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4 14:11
日本天皇机关说（日语：天皇机说／てんのうきかんせつ Tenno Kikansetsu），是大日本帝国宪法下的学说之一，主张统治权归属于国家这个法人，日本天皇只是宪法下的最高统治机构。这一学说源自德国公法学者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所主张的国家法人说，其代表学者是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
天皇机关说基于国家法人说而提出，主要提倡者为美浓部达吉。在日本大正年间，这个学说与天皇主权说形成日本宪法学界的两大主流，被认为是大正民主的基石之一。1935年发生天皇机关说事件，主张天皇机关说的学者受到日本军方的压迫。
从1900年代起到1935年左右，天皇机关说始终是日本宪法学的通说，也是日本政治运营的基础理论之一。根据宪法学家宫泽俊义的解释，天皇机关说的主要内容如下：国家视为法律上的一个法人，君主、议会、法院等都是该法人的一个机关。将这学说适用于日本，那么日本国家就是一个法人，自然，日本天皇就是法人——日本国家的一个机关。
1889年（明治天皇22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对天皇的地位规定如下：
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条：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主权）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4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统治大权）
如后文所述，在天皇机关说中，作为国家意思的最高决定权仍属于天皇，因此并无否定天皇在政治上的权限。
在宪法上，“主权”一词是一个多义词，原本就有很多种解释的空间。对于“谁享有作为统治权的主权？”这一问题，“国家主权说”的答案是“国家”。而对于“谁享有作为国家意思的最高决定权的主权？”这一问题，“君主主权说”的答案是“君主”，“国民主权说”的答案是“全体国民”。因此，即使在“国家主权说”之中，也分为“君主主权说”与“国民主权说”两个分支。美浓部达吉所倡导的“天皇机关说”事实上主张国家意思的最高决定权属于天皇，因此属于“君主主权说”。
天皇机关说与天皇主权说的主要对立点在于主权归属、国务大臣的辅弼以及国务大臣的责任。天皇机关说认为统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是国家的最高机关，行使对国家意思的最高决定权。而天皇主权说则认为天皇即国家，统治权属于天皇个人。
支持天皇机关说的主要法学家包括一木喜德郎（男爵、枢密院议长）、美浓部达吉（贵族院敕选议员、枢密顾问官）、浅井清（贵族院敕选议员、庆应义塾大学教授）、金森次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首任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中岛重（关西学院法文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法科毕业、美浓部学生）和田忍（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中岛重学生）。
天皇机关说的演变过程中，一木喜徳郎基于国家法人说，倡导天皇处于国家各种机关中的最高地位，从而否定了天皇神格的绝对优越性。日俄战争后，美浓部达吉发扬光大天皇机关说，并进一步推动了议会地位的提高。美浓部引入耶里尼克的国家法人说，用于抗衡当时德国所流行的君权强化的理论，并主张议会可以通过内阁来制约天皇的意思。这场论战之后，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佐佐木惣一也基本赞同美浓部的观点，因此天皇机关说遂成为了宪法学界的通说。
1935年，天皇机关说事件发生，贵族院开始公然批评天皇机关说，美浓部达吉被迫在议会为该学说进行辩护，结果以不敬罪被警方调查，并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务。美浓部的著作被列入禁止出版的书籍。冈田内阁发表声明，正式排除了天皇机关说在学术界的地位，并禁止师生在学校内传播教学。
昭和天皇本人是赞成机关说的，并且也对美浓部遭受打击一事非常关注，担心因此会侵犯学术自由。昭和天皇曾向身边的本庄繁武官长表示，如果将国家比喻成人体的话，天皇就是其大脑，将机关改用器官来表述，并没有什么问题。皇太子明仁在1987年对天皇机关说事件前后的变化做出了批评性的评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方对宪法修正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美浓部坚决反对修宪。当时政府、自由党、社会党的宪法草案都采纳了日本天皇机关说的原则。然而，日本国宪法颁布后，天皇机关说不再具有任何法律解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