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195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中国当代女诗人。她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宁波研究院，曾供职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其创作涵盖诗歌、散文等多种文学形式。翟永明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女性视角，其中组诗《女人》在1980年代中期引起广泛关注。1998年，她在成都开设了“白夜”酒吧文化沙龙，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她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获得了包括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国际文学奖项。

人物经历

翟永明1974年高中毕业，作为“知青”下乡插队，1976年回城。198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宁波研究院（今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1981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旅居海外。

1984年，囊括二十首抒情诗的大型组诗《女人》，以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了文坛；1986年，该组诗在《诗刊》社的“青春诗会”发表后，更是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翟永明1986年底辞职，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她的单位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属于部级单位，待遇、福利都很好。要是当时不从单位出来，她现在最起码是高级工程师。但是这种严谨的科研单位并不适合翟永明，她觉得非常压抑。

1990年翟永明去美国。在美国一年半的时间，整个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留下来。这段时间，翟永明基本上没有写作，越来越想回国。因为如果要呆下去，她就得放弃写作，去努力学英语，努力拿学位，努力找工作。好的话，就是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不好的话，就得为了生活继续打拼。这种生活对她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从美国回来后，翟永明开始考虑写一些诗歌之外的东西。于是，1996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纸上建筑》之后，成为自由撰稿人。在数十年的诗歌写作中，翟永明一直保持充沛的写作和思考的活力，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问世，在中国诗坛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被普遍认为是中原地区当代最优秀的女诗人、东方最美丽的女人。

人物简介

翟永明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姐姐莫然是著名作家、编剧，翟永明小时候看到姐姐莫然写，自己也开始写。中学时写了很多古体诗词，下乡两年又写了几十首，包括自己画的配图，可惜已全部遗失。翟永明接触西方现代文学是在大学毕业后。

高中毕业报名下乡，1976年夏天，十八岁到成都郊区静安大队下乡。生产队的人发现她爱看书，带她到家里找到一本《笔生花》。她父亲有不少古典戏剧集，她也带些《桃花扇》《西厢记》之类到乡下读。

1977年翟永明进入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由于单位有很好的电教设备，看了大量西方电影，培养了她的审美，对色彩、造型、域度等视觉元素逐渐敏感起来。除了文学，她又爱上了电影、摄影、造型艺术等。

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她上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跟文艺毫不相关——她不喜欢；毕业后分配到物理研究所，对这份工作——她不喜欢。

二十岁出头的翟永明，由于写诗、倾心艺术，要求自由的生活。她是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的人，被人看成是有点“坏”，不本分；她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拿了稿费，被人视为不务正业、在外面挣钱。

1983年，她写出了《女人》组诗，总共二十首抒情诗，以《独白》开始，“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诗中有很多句子流传甚广，比如，“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的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凡在母亲手上站过的人，终会因诞生而死去”，她像一个女巫，说出这些如咒语如谶语般的话。决绝的口气，激烈的抗争，秘密和痛苦，悲怆而绝然的情感，是翟永明对自己身为女人的体悟。

此诗写完后没有立即发表，只在一小堆朋友间传看。1984年，她在单位的打印室印了二十本单行本，“挺困难的，我们单位打印室一女孩跟我关系不错，油印是我们俩一起印的，很原始的，弄得手上都是油，印完再装订”。

1986年，《诗刊》举办“青春诗会”，邀请翟永明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于坚、韩东。自1980年开始的《诗刊》“青春诗会”，在第一届曾以青春诗会专号的形式，让北岛、舒婷、顾城等一夜走红。一直以来，“青春诗会”被视为诗歌界的“黄埔军校”，在中国诗歌界有着巨大影响力。翟永明拿着邀请信向单位请假，最后领导倒是同意了，但也对她非常不满。

在那届“青春诗会”上，翟永明发表了组诗《女人》。她在“青春诗话”里写道，“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女人》组诗陆续被《诗歌报》和《诗刊》发表，漓江出版社还作为同名诗集发行。这组诗震惊了1980年代中期的诗坛，给她带来盛名。在序文《黑夜的意识》中，翟永明说：“我更热衷于扩张我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的‘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

翟永明说，“‘白夜’让我的写作视界和对现实的理解都大大地打开了，并且让我的写作发生了很根本的变化。从1998年到现在，我的写作可以说是非常自由和多变，这在很多时候都与我关心的事情发生改变有关。我认为作家的写作应该跟随内心，内在的思想和观念变了，写作一定会变。这些年我出了两本诗集、三本随笔。其中《白夜谭》完全是记录‘白夜’和‘白夜’周边的艺术群体。”

人物语录

我的写作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跟时代是有关系的。你们会觉得诗人不关心社会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但我没有真正关注过政治，我觉得政治是特别复杂也特别肮脏，特别功利的事情，我不太感兴趣。我很清楚，政治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是我永远了解不到的，我真正关心的是它的真相。但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政治事件背后的真相。我想我们了解的政治可能都是表面的。但我们生活在政治的控制之下，如果说关心，我关心它到底要把我们控制到什么程度。

对我自己来说，最能够给我带来快乐的还是诗歌，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变化，个人是无法控制的，惟一能够自己控制的就是写作。通过写作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能够感觉到自已的存在。我有时非常虚无，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撑自己，使自己不觉得是行尸走肉。诗歌正是起到了这样的类似宗教的作用。所以我说诗歌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诗人必须为自己找到一种活法，这样才能有利于写作。在四川省，许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活跃的诗人在90年代后，有的已经投入到经济潮流之中；有的仍然在四处漂泊，为生存奔忙；有的经商之后又重新回到书桌旁潜心写作。他们中的有些人无法在这个时代获得现实感，只能在写作中攫取能量；另一些人也许在现实中获取能量，但无论如何也需要将它转化为对诗歌的欲望。我不认为处境的改变，和身份的置换，就能解释诗人在现实中的一切。对于诗人来说，他的职业和身份都是不确定的因素，唯一确定的是诗歌对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