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44
苏占臣，男，1928年生于易门县小街乡（解放前为上定乡）甲浦村委会飞家村。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母亲聪明贤惠，勤于农事，善于管家，擅长做生意。后来其兄苏占清从南京读书回来后，因做生意发了财，买了田地，建盖了房屋，渐渐成为当地殷实富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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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占臣，生于（解放前为上定乡）甲浦村委会飞家村。父亲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母亲聪明贤惠，勤于农事，善于管家，擅长做生意。后来其兄苏占清从南京读书回来后，因做生意发了财，买了田地，建盖了房屋，渐渐成为当地殷实富户。苏占臣从小热爱劳动，喜欢读书，爱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爱听劫富济贫、杀赃官、安百姓、仗义疏财的故事，特别喜欢陈茂吉、杨家贵1936年至1937年组织农民游击武装，在楚雄、易门、双柏、禄丰等县劫富济贫、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他同情穷人，立志高远，爱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他读书用功，成绩优秀，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小街小学毕业后，于1942年考入易门初级中学读书。一 在参加学生运动的斗争中不断成长。1945年，苏占臣考入昆明中山中学读书。 1948年6～7月，昆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1950年在革命中牺牲，年仅22岁。
20世纪40年代的易门中学，教师多数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具有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和培养下，苏占臣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他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除努力学好文化课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歌咏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用歌声唤起、激发学生和群众抗日救亡的积极性。他还积极参加办墙报、演讲会、募捐等活动宣传抗战，获得师生们的赞扬，自身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1945年，苏占臣考入昆明中山中学读书。在被称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苏占臣如鱼得水。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大众哲学》、《新人生观》以及从解放区传来的文艺作品，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1945年12月，他积极参加昆明“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与同学们一起参加罢课，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情况。1946年7月，他积极参加抗议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李公仆、闻一多的斗争，以及后来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助学运动”和“人权保障”运动。由于他在斗争中坚强勇敢，立场坚定，于1948年初被吸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1948年6～7月，昆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他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书写标语，坚守南菁中学……在斗争中他总是冲在前头，团结同学，英勇顽强，发挥了骨干作用，表现突出，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抓捕，先关押在陆军监狱，后又被转到南菁中学“夏令营”（变相集中营），接受国民党所谓的“整训”。在“夏令营”，他和同学相互勉励，暗中约定保守组织秘密，不出卖同学，想方设法、机智巧妙地与敌人展开斗争。
领导易门上定乡武装起义
