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1:47
土地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视角之一，是由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一书中首次倡导的。其中他写道，需要一种“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在他那个时代，美国林业局（USFS）的主流观念从创立者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开始，就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和功利主义的，而奥尔多·利奥波德则主张一种“生态学”的态度（这个词由芝加哥大学的亨利·戴维·钱德勒考尔斯（Henry Chandler Cowles）于20世纪初在对印地安那沙丘的研究中提出，奥尔多·利奥波德是该术语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资源保护主义在更偏向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源管理范式中获得了它的首要地位，而与此同时，利奥波德的著作和启发与约翰·缪尔一起引发了环境主义的发展。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伦理演变的下一步，是扩展为包含生物共同体（概括起来是“土地”）的非人类成员在内的伦理观。利奥波德将他的土地伦理的基本原理论述为：“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 ”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又译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他的《沙乡年鉴》又译为《沙郡岁月》（ASandCountryAlmanac）一书中首次倡导理论：“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沙乡年鉴》这本书，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出现的自然人文经典，她提出了“土地伦理”观念，揭示了生态保育观念，对当时社会体制也提出充满哲思的警语。她的文学成就足可以成为世界散文史上最动人的经典，她对自然的观察和沉思堪称西方环保主义的圣经。
城市的辉煌时尚 如果没有了土地的支撑和认同，后果是可怕的。2008年的自然灾害之惨烈可以帮助人们解读土地伦理思想的深刻。
长期以来，在很多设计师眼里，植物设计就是造园造景，他们没有城市的概念，生态的概念，遑论更广阔的大地国土情怀。土地伦理的提出者、被称作自然保护之父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真正需要重视的“是对产生生命的大地所固有的内在趋势的尊重和调节的知识”，“当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共同体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当一切事情趋向相反的结果时，它就是错误的”。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事物，也是土地上的一个事物，城市的意志需要服从和协调土地的“内在趋势”。城市的辉煌时尚如果没有了土地的支撑和认同，后果是可怕的。2008年的自然灾害之惨烈可以帮助我们解读土地伦理思想的深刻。
在现代汉语的默认语境中，“土”是一个与城市事物反向的词，这种观念就从一定程度助长了城市忽视自己的土地属性。城市是泊来的，城市的植物只能作为土地的装饰，甚至遮盖、否定，而不是土地意志的流露和赞美，这本身就是荒谬的。奥尔多·利奥波德反对不完整的人类“挑选”。他认为，那些因为没有商业价值，被忽视、被排除的大地社会成员往往是土地系统完善功能的基础。想想我们把植物分成观赏植物、非观赏植物，想想我们对野草藤蔓的偏见和排斥，我们不妨直言，不从内在改变观念、提升观念，节约型园林绿地景观只能留于口号和权宜。
三十年来，我们某些地方的确是在想象和模仿中学习和追赶着外界。与此同时，全球尤其是我国本身的生态问题在急速恶化、主要矛盾化。引起了各界人士的警觉和关注，国际上关于自然伦理的思想也进入我国的知识界话语，遗憾的是，自然伦理观针对城市生态困局全新的认识思考和做法并未能实质性地结合入我们全球最浩大的城市化工程中，在一些人看来，我们只是工作有一些缺点、误区，不需要从根本上去改变什么，我们难道不是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吗？所以一方面是国家提倡节约型园林景观，一方面仍然老路照行，所谓生态也仅仅成为最泛滥的招牌和幌子，不能触动些许我们的实践，这是本文想要表达的无奈和痛切之处，并谨此呼吁进一步改革和解放思想，鼓励行业的言说和思考，鼓励承担和理想！
有这样一本书，它能够让人一读再读而不觉得厌倦。它既是不可多得的美文，又是十分难得的经典。不过对它我们又难以作出简单的归类，因为它横跨了生态、哲学、文学、历史等范畴，而其主旨在于提倡一种全新的伦理观：土地伦理。
只要回望人类历史的长河，人们便不难发现，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表明了人类始终是坦然的获取者，大自然则始终是默然的支付者和被改造者。其结果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迅猛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不断恶化，人类的生存前景也蒙上了阴影。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名专业的自然观察者，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出现，注定要让愈来愈多的人醒悟：我们正在行走着的并非是一条光明之途，必须别无选择地改变前进的方向，重新寻求一条可能的再生之路。
李奥帕德通过大半生的观察与思考，大胆提出了人类必须构建一种全新的、以土地为整体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就是把已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等等。也就是说，曾作为“万物之灵”出现的人，必须毫无条件地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重新担当起土地生物群中的一般成员和公民角色，进而在彼此竞争和彼此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这种土地伦理观，已经充分反映出了一种生态良知，而这种生态良知则要求人类必须始终为土地的健康负责。毕竟在复杂而庞大的生物群落中，惟有人类才能自觉地担当起保护自然资源的角色和维持完整食物链的重任，并以此实现人与土地的永远和谐共存。这里的土地当然是指地球表面、其上和其内的一切事物，而不是简单地仅指土壤。
《沙乡年鉴》的写作，注定是写得艰难而又愉快的。这一方面毕竟要向世界发出呐喊，表达一种全新的伦理观，这的确需要智慧和勇气；另一方面则有望澄清一条再生之路，故而在难以平静的心境中，将会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写作快感。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在卸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助理林务官之后，李奥帕德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沙郡购买了一个农场，开始了他的农夫与学者的双重生活，用锄头和笔在土地和白纸上书写最后的一部人生“美文”和“经典”。他每天总是起得很早，然后像地主一样巡视正在苏醒着的大地和万物；他常常来到林中空地，尽情地观赏鸟儿的飞翔之姿和求偶之舞。雪天，他会随同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一同肃静；雨天，他会随同幽谷的山溪一同欢乐，甚至到沙洲上看河流在如何“作画”。从每年的1月到12月，他都把自己在沙郡农场观察到的自然景象认真地记录下来，不仅体现了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怀，而且还拓展了《沙乡年鉴》的写作空间……
李奥帕德始终热爱着沙郡的土地，并以不断高涨的热情来绿化自己的农场。他每年都要领着家人在农场种下数千棵自己最钟情的松树。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穿着像农民，谈吐像学者”的土地伦理的播种者，在其《沙郡岁月》手稿完成后不到一个月，就不幸在协助扑灭邻居农场的火灾中丧生。这是1948年，整个沙郡所发生的最让人忧伤的事件。
《沙郡岁月》对李奥帕德而言，并非是单纯数量上的又一部著作，而是一个自然观察者的最后宣言，一个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最后绝唱。随着时光的流逝，《沙乡年鉴》的价值愈来愈彰显出来，并且不断得到无数读者的“增值性”评介，以致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版本）在世界各地出版，其中已知的中文译本就达四五种（版本）。而就我的阅读感觉来看，由侯文蕙翻译的《沙乡年鉴》和由吴美真翻译的《沙郡岁月》，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中文译本。前者早在1997年就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吴美真的译本由于注重文字的精练与译文的优美，因而更能体现原著“既是美文，又是经典”这样一个事实。而通过两个译本的对比性阅读，则更容易让读者充分感受原著的魅力，正视自然的伦理尊严，领悟必由的再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