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09 13:37
《小兵张嘎》（英语：Zhang Ga the Soldier Boy）是一部1963年上映的战争剧情电影，由崔嵬和欧阳红樱担任导演，徐光耀担任编剧，安吉斯、张莹、葛存壮等人主演。
影片改编自徐光耀同名小说《小兵张嘎》，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定市白洋淀为背景，讲述了调皮莽撞的张嘎为报家仇国恨，在老钟叔、罗金保、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过程。
影片上映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少儿文艺评奖电影类一等奖，入选“百部爱国主义影片”。
1943年，在日军侵略之下，河北省沦陷，共产党依靠群众支持和密布的湖泊水网在白洋淀建立了游击区。八路军的钟连长（张平 饰）在执行侦察任务中被鬼子发现，被嘎子（安吉斯 饰）用小船成功地救走。钟连长在嘎子家养伤，得到嘎子奶奶（李健饰）的细心照料，伤口很快便要愈合了，后为安全起见，从嘎子家里转移到附近的破庙。因为知道嘎子很喜欢手枪，钟连长便给了嘎子一个惊喜——亲手做的木手枪。后来鬼子进村，钟连长就被驱赶到村民队伍之中。嘎子悄悄潜回家里，看到屋内一片狼藉，奶奶也被抓到了晒谷场上。原来由于汉奸出卖，鬼子知道有八路军在奶奶家养伤。鬼子毒打奶奶，但奶奶毫不屈服，结果恼羞成怒的龟田（葛存壮饰）举起了屠刀。危急时刻，钟连长挺身而出。龟田下令带走了钟连长，嘎子奶奶也被杀害。
安葬奶奶后，张嘎只身上县城找罗金保（张莹饰），想要打鬼子替奶奶报仇。嘎子在县城仇没报，反而陷入鬼子追杀。在佟乐和一个神秘便衣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原来便衣就是罗金保，他将嘎子带到区队秘密隐藏之地，区队长（于绍康饰）收留了嘎子。嘎子的机灵和活泼，深得大家喜爱。嘎子从此便以小八路自居，参加了游击队，跟着大家行军作战，活跃在白洋淀芦苇荡。
后来，嘎子跟着区队八路军打了一场仗，从胖翻译（王澍饰）腰间缴获缴获一把真枪。回到营地，嘎子举着木手枪，得意洋洋地向几十个小朋友讲述自己的战斗经历，炫耀新得的手枪。但这个胖翻译还不算铁杆汉奸，区队长准备放他回去，这样能提供更多情报。缴获的那把枪，自然要还给胖翻译，可嘎子不情愿。嘎子一气之下便想和小伙伴胖墩一起重返县城，想要单独替奶奶报仇。而后和小伙伴一起，在爬树、上墙、逛房顶等活动中排解自己的苦闷。
这时罗金保来向区队长汇报，大王庄的鬼子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于是部队要打一场伏击战。张嘎请罗金保帮忙求情，让自己参加战斗。伏击战很成功，本来只能观摩战斗的张嘎趁卫生员不注意，也举起玉米棒冲了上去，以咬的方式夺下了伪军的一把手枪。嘎子害怕这把手枪也被没收，于是将其私藏起来。战斗结束后嘎子因受伤被送到附近农户家养伤，在伤势快要痊愈之时，回部队心切，便潜到胖墩儿家附近，不幸被伪军麻秆认出。老满叔和胖墩儿为保护嘎子遭伪军毒打，藏身的嘎子看到这一幕后，也学钟连长那样挺身而出，后被抓回鬼子据点。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嘎子始终没有屈服。
罗金保得知张嘎被抓后，以生意朋友的身份来找胖翻译，得知龟田队长正让各村往据点送粮食，因此游击队打算借机攻克据点。里应外合之下，据点里马上乱成一团，外围炮楼、工事接连被攻克。嘎子等人的火攻烟熏法突破了敌人的最后防线，随着炮楼爆炸，白洋淀最后一个大据点被拔掉了。
队伍回到家乡，和群众们一起欢庆胜利，嘎子也将缴获的第二把枪上交区队长并承认错误。区队长这段时间看到了嘎子的成长，便将手枪被奖给嘎子用，这样嘎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用一把木手枪，缴获了一个真家伙，成了一名八路军的侦察员，为奶奶报了仇。
1958年，军旅作家徐光耀被下放到河北保定农场后，以原先作品《平原烈火》中的“小瞪眼”为原型，结合自己所见的各种调皮捣蛋之事，开始创作小说《小兵张嘎》。因为其在部队期间遇到很多“嘎友”且自身战争经历丰富，写作过程很顺畅，历时三个月便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创作。1962年，《小兵张嘎》在《北京晚报》连载，同时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在第二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荣获小说一等奖。小说出版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嘎子”搬上银幕，并指定著名导演崔嵬和欧阳红樱共同执导。此后便开始了剧本的完善工作，为突出抗日时期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风貌，删去了一些热闹有趣但对揭示人物性格作用不大的情节，并加入一些元素，增加剧本的可看性，最终形成了适合拍摄的好剧本。
