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34
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近似于文化剽窃，多指将本不属于本地的异域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借用过来，从而对本地的文化形成影响，也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和现象。
“文化挪用”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多元主义国家，后演变为一个学术概念，在1945年被Arthur E.Christy加以使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一波后殖民主义批评浪潮进入主流视野。中国学界最早使用文化挪用概念是2002年，但未对概念作解释，而是直接作为批判工具。
文化挪用可分为实物挪用和内容挪用；根据表现不同，又可以分为显性挪用和隐性挪用。文化挪用利于推动话语体系重构、突破文化壁垒、扩大传播范围。
文化挪用近似于文化剽窃，多指将本不属于本地的异域或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借用过来，从而对本地的文化形成影响，也创造出新的文化产品和现象。从宏观上来讲，是把两种文化体系中的部分文化符号化、扁平化以形成更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表象价值表达，这种表达可以是视觉或听觉等表象传达，也可以是思维或价值等抽象概念的表象化。其中对抽象概念的理解极易造成思想同化，而家国情怀就成为了传播者能否坚定文化立场的关键。
文化挪用是指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之间的人们相互吸收和借鉴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经典文化；也是古今中外文学杰作普遍存在的现象，它与缺乏创新、拾人牙慧的抄袭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文化挪用可分为实物挪用（如对雕塑等有形物的占有）和内容挪用（如对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借用、改编）。内容挪用又可分为文本挪用、风格挪用、母题挪用和主题挪用等。
文化挪用根据表现不同，又可以分为显性挪用和隐性挪用，前者指的是直接挪用其他文化中物体、角色、建筑等可见实体，如中国龙、李小龙、长城等；后者指的则是理论、风格、审美等无形体系，如神兽、天人合一理念等。
“文化挪用”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多元主义国家，后演变为一个学术概念，在1945年被Arthur E.Christy加以使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一波后殖民主义批评浪潮进入主流视野。不过由于文化挪用与文化政治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所以在对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时，往往这一概念并不会被重视或理论化探究，间接导致了对文化挪用的关注较少或只集中在设计、艺术、影视等几个特定的领域。
中国学界最早使用文化挪用概念是2002年，文中未对概念作解释，而是直接作为批判工具。大体来说，中国学界对文化挪用也持类似的开放态度，尽管也会就其中包含的东方主义风险作出提醒。
文化挪用在国际传播中主要体现在文化符号的沿用。虽然对文化的压缩极易导致异文化思维下对文化的误用与偏差，但符号本身就是意义缺失的，无法传递全部的文化理念。在驳杂的对话体系中，简明的符号体系可以在不同语境文化中形成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如网红李子柒，她日常播种、收获、节日等视频在国际社交平台掀起了中国文化潮，在快节奏的时代里，她构筑的宁静、平和的生活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山水田园般生活的向往与共鸣，同时也引发了国际网民对其视频中部分内容进行符号化，从而宣传或加以模仿。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看，由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和平等性，文化之间同化的概率近乎于零，因此基于文化共性而进行文化挪用无疑可以推动国际传播主体之间的对话交流。
文化传播过程是带有特殊含义的符号组合在原文化叙述下的“他者”重构，即一种“编码—解码”并行的过程。“域外文化”在对“域内文化”进行解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义的损耗甚至是理解偏差。但文化挪用更多聚焦于文化形象的表达而非再加工，因此文化符号的挪用，尤其是显性挪用更有利于在当今“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形势中扩大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从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唐宫夜宴》到2022年《清明奇妙游》，河南卫视的节目一次又一次“出圈”，引起全球热议，原因之一正是对于传统文化符号的精准使用。利用现代高科技将唐俑、竹笛、敦煌飞天等要素呈现在世人眼前，对于美和艺术的共同追求引发了世界人民的共鸣。