1948年8月初，苏占臣在昆明地下党和狱中临时党支部的帮助下逃出了“夏令营”，带领李达三、陈纪等几个“民青”学生回到他的家乡小街，以教书为掩护，配合先期到小街大村俊小学教书的“新联”成员陈光华、龙德华（陈光华之妻）开展地下革命斗争。为便于隐蔽，苏占臣在小街中心小学教书，李达三到旧县小学教书，陈纪留在大村毓俊小学教书，其他人则介绍到楚雄、禄丰等地。苏占臣把学校作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在课堂上常找机会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选一些思想进步、有教育意义的内容教学生。他给学生出的作文题，紧扣现实生活，如《哥哥为什么被抓去当兵》、《爸爸手上的老茧》、《文明棍》、《妈妈脸上的皱纹》、《我家的粮食哪里去了》等，使学生通过作作文，观察社会不平等现象，培养学生的革命精神。他还把学生的作文逐字逐句进行修改，选择写得好的让学生誊抄后，拿到小街大桥头（集市中心）贴在墙上，让民众阅览。既展示学生学习成果、鼓励学生学习，又潜移默化启发教育民众。课余时间，苏占臣总喜欢接近学生，和学生一起聊天、讲故事，教唱进步歌曲。他常给学生讲《文天祥》、《李自成进北京》、《水浒传》等故事，教唱《螃蟹歌》、《金凤子开红花》、《豌豆芽》、《年轻的朋友赶快来》、《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有个好地方》等歌曲。上定乡属边远山区，经济落后，民众贫穷，上定乡中心小学各方面条件简陋。苏占臣到校后，将十五、十六两个班的同学组成两个募捐小组，利用小街赶街天上街宣传募捐，把捐到的钱用来制作篮球架、购买篮球，平整球场，使篮球活动在学校开展起来，深受师生员工欢迎。当时上定乡中心小学有初级部和高级部，高级部有十五、十六两个班，苏占臣在十五班教算术，在十六班教国语。他与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洽，亲密无间，把学生紧紧吸引在他的周围，成为一支进步力量。
进步师生喜欢苏占臣，而右翼教师却排挤苏占臣。当时上定乡中心小学有孙姓、薛姓两个教师，都是国民党党员和退役军官，思想反动，对苏占臣教学生唱进步歌曲、办墙报等行为都看不惯，视为越轨行为，并密报给上定乡乡长兼中心学校校长王尊文以及副乡长董有能，想把苏占臣挤走。苏占臣得知此情后，为把中心学校建成地下斗争的据点，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
1948年9月的一天，苏占臣让十六班的班长魏正明和十五班的学生杨春礼趁当晚散自习教室没有人时，在十六班教室黑板上书写出：“同学们，薛老师回家了，请各人自习！”第二天早上第一堂课是薛上，十六班的学生王治福一早就在教室门外放风，远远一看见薛老师走来上课，他就发出咳嗽声，这时全班同学就一个个从后门溜出教室到外面空地自习去了。薛到教室一看空无一人，心中十分生气。他回到教务处，让校工把十六班班长找来训问：学生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上课？班长回答说，黑板上不是写出通知说您回家去了，让我们自习吗？薛大发雷霆地吼道：胡说，你们明明看见我来上课才从教室后门跑掉的。孙、薛二人又追问是谁指使，谁的主意，谁写的通知，谁带的头，班长都说不知道。正追问间，十五班的学生董学义跑到教务处，进门就喊：老魏！（十六班班长）你还站这儿干哪样，快拿钥匙开门煮饭了。当时十五、十六班的学生大多数都住校，自己煮饭吃。董学义边说边拉起十六班的班长就往外跑，孙、薛两位大声呵斥也不管用。孙、薛二人对此不甘心，跑到乡公所去告状。第二天晚上，乡长王尊文、副乡长董有能及乡绅十多人到学校，将十六班班长魏正明和十五班学生董学义叫到教务处训问。四十多位住校生闻讯也到教务处围观，苏占臣也站在围观的学生当中，暗中给学生撑腰。魏正明见他们的苏老师站在后边，心里就踏实，胆子也大，毫不胆怯地一一回答了乡长的质问。乡长见问不出其所以然，就想和稀泥了事。不想孙、薛二人不罢休，提出要开除魏、董两个学生。在场的学生一听都叫嚷：不能开除，要开除他俩就连我们一起开除得了！苏占臣和其他乡绅都插话说孩子还小，不能这样处理。由于魏正明的父亲是该校的老师，董学义的父亲是保长，乡长碍于关系和情面，加上怕引起学生闹事，不想扩大事态，就训斥了一通要好好读书、要尊敬师长之类的话了事。孙、薛二人感到太丢面子，先后辞去教职离开了上定乡中心小学。孙、薛二人走后，苏占臣利用社会关系，推荐搞地下工作的乐士龙老师到中心小学任教。从此，上定乡中心小学校基本掌握在进步力量的手中，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苏占臣常在课余向学生了解情况，向贫苦农民作社会调查，掌握敌我情况。每逢星期六，他就随同回家的学生一道到各村，找贫苦农民谈心，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讲组织起来争取翻身解放的道理，发展农抗会员。经过上定乡几个地下同志紧张的工作，几个月后，上定乡已发展了200多农抗会员，团结了一大批基本群众。
1948年9月，省工委派孙兰英（施佩英，女共产党员）到峨山，中共滇中地工委书记温宗姜派孙兰英到易门统一领导易门地下党的革命斗争。10月，易门地下党负责人孙兰英等到上定乡检查工作，看到上定乡可喜的工作成果，孙兰英很高兴，表扬了他们的工作。同时，孙兰英根据苏占臣的表现，介绍并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中旬，苏占臣、陈光华接到孙兰英送来的情报，得知县政府已察觉上定乡的革命活动，派遣县常备队特务长李树民等4人到上定乡进一步侦探，让他们务必提高警惕，作好准备，以防敌人下毒手。面对此紧急情况，苏占臣、陈光华立即召集赵小峰等有关人员研究应对措施。决定：第一，立即加强对旧县、小街两地农抗会的组织领导，如常备队真的来人侦探，必要时就地解决常备队派来人员；第二，分析判断了县常备队副大队长吴华三家去一平浪驮盐的马帮很可能近日内返回易门，待驮盐马帮返易途经小街时，则堵截马帮收缴枪支，为武装起义作准备。11月22日下午，易门县常备队特务长李树民带着两名队兵以“了解上定乡积谷情况”为名，到旧县侦探农抗会的活动情况。由于事先得到情报，赵小峰与保长商量后，由保长出面设宴招待李树民等三人，晚上将李树民安排在与李树民交情很好的王余臣家住宿，把两名队兵安排驻于保公所。