在挑选电影主角“张嘎”时，有人主张将眼光放在会朗诵且善于表演的孩子群体，而导演崔嵬则认为“《小兵张嘎》需要的是在银幕上生活而非‘表演’的孩子。要找有生活、身上充满泥土气息的小嘎子。”于是“土里土气”的孩子们便扎堆来到剧组，但经过挑选后并没有找到十分中意的。演员于蓝便向导演推荐了一个呼和浩特市朋友的儿子担任张嘎一角。随后小孩安吉斯被带到剧组，崔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嘎里嘎气的孩子。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常常给安吉斯讲部队小鬼的斗争故事，启发他去塑造小兵张嘎的形象，而安吉斯身上也有股猛劲，不娇气能演戏。崔嵬评价他：“肯学，又认真，所以进步很快，现在拍戏不怎么费劲了，在旁边一点就灵。”
导演崔嵬是圈内知名的认真派，追求绝对真实，在需要拍摄小孩们出汗的画面时，便让小孩们跑得大汗淋漓再拍摄。《小兵张嘎》中需要很多小演员，而这些小孩子多出生于城市，对于游泳、摸鱼等行为很是陌生，于是剧组便让孩子们带到白洋淀中与当地小孩一起摸爬滚打。同时为了让小演员们入戏，导演也尽可能提供真实的场景，于是影片中充满了保定市的风貌，包括辽阔的华北大平原、高挑的钻天杨。
影片的摄影师聂晶才华横溢，其对于镜头的处理往往服务于人物塑造。影片的基调是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因此构图需要力求突出主题，尽量避免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所以画面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以增加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同时构图采用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使人感觉到前进的动态。此外，在影片中聂晶成功地运用了长镜头的手法，例如罗金保带领嘎子去见区队长，从进入饭店到顺着梯子爬上房檐再进入屋内的连贯长镜头完整地记录了人物运动的全过程。此外其用光也极为讲究，运用两个以上的人物光点，取得了坚实、锐利、层次丰富的效果，而明暗交错的外景光线也增加了生活感。
作为一部儿童电影，萦绕其中的主题便是“成长”，导演以儿童化的视角和方式成功展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普通少年嘎子成长为“真正的战士”的过程。嘎子出身于革命化的家庭，与敌人有着血海深仇，极为痛恨日本鬼子，具有“成长”为小英雄的必然性。其成长最初是通过模仿成人实现的，包括模仿罗金保以扫帚疙瘩收缴汉奸的抢，模仿大人的口气给别的孩子讲述世界形势等。而后通过参加革命队伍，其身上的孩子气、野性得到了磨砺和规训，逐渐意识到革命需要靠智力和军民鱼水情，慢慢成长为有组织、有纪律、有理想的革命小战士。但是影片对于嘎子并非单纯的赞美和夸耀，他既有儿童的天真无暇，又有小孩子的淘气叛逆。
影片很擅长用典型化的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在矛盾中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在塑造张嘎这一形象时，三次“咬人”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第一次是咬自己，日本鬼子手持刺刀闯入村庄烧杀抢掠，嘎子唯一的亲人奶奶为掩护地下侦察员而被无情杀害，嘎子目睹了这一残酷场景，在日本兵走远后终于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地咬住自己的手背以免发出声音，双目怒视日本兵的方向，将嘎子对鬼子的仇恨、失去亲人的悲痛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二个次咬伙伴，在与胖墩争夺木枪情节中，力气稍小的嘎子为在比赛中取胜而冷不防地咬了胖墩一口，展现出小嘎子活泼可爱、淘气机灵的小孩子面向。第三次是咬鬼子，张嘎不幸被日本兵抓走，在严刑拷打和糖果拉拢之下，嘎子为不透露游击队秘密，诓骗日本军官靠近自己后用嘴猛咬了一口对方的手臂，塑造了嘎子勇敢、机智的一面。由此电影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小英雄嘎子。
另一个较为鲜活的人物是罗金保，他是嘎子成长路上的重要引导人。影片开始时，老钟叔给嘎子讲述罗金保用扫帚疙瘩缴汉奸手枪的故事，其机智形象跃然纸上。待到与嘎子遭遇时，身穿丝绸旗袍，戴着墨镜，骑着自行车，便是活脱脱的汉奸形象，这便有了嘎子夺枪一节。当他以利落身手打倒张嘎，摘掉墨镜后，嘎子才发现是罗金保假扮的鬼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明快爽朗的笑声，勾勒出一个英勇机智又风趣的侦察员英雄形象。
《小兵张嘎》故事脉络相对简单，倘若单纯叙事，难免会让观众产生厌倦情绪，于是导演运用了娴熟的叙事技巧，采用戏剧式结构，着眼于“冲突”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以“枪”为线索，将原本看似独立和不相关的小故事，以巧妙方式串联起来。
