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47
聂元梓，女，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聂元梓于1921年出生在河南省滑县，1934年，进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就读。1938年1月，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先后在齐齐哈尔以及哈尔滨工作。1963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后调至哲学系，任系党总支部书记。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9月11日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并担任“校文革”主任。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同年4月19日，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1986年，聂元梓获得“假释”。2000年，刑满出狱。
聂元梓于1921年出生在河南省滑县。她的祖上是有名的医生，靠行医积下很大的家产。聂元梓出生时，她的家庭已经很富有，除了在滑县农村占有大片耕地外，她父亲还在城里开了一家中医药铺，边行医边卖药。
1934年，13岁的聂元梓小学毕业后，在父亲的支持下，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
1937年7月，聂元梓只身冒着酷暑，跑到太原去，参加由山西“牺盟会”在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搞军训班。从此，聂元梓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1月，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就受党组织的委派，去山西省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聂元梓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后，由于表现积极，她的理论知识也进一步丰富起来。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她，又把她送到延安，边学习边工作。
1947年初，党组织派聂元梓和她丈夫一起到东北的齐齐哈尔工作。当年年底，组织上又调他们夫妻二人到哈尔滨工作。吴某在一家报社担任社长，后来曾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聂元梓则先后担任了中共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哈尔滨市委理论部长。在此期间，她又曾受组织委派，第二次到延安，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63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一批理论上强，有一定革命经历的领导干部到北京的一些重点高校去担任中层领导职务。聂元梓是被组织选调到北京工作的干部之一。同年，聂元梓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她到北京大学不久，就从经济系调任哲学系，任系党总支部书记。她的行政级别，也被提拔到12级。这时，她刚42岁。
聂元梓调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作为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她理所当然地成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下层“四清”工作的组织者。聂元梓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的，可以称为积极分子。因此，她得罪了不少人。
1966年初，在北京市委主持召开的传达中央解决北大社教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上，聂元梓迫于形势压力作了检讨。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当晚，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进校。6月4日晨，新改组的北京市委负责人到北大宣布：撤销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大党委进行改组，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7月26日，在北大召开的万人“辩论”大会上，北京市委宣布撤销驻北大工作组，江青点名要聂元梓筹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9月11日，以聂元梓为主任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成立。同年9月11日，经过选举，聂元梓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遂提出辞职并想要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但遭到反对。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1969年11月，当上九大中央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下放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实际上是被关押。
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同年4月19日，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2000年，聂元梓的刑期已满，真正获得了自由。
在延安学习工作的时候，聂元梓认识了青年干部吴某，两人产生了爱情。1945年，聂元梓和吴某在延安结婚。同当时的所有延安干部一样，聂元梓和吴某的结婚仪式很简单，结婚后的生活也十分简朴。1959年冬，因吴某的思想发生变化，二人正式离婚。二人育有一儿一女。
聂元梓的第二段婚姻是在北京，聂元梓被调到北京工作两年后的一个夏天，在一个老战友家里认识了一位丧偶的老红军，此人也姓吴，已经是副部级的干部了，二人在战友的撮合下，于1965年冬结婚。
到2000年时，已经年近80。此时的她，仍然是孤身一人。她一个人住在北京海淀区她亲属的一套单元房里。她的子女都很孝顺她，但因为忙于工作，常年不在她身边，她的饮食起居都由自己照料，年纪更大些时，由亲戚照顾她。但她仍然努力自己照顾自己。平时，她很少出门，由亲戚代她到街上购买各种生活用品。出狱后的她，实际上仍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活动。她入狱后，已经没有工资了，出狱后，更没有退休金。按规定，她每月从街道领取600元的生活费，虽然不多，也够她维持日常生活了。她的生活内容，仍然是看书读报，也看一看电视。聂元梓的生活还是那样朴素。平时只有几身普通的旧衣服换洗，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吃饱就行。晚年的聂元梓，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但她相当乐观，坚持自我锻炼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来看望她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她过去的一些熟人，有她过去的一些学生，自然，她的子女也常来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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