可见，文化挪用弥合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鸿沟，凸显了文化的交叉性与重合性，进而推动了信息接受者对于异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文化挪用对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多体现在不同语境下对挪用文化的表象表达及文化内涵的拓展与延伸。文化挪用不仅是一个输出的过程，更是一个输入的过程，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与中和，利用本土文化的弹性和创造性，通过中和其他文化中的经验和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其中，名著《西游记》的翻拍可以说是典型案例。迄今为止，官方的《西游记》影视化版本于世界上总计超过12种，而各版本又呈现出了不同的特性。在显性挪用上，各版本保留了原有的故事框架或人物设计，“紧咒”“金箍棒”等文化符号也大都被沿用，但不同版本又做出了变革，如日本93版《西游记》中唐僧由女性饰演、韩国11版《西游记》则改为了现代喜剧等；在隐形挪用上，各版本的人物精神都没有大变动，尤其是孙悟空所代表的反叛与无畏精神，但女性主义、个人主义、种族平等新时代价值观念被赋予其中。利用原有文化架构，将本土文化理念或时代精神赋予其中，从而构建起更为喜闻乐见、传播范围广泛的作品。
文化挪用的案例并不罕见。在各类争议事件中，文化挪用的主角往往是国际奢侈品大牌或者国际知名人士，而被挪用的往往是在宣传上处于弱势的文化群体。也因此，当谈及文化挪用时，大家往往默认了一个特定语境，即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占。谈起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西方媒体往往会同时谈到另外一个词——文化欣赏（cultural appreciation），两个词在英语拼写中非常相似。
在文化大熔炉的美国，媒体们也往往对文化挪用表现出高度“宽容”的态度。2019年，纽约时报曾发文谈到，时尚行业多次因“剽窃”其他文化传统遭到质疑一事，但文章作者随即将文化挪用与文化融合划上等号，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实践叫做融合，没有融合，人类社会不可能取得进步。文章还“告诫”大家，缩在自己的文化里，只会变得更肤浅。
随着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西方的服装设计也开始频繁使用中国元素作为灵感。2022年Dior早秋成衣系列发布会上，其中一条被介绍为“标志性的Dior廓形”的中长半身黑色裙子，其结构与中国传统服饰“马面裙”非常相似。该事件引发海内外的一系列争议，以至于被评论界称之为““马面裙’事件”。其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称具有明显“马面裙”特征的裙子是“采用标志性的Dior廓形的“全新”时尚单品即属于Dior廓形的原创款式，而不承认是一种跨文化借鉴的款式；第二，品牌发布时秀场选址在韩国首尔梨花女子大学，以示对韩国而非中国奢侈品市场的重视，这又进一步点燃了中韩文化的敏感点；第三Dior品牌在“马面裙”事件后仅在中国官网对该裙装下架，并关闭评论，未对此事件做出正面回应，还以“借鉴了、但不承认”这种公关处理方式激化了矛盾。
《花木兰》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披着中国传统故事外衣的美式迪士尼公主片，是迪士尼自《美女与野兽》《冰雪奇缘)之后又一以美式女权为故事结构的作品。其美式故事内核与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好莱坞式类型片叙事结构，与其表面所呈现出的中式外形呈现出一种令中国观众极其不适的错位感这种错位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挪用”，是好莱坞作为在电影产业之中绝对的强势文化对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的一种不恰当的使用，这种使用是在无意识的基础上，出于盈利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这种“文化挪用”体现在影片的方方面面。
迪士尼真人电影《花木兰》中花木兰背后的人物背景实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下的女巫形象。影片女性主义指向为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女巫崇拜并以此为基准塑造了花木兰人物的精神内核以及故事的发展脉络。由于全片内核的西方化以及美国华裔作者汤享亭的作品《女勇士》的影响，迪士尼影版《花木兰》中所塑造的女巫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巫形象也存在着巨大的偏差，这进一步加深了影片文化挪用之嫌。
《飞奔去月球》用大胆又充满爱的想象，讲述了一个由神话引发的爱与家庭的故事。2020年6月25日发布预告片与先导海报，影片以中国神话IP“嫦娥奔月”为引子，制作团队皆为好莱坞大牌导演、编剧。
反对“文化挪用”！中国留学生穿华服到巴黎迪奥总部抗议.百家号.2024-05-08
纽约TDC大奖一中国获奖作品引抄袭争议，作者:属文化挪用.澎湃新闻.2024-05-08
高育松:文化挪用、文化杂糅与文化传播.西北师范大学新闻中心.2024-05-08
功夫熊猫、花木兰和嫦娥，中国IP好莱坞化要防“文化挪用”.百家号.2024-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