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8 10:46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本字咏芝，后改润芝、润之），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在起义新军中当过半年兵，后就读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创办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主要负责农民运动。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后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毛泽东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主席，后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排挤。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10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长征结束。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1946年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经过了一年的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底到1949年中，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推翻了国民党政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改革，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毛泽东晚年也犯了错误，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
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整风运动，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其父是韶山冲农民毛贻昌，其母为文七妹。毛泽东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前两个婴儿都早夭，母亲怕他也不能长大成人，便让他叩拜石观音小庙一块巨石，认做干娘，还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毛泽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农民，因而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一些家务和农活，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十四五岁时还成天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在地里干活。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1902年，毛泽东八岁时，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开始读书。十六岁前，除了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其余时间内他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六处私塾读书。
毛泽东十六岁时，其父准备将其送到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毛泽东更愿意继续求学，在表哥文永昌的介绍下，毛泽东于1910年秋天离开韶山冲，前往湘乡县城的东山小学堂求学。在那里，毛泽东接触到了各种新式思想，思想也发生改变，其中毛泽东比较赞同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派思想。1911年，十八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前往长沙求学。毛泽东在长沙开阔了眼界，同时也接触到了革命派的主张。一天，毛泽东在学校的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他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毛泽东还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以示与腐朽的清政府决裂。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在军队期间，毛泽东将大部分军饷用来购买书籍、订阅报刊，以了解时事政治。半年后，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退出军队，继续求学。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毛泽东只在这所学校里读了半年便不满足于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于是选择退学后自学。毛泽东居住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前往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在此期间，毛泽东广泛地阅读中外书籍，特别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半年后，由于父亲不再支持他这种学习方式，同时湘乡会馆因住进了一批士兵而难以居住，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也转入第一师范学习。在湖南一师，毛泽东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蔡和森、萧子升等，以及对他影响甚大的老师杨昌济。在学习上，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阅读了大量书籍，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毛泽东都认真的阅读。读书的同时，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
1916年后，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的重心从传统典籍转向哲学、伦理学，社会实践也更为丰富。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请了已经毕业的萧子升，二人不带一文外出“游学”，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很多地方。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游历了半个多月。毛泽东的身边也逐渐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追求进步的青年，1917年底，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准备成立一个团体，此举得到了大家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此时他二十五岁。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在已经是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的建议下，准备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人坐火车前往北京。毛泽东等人到达北京后，发现他们的计划困难重重，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众人都前往各地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毛泽东则留在了北京。后经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认识了很多新文化运动人士，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了解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还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恋爱。1919年春，由于母亲病重，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了湖南。回到湖南的毛泽东在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毛泽东和何叔衡，商议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通过新民学会的成员，召集了长沙各学校代表举行会议。经过会议讨论，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总罢课。6月3日，长沙20所学校统一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7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湖南学联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担任主编及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创办一个月后，遭到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查封禁止，学联也被迫解散。同年底，为了驱逐张敬尧，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在各方声讨下，张敬尧最终于次年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后与李大钊接触地更加频繁，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进一步了解。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讨论湖南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并就马克思主义等问题与陈独秀进行了交谈。七月，在张敬尧被驱逐后，毛泽东回到了湖南，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校长，后又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学社与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致力于宣传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还准备在湖南发动自治运动，号召成立“湖南共和国”，但最终失败，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及与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等人的交流下，逐渐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筹备建设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了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前往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后一天（31日）改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毛泽东在会上负责记录，同时作了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准备宣传和发展党员，同时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到1922年5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国共产党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了长沙、安源等地的工人运动。1923年1月，正在筹备中共三大的陈独秀将毛泽东调往上海，准备让他在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泽东与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前往上海。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不久，又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同前往广州，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筹备中共三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毛泽东以湘区党的代表身份出席。会上讨论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会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9月，毛泽东返回湖南，筹备建设湖南国民党组织。1924年1月，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言，对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以及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发表意见。毛泽东在会上的表现受到了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士的注意和欣赏，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前往上海工作。
