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08 14:56
《开国大典》是一幅由中国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巨型油画作品，纵230厘米、横402厘米。原作和靳尚谊、赵域、闫振铎、叶武林摹本现都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作为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作品之一。由董希文创作的《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刻。毛泽东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等各界代表，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整齐的队伍和严肃的标兵显得庄严、隆重、热烈。该画作采取了具有透视感和纵深感的构图形式，利用天安门城楼的建筑结构，以及灯笼、柱子的透视效果，使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庄重而突出。进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绘画技法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大胆地运用碧蓝、大红金黄组成基调，用蓝、棕、绿调和，开国大典当日是个阴天，但董希文采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效果来处理，从而传达“庄严而热烈的场面”。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刊登油画《开国大典》，这幅画被大批出版后又被印制为年画发售。该画作充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中国人意气风发的豪情，使得作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之作。《开国大典》历经多次修改，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它是特殊时期被扭曲的艺术和政治关系的最有力的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见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北京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油画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油画成为了能够展现建设成果以及劳动人民日夜劳作景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1957年，“油画民族化”的口号被提出，并成为了群体实践。“油画民族化”的提出给当时中国油画艺术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艺术家不仅要在绘画内容上改变，其自身的艺术思想也要进行改造。董希文在此期间也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创作出富有民族气概的作品。
董希文1914年生于绍兴市，自小喜爱画画，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文物鉴藏家，出身于传统文化深厚的家庭，对民族的审美趋向有着深厚的理解。虽未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却能够在时代的文艺洪流中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他初期的创作多为具有民间与地方民族特色的绘画作品，有代表性的有油画《苗女赶场》《春耕》等。1943年夏，董希文去了敦煌市，研究临习敦煌壁画艺术近三年。他对古代画家表现人物运用勾勒和设色的表现有深入的研究，对他以后的油画创作有非常大的影响。1948年董希文创作《哈萨克牧羊女》，大胆的借鉴了敦煌壁画的技法，对色块的处理也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除了研究壁画以及中国画外，董希文对于中国年画也有所涉猎，并顺应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创作年画《北平入城式》。《北平入城式》虽然不是油画作品，但其内容对于董希文来说，是打开了他尝试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思路。
195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党庆节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举办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党庆画展。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征集准备，画家们为这次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命题油画——《开国大典》。中央美院其后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青年画家、教授董希文。
董希文创作之初，计划着画一幅与平常的西洋风的绘画不同的具有民族气派的油画。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电影、摄影、图片资料的研究，认为资料里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没在一个图景中，不合乎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想象中，这幅画应该是新中国开国领导集体与广场群众同在一个画面的构图。于是他决定打破写实的限制，大胆采用表现派和现实派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按自己的理解选择画面构图。他先画了一张草图，并经常揣着这张画稿，征求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草图上，董希文有两个创造性的突破：一是除毛泽东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边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另外一个是正常规律在毛泽东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大红柱子，但草图中被抽掉了，使得广场显得更为开阔。
为了集中精力创作，董希文在北京西总布胡同租了一个“创作室”。那是一个狭窄的长条形楼房，楼下是卖酱油杂货的铺面。房间狭长，面对2米多宽、4米多长的画布，后退的进深仅有2米左右，后背紧贴墙壁，视域也不能将画面尽收眼底。在《开国大典》的创作过程中，董希文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为节省时间，董希文常在画室的椅子上过夜。由于房间太小，画幅上接房顶，下贴地板，董希文作画时，一会儿爬上房顶，一会儿躺在地上。
