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47
《甲申日录》（朝鲜语：갑신일록）是朝鲜近代史上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所撰的著作，是研究朝鲜甲申政变的基本史料。该书用汉文写成，共计19400字，详细叙述了1884年（甲申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与日本驻朝公使馆策划与发动“甲申政变”的过程。但由于《甲申日录》并非金玉均即时所写的日记，而是事后追忆并以日记形式完成的，故谬误不少，引用时需要与其他资料相互参照。
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联合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发动了旨在改革内政与脱离中国的“甲申政变”。然而到12月6日，政变即被袁世凯所率之驻朝清军平息下去，洪英植死于政变，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亡命日本。而金玉均写《甲申日录》，则是亡命后约10个月的事。1885年9月5日日本《朝野新闻》报导：“该人（金玉均）逃亡我邦，流寓横滨市、神户等地，近日寓居银座附近，谢绝一切来客，弄笔幽窗之下，著述迄今所经历的崎岖间关之事。想必完成后令人耳目一新的事实会有很多。”这里金玉均所著述的正是后来的《甲申日录》。到了18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九），清代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李鸿章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提到“我得玉均日记，亲信有据”，这是最早关于《甲申日录》问世的一条史料。也就是说，金玉均完成《甲申日录》的时间，当是在1885年9月到1886年2月之间。
金玉均为什么要写《甲申日录》呢？他本人并未阐明。一般认为，其著述动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金玉均作为政变的主导者，怀有将甲申政变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的责任感。尤其是当时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同志都去了美国，金玉均倍感孤独，心情郁闷，不禁怀念洪英植等政变牺牲者，更感到将开化党的活动及政变过程记录下来的必要；其二是为了谴责日本政府的背信弃义。金玉均等人是在日本人的主动帮助下发动甲申政变，可如今政变失败后，日本政府却千方百计撇清与政变的干系，并且待金玉均等人极为冷淡，拒之门外。金玉均遂决定披露日本参与政变的真相，作为对日方背信弃义的谴责并让其难堪。在这两个动机的驱使下，金玉均提笔写就了《甲申日录》这部著作。
金玉均的这一著作名为《甲申日录》，所叙的乃是甲申年（1884年）之事，但实际上其构成包含了1881年、1882年与1883年这三年的一些要事，而1884年的内容也只集中于10月30日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到12月6日甲申政变失败这38天时间。《甲申日录》用汉文写成，自“开国四百九十年辛巳十二月，奉我大君主命出游日本”始，至“余等乃决意随后而行”终，全文共计19400字。其中1881年到1883年的部分为简单的梗概，可以看作是序言；自1884年10月30日以后才开始以日记的形式全面展开。其叙述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朝鲜的对内、对外的政治博弈，具体来说就是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独立党）与闵泳翊为首的守旧派（事大党）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日本、美国、英国等国使节与开化党之间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内容则是对甲申政变全过程的记述，包括政变的谋议、人员构成、进行、政纲以及失败的过程，特别是记录了“十四条政纲”，这是最系统的关于开化县党政纲的记录，其他资料只是零散地记载而已。因此人们能从《甲申日录》中窥见开化党的政治活动与思想主张。
《甲申日录》作为当事人所撰之第一手史料，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后世对甲申政变的叙述，无不以《甲申日录》为依据。但是，《甲申日录》并非是金玉均在1884年所逐日记录的日记，而是金玉均在将近一年后的追述并以日记形式写就的，并且他手边没有任何类似备忘录的参考资料，完全是凭个人记忆写成，这样就难免有不少纰漏，也使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不仅许多记载与其他史料有出入，而且不少记载明显失实，如甲申政变爆发时在邮政局的宴席中漏掉了徐光范、将高宗所写的教旨“日使来卫”写为“日本公使来护朕”等。正是由于《甲申日录》谬误颇多，所以甲申政变的另一主导者朴泳孝就曾对该著作委婉地批评道：“甲申政变前后的金古筠君的日记乃是依当时君（指金玉均）之一时方便，故与事实相异之处不止一二”，并强调《甲申日录》中关于开化党自策划政变以来就与赵构合谋决行的记述完全迥异于事实，是最重要的错误。日本学者山边健太郎则认为《甲申日录》是一个不可信的史料，更有甚者认为《甲申日录》是假托金玉均的日本人所写的伪作，作者是与井上角五郎和福泽谕吉（两人均是开化党的支援者）有密切关系者，为了掩盖伊藤博文与井上馨在甲申政变中的作用而写了《甲申日录》，全部说成是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的责任。
但是韩国历史学家李光麟则对此持不同意见，他通过将《甲申日录》与《尹致昊日记》、《统署日记》、《甲申大逆不道罪人喜贞等案》、《秘书类·朝鲜交涉资料》等可信度高的史料进行仔细地对照分析，发现《甲申日录》在甲申政变前的记录只有11月1日、4日、19日、23日、12月2日的记述是可以得到印证而没有问题的，10月30日、11月5日、18日、24日、30日的记录的事实则是日期上有偏差，而10月31日、11月6日、9日、10日、12日、13日、14日、15日、29日、12月1日所记录的则与事实不符，其他日期所记事实则没发现可资印证的史料。李光麟认为这是金玉均记忆失误所致的，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甲申日录》能发现部分错误，仍可以说是整体内容值得信赖的著作物。”因此从《甲申日录》的史料价值来看，既没必要因其记载存在讹误而全盘推翻，也不能因为是当事人金玉均所写而无批判地相信与引用，而是需要慎重地与其他史料相互参照才是。
金玉均在当时是一个焦点人物，不仅发动了甲申政变，还在亡命日本后试图反攻朝鲜（参见词条大阪事件），因此令中日朝三国政府十分头疼，均对其严重关注。所以金玉均《甲申日录》成书后没过多久，就以抄本形式流传出去，最早的记录就是前面提到的1886年2月李鸿章发给袁世凯的电报。其后在1886年4月，《甲申日录》又被日本总理府所誊写，以“金玉均自书日记（甲申月（日）录略抄）”的题目被伊藤博文收录于《秘书类纂·朝鲜交涉资料》上卷中。可见其流传速度是相当快的，但原本已经亡佚，当今所存的都是抄本。鉴于《甲申日录》对研究金玉均与甲申政变的重要意义，韩国学文献研究所将其收录进《金玉均全集》（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中，并且韩国学者赵一文根据奎章阁所藏的《甲申日录》将其翻译为韩语，1977年由韩国建国大学出版部刊行。日本学者月脚达彦则依据东洋文库所藏的《甲申日录》将其翻译为日语，收录进《朝鲜开化派选集》中，2014年由平凡社出版。中国方面，《甲申日录》则被收录进王芸生所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编纂的《中日战争》（第2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