在上海，毛泽东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排挤，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于1924年底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1925年9月，毛泽东回到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同时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以反击国民党右派。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继续代理宣传部长。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提议通电讨蒋，但遭到苏联军事顾问的反对。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毛泽东因而离开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职位。
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后，全心投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中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八月，毛泽东组织师生前往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处实习。9月，毛泽东为其组织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1926年11月，毛泽东受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即前往上海。毛泽东到任后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随后在长江沿线视察，联络各省国民党党部，商议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2月，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上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右倾政策提出了反对。会后不久，毛泽东即前往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下乡考察农民运动。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此后，毛泽东又担任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决定，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五人组成土地委员会。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正式的开学典礼，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负实际主持之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现实问题上仍寄希望于汪精卫、谭延闿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上。毛泽东也参加了会议，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但并未受到重视。不久后，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反共”，制造了“马日事变”，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受到了严重的破坏。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刚到长沙10天便又被召回武汉，参加7月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的策略——“上山”。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由合法变为非法，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新改组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出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决定新时期新政策。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毛泽东参加了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论断。会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准备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10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进发，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受阻，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湘南地区转移。路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起义军损失惨重，士气也十分低落。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后，起义军于10月3日到达宁冈县古城。在这里毛泽东说服了井冈山区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随后起义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核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还在经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率部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5月4日，在宁冈举行了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毛泽东、朱德在战斗中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并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随之扩大了。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井冈山地区实施土地革命。经过土改，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因而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逐渐发展全盛。然而1928年8月，在湖南省委的错误领导下，红军主力向湘南地区冒进，部队损失较大，根据地的外围地区很多被国民党重新占领，史称“八月失败”。9、10月中，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击败了国民党的多次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恢复元气。11月初，毛泽东收到中共中央的6月4日的指示信，同中央联系上了。6日，在茨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会上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1928年底，朱毛红军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会师。但与此同时，国民党集结大量军队“围剿”井冈山，加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本身的不利条件，经过讨论，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前往赣南。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发展，体现在他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先后在赣南、闽西等地作战，于1929年3月占领福建长汀县城，开始建立闽西根据地。4月，红四军返回赣南，在江西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会师。会师后的红军趁国民党军阀内战，在赣南地区不断发展，毛泽东也在江西兴国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5月，赣南的国民党军队增多，红军再次转战闽西，但此时红四军内部关于党、军的争论愈演愈烈。1929年12月28-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次会议确定了红军的宗旨性质，确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与政治工作的地位，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规定了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这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重要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逐渐建立起一块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在深入群众的同时，毛泽东亲自到群众中调查，写成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此后，红四军在赣南、闽西间转战，并在1930年6-7月间没有机械听从中共中央进攻南昌、九江的“左倾”冒险，红四军也在6月中旬改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8月，在红军攻下湘赣边界的文家市后，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随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进攻长沙，但没能成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10月，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随后又攻克附近地区，将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红军得到了扩大。
但很快国民党集结重兵于南昌，准备对红军进行“围剿”。11月，国民党军队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围剿”，毛泽东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执行“诱敌深入”的方针，于1930年12月30日-1931年1月3日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半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大为震惊，于2月调集2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反对退出根据地及分兵退敌两种对策，提出依托根据地的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击败国民党军，经过讨论，最终毛泽东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31年5月16日到5月3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五个胜利，歼敌三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很快，国民党就开始了第三次围剿，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而此时红军主力正分散在闽北、闽西一带。毛泽东与朱德在分析了敌我实力的悬殊后，决定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在群众基础良好的根据地内部避敌主力，击其虚弱，从而击破这次围剿。经过三个月的战斗，红一方面军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经过三次反围剿胜利，赣西南、闽西两苏区连在一起，形成了以瑞金为核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此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受到排挤，被取消了在中央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毛泽东此时正在福建长汀养病，于2月被召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事务。在毛泽东主持后防事务同时，周恩来与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在前线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又陷入了“反右倾”中，从上海来的博古等人将矛头直指毛泽东，毛泽东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组织进行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后期又在会昌、于都工作过。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集中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冒进主义，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阵地战，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毛泽东也跟随中央红军一起行动。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跟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但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在转移途中伤亡惨重。