而对于“枪”这一意象的运用也极为恰当与合理，首先张嘎在亲眼目睹奶奶的死亡后报仇心切，杀死日本鬼子，成为合格的小八路，枪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枪对于战争年代的小男孩来说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当老钟叔送给嘎子一把木刻手枪后，他激动得手舞足蹈。导演巧妙地运用这一恰当的意象推进叙事，通过“缴枪-交枪-再缴枪-藏枪-授枪”等曲折生动的情节，将不同侧面的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每段戏都是遵循着嘎子性格的发展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形成自身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而它又是整出戏(电影)的开端、发展和结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嘎子的人物性格和英雄形象正是在在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中逐渐丰满起来。
此外导演还采用了动态化的故事编排方式，以嘎子做错事为切入点，着重展现其在“挫折”之后的成长，特别是在此基础上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革命意识觉悟的提升，从而完成了儿童成长典型性的叙事策略，实现了“无为”的革命成长主题模式的构建。
影片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嘎子也成为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心中的小英雄。影片自发行以来，几乎每年重映，尤其是“六一”前后，20世纪90年代，《小兵张嘎》被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等定为小学生必看影片。
拍摄电影《小兵张嘎》是导演崔嵬于1962年我国大反苏联“修正主义”时接到的“政治任务”，要求他拍摄一部儿童片，针锋相对地批判1962年安.塔尔科夫斯基导演的影片《伊万的童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兵张嘎》承担着“反苏联修正主义”政治运动的功能。影片拍摄完成后，面向文艺界新闻界权威人士放映时，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认可，说它正好与苏修斩获大奖的影片《伊凡的童年》“对着干”，是革命文艺在意识形态上反修的又一胜利。
在特殊的政治和创作背景下，由于承担着特殊任务，《小兵张嘎》在创作时存在一些局限。1964年《电影艺术》上就有评论认为“火烧炮楼一场，处理就比较粗躁，并给人以不够真实可信之感……在整个戏的进展中，显得将敌人写得过于愚蠢笨拙，影响了张嘎这一英雄行为的真实依据，也就有损于它感人力量。”卢坤甫、王新玲等新近电影研究者也认为“受当时英雄塑造模式影响，以及要求突出英雄、贬抑敌人的政治思潮的影响，《小兵张嘎》在人物塑造方面并没有突破当时的套路。八路军每个人都很勇敢、机智，而汉奸和日军却胆小、怯弱、愚蠢、蛮横等所有坏的东西集于一身，善恶分明。一次不算小的战役，八路军游击队竟然没有伤亡，而且几乎大部分功劳似乎都是嘎子的，难免有些处理过于简单，岗楼上的众多敌人拿一个孩子没半点办法，这显得不真实。”
同时也有评论者认为，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和文艺创作环境造就了《小兵张嘎》，我们今天不能以当下的标准来苛责当年的艺术家。同时“红色经典”历经半个世纪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美学规则具有稳定性，不能轻易改变，如果改动过大反而容易引起观众反感。电影史家周星认为应当放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评价这部电影，认为“1963年的老电影《小兵张嘎》诞生于‘十七年’的中后期，它是‘十七年’保定市抗战片的扛鼎之作。电影运用独特的手法和表现方式将小说中的精神内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政治意识与艺术尺度、风格样式与时代主流、人物个性和政治共性上表现不凡。如果将其放在“十七年”电影范畴之内，进行横向比较，《小兵张嘎》则有一些突破，电影批评者韩畅认为“《小兵张嘎》创作于我国的“十七年”时期……这一阶段的儿童战争电影如《红孩子》《鸡毛信》等大多将儿童塑造成完美的少年英雄。而《小兵张嘎》却另辟蹊径，塑造出了一个有缺点、不完美的小英雄。”
数据统计截止时间202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