当《开国大典》已完成七、八成时，董希文的老友、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去他的画室参观。讨论中他们发现，原本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由于站立的位置居中靠前，在画面上显得不够高。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的形象不应受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的限制，有必要加高几分。虽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为了使画面不留痕迹，董希文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
从开始创作到局部修改完毕，董希文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便创作完成了。
《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定性后。高岗、饶漱石是20世纪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开国大典时担任国家副主席的高岗，被安排在《开国大典》原作中的第一排领。但由于高岗在1953年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高岗于1954年初被撤销职务，8月自杀身亡，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中国革命博物馆随即要求董希文修改《开国大典》中高岗的画像。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江丰画像。
《开国大典》第二次改动是在正处于“文化大革命”风头浪尖的1972年。刘少奇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叛徒、工贼、反革命”，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诬陷、煽动下，党内和社会上对刘少奇的批判逐步扩大升级。革命博物馆通知董希文，要求他在画面上去掉刘少奇的形象，换上董必武的全身像。此时董希文已得了癌症，手术后虽然情况尚好，但体力衰弱，实在难以负担这样繁重的精神和体力劳动。然而他仍然抱病奉命到博物馆亲自进行修改，在刘少奇的位置上改画了董必武。
第三次修改是在“文革”后期，有人想抹掉画面中的林伯渠（1945年以来的政治局委员）。因为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并搞了约法三章。而这时的董希文已经去世，于是董希文的学生、油画家靳尚谊被邀请，在董希文的原作上改掉林伯渠。靳尚谊一度陷入为难，为了尊重历史与自己的老师，他灵活地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由他和画家赵域按原图复制一幅《开国大典》。他们边复制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这是此画的第四稿。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开国大典》复原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9年，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恢复油画《开国大典》的原貌。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博物馆经征求家属同意后，委托靳尚谊在《开国大典》复制品上进行修改(该复制品系靳尚谊与赵域在董希文指导下于1972年复制)。但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来做这项工作。经过修改的《开国大典》，按原样重新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形象。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而原作则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画库，现如今展出的画作为《开国大典》摹本。
作品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画面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央，正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广场上红旗如林、绚丽多彩，整齐的队伍和严肃的标兵显得庄严、隆重、热烈。城楼上左面的一排大红柱子及大红宫灯，崭新的紫红地毯、盛开的菊花，朵朵的白云和天空中翱翔的白鸽。毛泽东背后站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郭沫若等各界代表，他们胸前佩带着代表的红签，脸上呈现出聆听着《公报》的激动心情。
在选材与主题思想上，开国大典这一瞬间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是由旧社会进入新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关键时刻。主题思想是从此人民当家做主，预示着祖国的未来有无限美好的前程。
《开国大典》以恢弘的视野、明丽的色彩，民族化的语言和形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新中国庄严和谐的形象，表达了人民喜悦激动的心情，成为华族站起来的见证。
《开国大典》借鉴了莫高窟洞窟中《五台山》壁画的构图，对待对象使用了不平均的处理手法。巧妙地运用物体排列形成的线，加强主体的地位。画面正中的灯笼吊穗、天空中的云朵组合、画面左侧第二主体的排列均以弧线导向画面中心人物毛泽东。这种导向性的“线条”设计，目的是烘托和突出主体，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和象征意味。
并且为了在画作上使广大人民群众既能看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面貌，又能看到天安门下宏伟壮阔的群众场面，董希文采取了从天安门城楼向南看的角度，将毛主席放在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其他中央领导的人物形象处于画面三分之一的位置，从而做到了将天安门城楼、国家领导人、广场群众以及广阔的蓝天纳入同一画面。为了让视野看得更远，董希文突破西方油画焦点透视的写实原则，参考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的灵活手法，远近虚实结合，使广场和天空无限延展开来
另外如果以天安门城楼上的真实写照为基础，毛主席在画面中所处位置的前方有一根大红色的柱子，假如将大红色的柱子构入画面就会使空间变动太过“满”了，而且有种拥堵的感觉，画面下的广袤天空及热烈的群众场面就会被割裂，因此，在空间布局上画家果断的抽掉了右上方的红柱子，使画面豁然开阔产生了虚实疏密的空间韵律，从而突出了创作主题。而且，为了对主题进行丰满，画家在画面的最前方画满了一排排金黄的菊花，从而传达了盛大而庄严的节日氛围。
董希文将西洋绘画的各种表现技法和民族绘画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绘画方法与中国古代工笔画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画法上以精细冷静的态度，对画面进行细节刻画，体现严肃单纯的风格。董希文突破西方油画焦点透视的写实原则，参考中国传统绘画散点透视的灵活手法，远近虚实结合，使广场和天空无限延展开来；舍弃琐细的细节描绘，集中表现国家领导人的精神、风貌和特点，让人物形象更为单纯化；将碧蓝的天空，大红的柱子、宫灯，金黄色的菊花、瓦片，崭新的紫红地毯，既相融合又成对比，使人感到单纯明朗而有力量。