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贵州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红军总司令部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恢复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权，遵义会议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继续调集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会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先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1935年6月18日到达川西懋功县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讨论之后的去向，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主张，向北前往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国焘想要南下成都。经过讨论，会议最终决定北进，但由于张国焘的故意拖延，红军失去了北进的最佳时机，被迫经过大草地北上。张国焘此时却执意南下，企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毛泽东当机立断，与中央机关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先后翻越岷山、六盘山后，于11月19日到达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即向陕甘根据地发动进攻，11月21日，红军将国民党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然后歼灭，取得了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战果，打退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进一步加剧，先后制造了“何梅协定”“华北自治运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掀起了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了党的新的策略方针，即发动全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上半年，在瓦窑堡会议的指导下，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军开始东征，沉重地打击了阎锡山的晋军。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4月13日，中共中央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5月，毛泽东回到陕北。此时，红军还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初步合作，张、杨不愿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作战。
1936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携手抗日，但蒋介石执意“剿共”。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不愿内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服从“剿共”命令。在张学良对蒋介石再三“劝谏”未果的情况下，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即致电毛泽东等人，并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商议大计。中共中央随后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等商讨，经过讨论后，毛泽东等人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蒋介石妥协，同意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第二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筑成民族统一战线。7月17日，蒋介石发表抗日的“庐山讲话”后，毛泽东即表示欢迎，于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表示了共产党人抗日的决心。8月23-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应采取游击战为主的策略，同时要保持党对红军的领导，以及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洛川会议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八路军出发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前方，强调部队一定要按照洛川会议中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当即指示前线的八路军，要放弃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5月，在全面抗战进行了10个月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批判了当时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强调抗日战争中国一定会胜利，但是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并指出当时所处的第二个阶段应以游击战争为主，且游击战争一定会胜利。另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要依靠群众。《论持久战》发表后，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评价，蒋介石也非常赞同，令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在正面的攻势暂缓，蒋介石愈发对共产党敌后游击战争及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感到不安。1939年底到1940年春，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反共”行动：对八路军陕甘宁边区、山西、冀南豫北三地区进行了军事进攻。面对蒋介石的“反共”行动，起初毛泽东指示尽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但在国民党军的变本加厉下，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坚决反击，最终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制造了“皖南事变”，公然对新四军军部发动攻击，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随后发表谈话，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利用一切公开场合和机会，向社会各界和其他国家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及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经过共产党的坚决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党的内部存在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毛泽东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进入1945年后，抗日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陆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随着二战欧洲战场的胜利，盟军不断逼近日本本土，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即将来临。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并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声明说：由于苏联对日宣布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全国人民应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民众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全面反攻，光复了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针对蒋介石企图在抗战胜利后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蒋介石多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但蒋介石并非真心想通过谈判实现国内和平，而是通过此举掌握主动，将压力给到中共，同时还可以借助谈判的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毛泽东接到邀请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要去重庆。会上毛泽东发言，决定前去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1945年8月28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松的陪同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次日毛泽东即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谈判持续了一个多月，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10月10日，双方签署《双十协定》，谈判初步完成。
尽管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但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因而《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不但没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早在重庆谈判期间，阎锡山便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出兵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但在上党战役中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击败。1945年10、11、12月，国民党军队对各解放区的进攻到达高潮，毛泽东则指挥晋冀鲁豫解放军发动了平汉路战役，取得大捷，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势头。迫于军事失利和国内外各方压力，1946年1月，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代表提出的无条件停战。
1946年6月，蒋介石的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面对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提出了与之斗争的方针：在军事上，以运动战为主，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政治上，与人民群众合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经济上，要作持久打算，节约资源、发展生产。在这些方针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105个城市，但人民解放军消灭了30万国民党军，同时国民党军需要分兵防守新占领的地区，可用于一线机动作战的部队越来越少了。在对全面内战开始后四个月的总结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变化后，人民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各战场的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继续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实行内线作战，不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取得重要胜利。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七战七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队。与此同时，山东解放军也与国民党军展开多次战役。1947年2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的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全歼李仙洲集团，随后又向南前进，于5月13日至16日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整编74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初，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目标直指延安。毛泽东判断胡宗南的这次进攻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条件极度困难下的一次“孤注一掷”。