之上，说到底，理性健全正义的公民宪法是公民社会得以能合目的地发展的先决因素。最后，这一命题里含有康德对人类历史的理想主义关怀。在康德那里，普遍的法治并不仅针对某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就全世界而言，在康德的时代，这无疑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层意思也很好地在第六和第七个命题里得以体现。因为在命题七里，伊曼努尔·康德表示，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在对命题七的解说中，康德运用了“各民族的联盟”、“联合的力量”和“世界公民”等词汇，从这些术语中可以感受到康德的那一种理想主义情怀。这一种情怀在《论永久和平—一部哲学规划》一文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康德在对九个命题的总结中说，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天赋的唯一状态。因此人类必然在期待着一个未来的、前所未有的伟大国家共同体，而这将揭开历史的新一页。
伊曼努尔·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认为：人类的物种正在经历从坏到好的进步，它的动物性往往在理性被蒙蔽之时，产生因无知而带来的灾难与罪行。公民在康德那里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是自我作为有限存在者“并非无拘”。公民通过作为“此在”的“我”之有限性来彰显人的两重性：人既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又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就如同大自然在人类身上为两种不同的目的而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品性：即动物秉赋的品性和道德秉赋的品性。动物秉赋的品性属于感性世界，道德秉赋的品性属于理性世界，人是感性实体和理性实体的一个统一体。伊曼努尔·康德曾经指出：“人类就其属于感性世界而言，乃是一个有所需求的存在者，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的理性对于感性就总有一种不能推卸的使命，那就是要顾虑感性方面的利益，并且为谋求今生的幸福和来生的幸福，而为自己立下一些实践的准则。从人的天然本性看，人既不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也不是没有感性欲望的神，而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但往往受知性与感性的渗入、情感与欲望的左右，危及了其理性的存在。
德国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毫无疑问，这本书以及伊曼努尔·康德本人对我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这是康德最重要的，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4月22日生于东普鲁士王国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一个家境贫寒、子女众多的马鞍匠家庭。康德1740年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学习，1745年大学毕业后到乡下一个贵族家庭做家庭教师。1755年康德重返哥尼斯堡大学任讲师，1770年被评为教授，讲授逻辑和形而上学课程，1786年升任校长，在校期间他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圣彼得堡科学院和科恩科学院的院士，1797年康德辞去大学的教职，于1804年2月12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