董希文还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格与技法运用到了油画当中。画面强调了物体的固有色，减弱光源造成的阴影，放弃西方油画厚涂堆积的手法，控制过于写实的体积感，凸显画面的装饰性和平面效果。并且还糅进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绘画技法和敦煌壁画用色的特点，尤其是借鉴了敦煌壁画中铁线游丝描，在画面上充分运用中国传统线描造型手法，用线条来表现物象和人物的精神。画家在描绘红地毯时，还独具匠心地在颜料中加入砂粒而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开国大典》的色彩表现，可以明显地看出敦煌壁画装饰性色彩对董希文的影响。整个作品强调色彩的单纯，对比强烈。以红和蓝两原色为主色，既相互取得调和，又在通过强烈的对比隔行扫描，使画面散发出一种温暖愉悦的光辉，烘托出喜庆祥和的氛围，也满足了受众的民族文化审美心理。
在《开国大典》中，画家采用了蓝色作为背景色衬托主题，而人物皮肤和服装都加入了不同程度的黄色或红色予以调和。地毯以红色和金色作为主体色，原本属于冷色的蓝和绿，由于有着暖色的光辉映照，也都加入了适当的暖色予以调和。汉白玉的栏杆、天空中的白云、矗立着的话筒和天安门广场的地面，在阳光的映照下调和成不同程度的浅黄色。整个画面都在暖光的照耀中，散发出一种喜庆、温暖的光芒。每个人物以及物体的高光都调和成了黄色，所有的影子也做了模糊处理，减弱了晴天阳光所照射出来的强度。这样的处理方法，增强了色彩的倾向，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烘托了丽堂皇的欢庆气氛。
《开国大典》是特定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产物，在遭遇过“文革”政治的践踏后，其作品的精神意蕴已经超出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成为了华族永久的政治象征，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并且《开国大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形象的表达，所喻寓的主题思想是深刻的，它将艺术语言与所要表达的政治理想、历史传承、民族身份、文化诉求等内涵全部有机地融为一个整体，凝聚为博大的意义含量，释放出意义空间，显示出作品的真正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近一百年中华民族被欺侮历史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更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再生。
《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该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开国大典》面世之后，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开国大典》作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指引着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开国大典》的成功，为油画民族风格、民族形式的尝试和探索，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上世纪50年代，艺术界对于中国传统绘画总体持批评态度，而董希文却提倡兼容并蓄，从以敦煌为代表的民族绘画中汲取丰富的艺术源泉，应用到现实主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没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胸怀，没有深刻的民族文化自信，就没有民族艺术的改造和提升以及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开国大典》是董希文在20世纪50年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探索和尝试，对于今天的绘画事业，更有着启发的意义和作用。
《开国大典》既运用民族形式，使画面有明显的民族风格，也通过特定的题材彰显出民族气派，创造性画出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的新面貌。《开国大典》的成功，说明了一个对民族化进行了长期思索的艺术家在新政体对艺术的要求与限定中，寻找到了与这个特定题材适宜的民族表现形式，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执政领导和普通人民对这张画的认可，包括了对作品的题材与艺术形式的双重认可，对于油画民族化实践，这意味着从上至下的艺术受众的广泛接受与认同，是民族化实践出现以来影响范围最大的事件。
《开国大典》问世后，《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进行发表，油画美术出版社立即把它印成年画和各种美术图片，大量发行，印数达100多万张。
第二版的《开国大典》，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被雕刻成纪念邮票，广为流传。
2022年5月，《开国大典》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开国大典》摹本是靳尚谊与赵域于1972年临摹、阎振锋和叶武林于1979年修改完成。纵227厘米、横398厘米。1978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展览中展出；2011年7月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厅里展出。
1999年，董希文的亲属将上海广元艺术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及销售金箔画的北京工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美”)一并告上法庭，中国革命博物馆被追加为第三被告。原因是广元看准建国50周年这个商机，复制《开国大典》金箔画1.5万份在全球发行，其行为未经《开国大典》已故作者董希文的亲属许可。董希文亲属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将未售出的《开国大典》金箔画交法院处理，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7.5万元。2002年3月7日，该案曾第一次开庭。原告坚持由被告赔偿，但具体数额还未商定，此外要求被告在全国性媒体上赔礼道歉，停止侵权行为，将未售出的《开国大典》金箔画交法院处理。2002年2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油画《开国大典》的著作权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广元公司共同赔偿油画作者董希文的遗孀以及子女人民币2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