中共中央在分析了敌我对比后，主动放弃延安，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开展运动战。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则留在陕北，3月至8月间，在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经过延安、青化砭、羊马河等七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这一时期，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全国其他解放区也先后开始对国民党军发动反攻。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发起鲁西南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在山东的战略部署，使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宣告破产。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南行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建立起大别山根据地。同一时间，陈赓、谢富治兵团也渡过黄河，于11月到达豫陕鄂边区。9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会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突入鲁西南，于11月到达豫皖苏地区。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将三个新解放区连成新的中原解放区，对扭转战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其他地区的解放军也纷纷转入战略反攻，到1947年12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国民党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守，退到交通线上的城市拒守。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的各个战场不断失败，两年间被歼灭兵力达264万。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实行重点防御。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仅用8天便攻克济南，宣布蒋介石重点防御的计划破灭。毛泽东等人对济南战役作出高度评价，还从济南战役中总结出了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的方法，战略决战即将开始。
毛泽东将战略决战的目标首先放在东北，而当时东北的国民党军主要守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东北野战军对先打哪个存在疑虑。毛泽东帮助东北野战军确立了先打锦州的信心，同时告诉东野，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大歼灭战的决心”。1948年9月12日，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历时52天，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的胜利，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历时65天，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完成了歼灭国民党主力于华中、中原战场的任务，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极有力的条件。1948年11月29日，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发起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改编国民党军52万人，基本解放华北全境，使东北、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正式提出求和。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多次向中共提出和平谈判，还派出代表团前往北平谈判。4月1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13日，举行正式会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20日，李宗仁、何应钦拒绝中共的《国内和平协定》，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标志着国民党22年的政权灭亡。1949年3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2月，毛泽东前往苏联访问，并与斯大林进行会谈，次年2月14日，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进行军事干涉，美军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而威胁到了中国东北部。10月，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前期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为了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发展。1963～1965年，毛泽东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6年，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因而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1969年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1971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被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林彪死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在中共“十大”上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受到了毛泽东的会见，同年毛泽东还接见了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并筹备建设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上毛泽东介绍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宣传发展党员，组织工人运动，后来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驻扎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他沿湘赣边界广泛开展游击活动，调查了解井冈山地区的民情、地域等情况，选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区域。毛泽东还抓住国民党内部斗争这一有利时机，在井冈山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地主反动武装，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至1928年2月，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工农革命军先后占领茶陵、遂川、宁冈，建立了三县红色政权，根据地范围已拥有宁冈全县，永新、遂川、莲花、酃县、茶陵各一部。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罗霄山脉中段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已经形成。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2月17日-25日，刚刚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了党的新的策略方针，即发动全民族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爆发后，毛泽东站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二天，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筑成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不仅是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毛泽东不仅开辟了创建人民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对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明。这些主张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接受，形成了有关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
毛泽东在建军初期就对人民军队的建设方向进行了明确的阐述。他提出：人民军队的性质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唯一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还是生产队。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大特色和优势。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建军初期，就通过八七会议、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领导体制问题。毛泽东还将探索了如何使人民军队的思想无产阶级化，即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对于正确处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关系以及对待敌军俘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敌军俘虏的原则”，毛泽东还创造了独具我军特色的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制定了体现党的路线政策的军队纪律，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准备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9月10日，秋收起义爆发，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起义受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湘南地区转移。9月29日，部队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领导红军进行武装斗争，扩大了根据地的面积，击败了国民党的多次进攻。此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在赣南、闽西等地作战，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三次击败了国民党军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便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应采取游击战为主的策略。太原会战后，华北战场上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指示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5月，毛泽东接连以论著和讲演的方式推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两个文本，系统阐述持久战、游击战理论。在1938年华北局势的变化下，共产党军队也由最初设想的山地游击战发展为平原游击战，同时加强了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施土地革命。经过土改，广大贫苦农民都分到了田地，因而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逐渐发展全盛。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后，毛泽东受到排挤，被取消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导权。毛泽东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组织进行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后期又在会昌、于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陕甘宁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指出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工作，并且“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主张实行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中小企业、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等一系列的“同时并举”即“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阐明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了若干重要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最高决策人，也是新中国对外方针的主要奠基者。