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25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34年4月14日出生）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以分析当代文化趋势而闻名，特别是他对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分析。生于1934年，25岁获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博士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现任教于杜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罗曼语言研究（法语）教授和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语言的囚狱》《理论的意识形态》等。《世界新秩序》写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詹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未尝失败，资本主义未尝成功。其中的论点与众不同，发人深省。2012年，现代语言协会授予詹明信终身学术成就奖。
从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法国文学，博士论文是《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耶鲁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67年后，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担任副教授、教授，主讲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1976年后，又回到耶鲁大学法文系担任教授。1986年，他来到杜克大学担任主讲比较文学的讲座教授、文学系主任兼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2003年辞去系主任职务，继续担任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兼任杜克大学人文科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从学术背景来看，詹姆逊前半期是一个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理论专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1971)、《语言的牢笼》(1972)、《政治无意识》(1981)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但詹姆逊本人后来却并不认为自己专属于文学研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家”，“注意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詹姆逊的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学术兴趣的转移：出版《政治无意识》之后，他的视野转入了文学的外部文化环境，开始了对后工业社会的总体性观察。1982年，他在美国惠特尼博物馆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演讲，标志着他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独到的思路，在资本扩张与文化生产之间探索深层的关联。随后他陆续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可见的签名》《地缘政治美学》《时间的种子》《文化转向》等论著，都聚焦于弥漫在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并将其纳入历史化的语境中条分缕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讲学内容后来整理出版为一书，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界颇为流行。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上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詹明信教授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米歇尔·福柯、阿尔吉尔达斯·格雷马斯、哈桑、雅各·拉冈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此时，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都变成了“后”的天下，杰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2002年7月28日上午，詹明信再来中国，精神铄地登上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台，为上海市学者作了题为的演讲。然而，詹明信2002年之夏带到上海来的“现代性的幽灵”，却没有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评。詹明信讲演之后，长期研究后现代文化问题的中国学者王岳川在上海的撰文批评杰姆逊“终于将立场移到了西方中心主义上，认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无意识领域广泛传播他们的殖民话语意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无条件地被动接受。”与王岳川观点类似的文章接连问世，而为杰姆逊“正名”的声音也同样响亮。尤其是杰姆逊的中国门生张旭东专门给《社会科学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参与讨论的人士以文本为根据，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读和空论”，并提醒“这是任何严肃讨论的底线”。
在生存的策略里，人们都会乐于从激进-自由-保守的立场分歧看问题的旧习。人人都会这么做。但我认为最好还是从哲学问题本身开始，然后，或者说最后，再来决定这些问题是出于激进主义立场，还是自由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所有这些后结构主义问题都可以在所有这些方向上反映出来。最终人们必需做出政治上的判断，我认为这至关重要；但问题应该首先从其内在的观念性上予以分析和讨论。对艺术作品亦是如此。我历来主张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决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在贝尔托·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不过这也使我的立场在某些人看来颇为含糊，因为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求政治信号，而我却更愿意穿越种种形式的、美学的问题而最后达致某种政治的判断。
我的早期理论著述(按：指《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及《语言的囚笼》)似乎是为我后来的文化分析铺平了道路。但当时它们却也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中。那时，法国和德国的批评传统在英美世界都远非为人熟知，因而我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将这些理论大众化。有关这些理论的种种翻译介绍层出不穷，传播甚广，美国知识界自七、八十年代以来也在理论上变得不那么肤浅幼稚了。像我那两本书那样的东西已经不是必需的了。要说新理论，如果新理论可以被不断制造出来的话，比我更适合这种工作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包含了关于时代的具有同质意义的理论难题。詹姆逊阐明了当前保守主义话题的发展方向，并指出这是以“历史的衰落感”和“空间的新兴感”为标志的时代。詹姆逊把文化看成是理解时代特性的主要手段，但却是在全然不同的理论范式下来处置这些难题的。这比任何右派的思想家的理论都更具有一致性并且难以反驳。然而，这里的文化既不是区分多种文明的界碑，也不是识别生产效率的分类编码，而是一件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非凡的法衣，它同经济自身一同不断扩张，并第一次真正像行星般地在全球周游。换句话说，文化现象并不与全球化现象相对立，而是全球化现象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而经济的发展，与其说是受到多种文化动因的制约，不如说是被某种决定了生产和消费方向的单一文化因素所左右。这种所谓有单一的文化因素，正是后现代主义。
这两个著名的概念，是怎样在确定其意义的理论斗争中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受到政治的制约。文明，一度是进步的启蒙思想一面令人骄傲的旗帜，在德国保守主义手中却变为一个颓废的污名；市民社会，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术语，在当代自由主义的词汇表中变成了值得称赞的引人注目的事物。这些蜿蜒曲折都导向了右派理论，而在詹姆逊所赢得的对后现代这个术语的控制权中，这个原本是自足的或非政治性的并与现存秩序，有共生关系的术语，被革命性的左派用惊人上的智慧与能量改变了原意。在这个抗拒革命的霸权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每一个左翼的航标看起来都沉没在自波旁王朝复辟以来未曾有过的狂喜的反动浪潮之下，左翼在种种历史变迁中却终于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毫无疑问，它提供的认识当代世界的框架，是这样令人难忘地——既充满诗意又讽刺刻薄地——抓住了充分同质化了的文化世界中居民们最深层最鲜活的生活经验。
在詹姆逊的叙述中，后现代性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地区性的，它所形成的多国资本的世界空间，并未耗尽地球资源或历史资源。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非一个完整的系统。它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在这个(无论比过去任何时候复杂多少倍的)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分裂，为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许多地区的条件下，它还能怎样呢？詹姆逊指出，在还没有新的集体劳工力量能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与多国资本主义争夺霸权的势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的领地内，“大家还处于低潮，没有人能说明大家还要在这种状态中呆多久”。但是，将后现代、现代和传统主题统合在一起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政治对抗形式在中心之外继续繁荣发展。詹姆逊在台湾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最令研究者振奋的国家电影工业，他写道，“这是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即使是中心也被边缘化了，关于边缘的不平衡性和来自晚期资本主义经验的不平衡发展结果的表述，要比衰落的中心所能作的任何表述更加强烈有力，更加意味深长，而且，尤其是具有更加深刻的象征意义。”由后现代性所书写的资本主义空间的重大扩张也意味着这一点。“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非殖民化与国家解放运动的巨大浪潮之后，世界各民族的新的自我意识”已经滋生出来。这里，文明和文化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的预言也有了人口统计学上的依据，那就是“各民族中所共有的趋势的日益扩大”。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因其对社会形态和文化形式关系的长期研究而获得了霍尔贝格国际纪念奖（2008年）和北美乌托邦研究学会颁发的李曼·塔尔·萨金特杰出学者奖（2009年）。他对中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化产生了影响，1985年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的讲座中讨论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概念。他的想法对一些学生产生了影响，包括张颐武和张旭东等学者。1987年，詹明信出版了一本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书，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并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后现代性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