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及时制定或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引进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去，从根本上划清了与旧中国半殖民地屈辱外交的界线，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基础。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毛泽东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把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发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四大创举:一、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胜利道路的；二、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整风学习，成功地更换了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对指导思想的新抉择；三、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指针，寻求一条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四、以贯彻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更好地结合。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在陕北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认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苏维埃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看似两个极端，实际是相同的，都源于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因而于1942年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强调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团结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明确了必须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也使党认识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其伟大作用。
1950年，围绕京剧问题发生了一场两派争论，一方认为要全盘继承，另一方认为要全部否定，毛泽东于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指明了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戏曲遗产，让各种戏曲形式、各种艺术风格同时并存，共同繁荣。1953年，在关于历史研究的方针上，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双百”方针将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根本方针。“双百方针”以文艺和科学为切入点，其深层内涵则是针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而提出的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治国的基本方针。
1966年，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因而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超出了他的预计和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大量出版，1944年7月，首版《毛泽东选集》在晋察冀边区发行，编入毛泽东从抗战以来到1944年6月间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共5卷。新中国成立前，除了晋察冀日报社版之外，《毛泽东选集》还有1945年苏中出版社版、1948年哈尔滨东北书店版、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版、1946-1949年间以单行本形式分册出版的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版等4个主要的版本系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选集》先后出版过两个版本，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迄今，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文字正式出版，总授权发行量逾3亿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文集》共收入毛泽东文稿803篇，是继《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弥补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没有选集这个空缺。《毛泽东文集》于1993年12月26日开始出版，至1999年7月1日全部出齐。全书共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
《毛泽东军事文集》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作编辑而成的军事巨著。收录了毛泽东从1927年8月至1972年12月的军事著作1612篇，计267万余字，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史册。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02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习近平强调，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坦荡宽广的胸怀境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毛泽东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永远是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下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被他的国文老师柳潜评价道：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其老师杨昌济曾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的才能资质像这样优秀，实在是难得。因为农民的家里常常培养出优异的人才，于是我用曾国藩、梁启超的例子勉励他。毛泽东曾经务农两年，民国建立时还当过半年兵，他的履历也是很有趣味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曾称赞毛泽东为“农民运动的王”。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毛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复杂人物。他有着中国农民的淳朴和自然天性，有一种生动的幽默感，喜欢憨厚地大笑。即使在谈到有关他自己的话题和苏维埃的缺点时，也发出阵阵笑声一一这种孩子气的大笑，却从未动摇过他内心对他的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俭朴，有的人或许觉得他有点粗鲁简陋。然而他却综合了天真纯朴的奇异秉性和聪明绝顶的智慧以及老练圆熟于一身。
美国记者斯特朗在《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中写道：“毛主席是十四年前在延安时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现在这已成为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名言了。”“毛主席的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会见毛泽东后，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他（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毛泽东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一师位于南郊，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毛泽东则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18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访问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在交谈中，黄炎培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他说：我活了六十多年了，不说听说过的，就是亲眼见到的，真可以说是兴盛的也快，灭亡的也快。个人、家庭、团体、地方、国家，没有哪个单位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诸位，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就是希望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一生都喜好读书，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等，可以说无所不包，涉猎极广。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便广泛地阅读，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等。后来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手不释卷。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还阅读了历史学家吴晗的《朱元璋传》，并给出了意见。毛泽东去世前长时间陷入昏迷，短暂的清醒期间还要别人念书给他听，直至再次昏迷，最终去世。
毛泽东酷爱游泳，少年时代就是游泳好手。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经常去湘江中游泳，目的是消热解暑和刻意磨炼意志。之后上由于转战南北，戎马倥偬，便很少游泳了。解放后，随着新政权的巩固，游泳便又成为毛泽东强身健体的首选运动项目。50年代中期，毛泽东便常常在北戴河游泳，后更是在63岁-73岁间先后十八次在长江中游泳，还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占地面积5.72公顷，总建筑面积33867平方米，始建于1976年11月，1977年9月9日举行落成典礼并对外开放。其主体建筑为柱廊型正方体，南北正面镶嵌着镌刻“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色大字的汉白玉匾额，44根方形花岗岩石柱环抱外廊，雄伟挺拔，庄严肃穆，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毛主席纪念堂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纪念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革命领袖集体的纪念堂，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是反映毛泽东生平和光辉业绩的革命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潭韶山市韶山冲。1964年10月1日开放，馆名由邓小平于1983年4月20日题写。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陈列面积2000多平方米。原名韶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由故居、少年时代读书的私塾旧址、韶山农民夜校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青年时代塑像、铜像等组成。展出文物和资料500余件、历史照片近200幅、雕塑6尊、模型5个、场景复原6处、图表37个、油画国画10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为全国唯一一家系统展示毛泽东主席生平事迹、思想和人格风范的纪念性专题博物馆，为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
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城南妙高峰下，前靠书院路，北近步行街，西临湘江、橘子洲，与岳麓山隔江相望。占地面积66670平方米，共有建筑36栋，其中文物建筑面积21241平方米，基本陈列展室展览面积1200平方米，规划陈列展览面积2500平方米（2013年完成扩馆改陈）。这里保存有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纪念地十四处，包括第八班教室、第八班寝室、自习室、阅报室、大礼堂、水井、君子亭、师范部第二十二班教室、附小主事室以及工人夜学旧址等，各纪念地保存完好；设置有反映青年毛泽东求学、任教及从事革命活动的史实等基本陈列展厅六个。湖南第一师范青年毛泽东纪念馆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宣传青年毛泽东光辉业绩的专题性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