有意识将他们分开，便于控制。以此同时，派李达三赶赴小街，向苏占臣、陈光华报告常备队来人侦察的情况。这天下午，正赶上县常备队副大队长吴华三家经小街到一平浪驮盐的马帮已从一平浪返回到小街湾子村住宿。陈光华、苏占臣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为稳妥举事，避开上定乡乡公所眼线，陈光华、苏占臣秘密召集附近村庄的农抗会员在小街毓俊小学内举办了一场文娱晚会，以此麻痹敌人。文娱晚会结束，来自罗尹、法本、七贤村的40多名农抗会员悄悄留下，按事先通知集中在毓俊小学待命。陈光华、苏占臣宣布了起义决定和方法、注意事项，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光华带队，包围乡公所，防止敌人翻墙逃窜；一路由苏占臣指挥，直奔乡公所大门。按照事先安排，由保长谎称要进乡公所打麻将，赚开乡公所大门，20多名农抗会员蜂拥而入，一部分直扑乡长宿舍，活捉了副乡长董有能，一部分直扑常备分队住房，收缴了全部枪支弹药（步枪20多支、子弹一批、手榴弹10枚）。当日乡长王尊文住在易门县城，未能抓获。上定乡“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士气。接着，苏占臣又带领农抗会员直奔湾子村，收缴吴华三家贩运食盐的马帮的枪支。苏占臣对马锅头宣布说：枪弹是革命的武器，我们借用一下，请统统留下，马匹和物资你们可以带走，交出武器弹药，可以保证大家生命安全。这样，缴获马帮大小枪支11支。苏占臣又派农抗会员赶往罗尹村，收缴原保长武光周掌管的枪支7支。同时，向武宗周等8户借得长枪13支。23日一大早，小街附近几个村的农抗会员和群众300多人集中到大村举行庆祝大会，苏占臣、陈光华在会上宣布上定乡解放，并分别讲了话。他们向群众讲明成立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拯救贫苦人民，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不受压迫和剥削，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号召游击队员们坚定武装斗争的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正式成立、组建了革命武装队伍，并分兵驻守通往小街的各主要道路关口，设岗布哨，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
小街起义成功后，苏占臣、陈光华立即派人给孙兰英送信，报告小街起义成功的情况，请孙兰英尽快赶到小街领导。同时，指派李达三连夜返回旧县，向赵小峰报告小街起义成功的情况和旧县相机起义的建议。为了尽快向全县人民宣传上定乡起义成功的消息，鼓舞和动员全县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加强革命力量，扩大政治影响，震慑易门反动当局，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由赵小峰起草《云南人民解放军滇中纵队成立宣言》，并用十八开纸油印20多份派游击队员和学生到小街和县城散发、张贴。同时由苏占臣以“云南人民解放军滇中纵队”名义写信给时任易门县长聂子明、县参议长王达三、县政府枪械局仓管员吴跃东，做策反统战工作。写给聂子明和王达三的信件内容为：……你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向云南人民解放军滇中纵队缴械投降，顺应历史潮流，归顺民众，这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否则，人民会将你们推向历史的审判台！写给吴跃东信件的内容是：“吴跃东先生台鉴：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小街、旧县均已起义，可能你已知道。为对你的前途和命运着想，现给你指出一条光明道路，那就是必须向游击队投降，把你所保管的全部武器弹药无条件地交给游击队，只有这样你才平安无事。否则，游击队将对你采取措施。”
游击队四战四捷
1948年11月26日，起义队伍300多人，抬着绣有火炬的红旗集中在大村进行动员。第二天前往惠民镇(铜厂)包围了镇公所，镇丁事前得知消息逃跑。11月28日，吴华三率领县常备队高本中队“进剿”上定乡农民起义军。事前，有两名县常备队的侦察员被游击队捕获，经审问得知吴华三带的常备队从万宝厂经米茂锅盖山而来，孙兰英、苏占臣等研究决定在米茂锅盖山伏击敌人。战士们听了要打吴华三的动员，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决心要英勇作战，为民除害。战斗打响，战士们高喊着“活捉吴华三”的口号，勇猛地向敌人冲去，常备队措手不及。忽然又听有人高喊：穿军官服的就是吴华三！接着子弹纷纷向吴华三射来，吓得吴华三脱下军官服给司号员穿上，自己穿上士兵服往山沟逃命。穿军官服的司号员被游击队当成军官当场击毙。敌军失去指挥，全部溃散，纷纷逃命。游击队凯旋回到小街。这次战斗，游击队毙敌1人，俘虏机枪手1人，缴获轻机枪1挺，军骑1匹。游击队在小街大村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军事训练和指挥训练，将年轻的200多人留下，其余100多人动员回乡生产，做好到峨山与峨山游击大队汇合的准备。12月3日，游击队从小街出发进驻铜厂，4日晨向峨山县境出发，行进到万宝厂谅山时与县常备队遭遇，游击队用土炮打哑了敌机枪，俘虏敌机枪手，敌军溃逃，游击队员杨森负伤。此时，游击队接到情报：峨山游击大队已转移，敌二十六军一部已进驻峨山。孙兰英、苏占臣等领导人分析情况后认为，峨山已不能去，铜厂又无群众基础，于是决定将队伍撤回群众基础较好的上定乡。
在游击队成立的半个月内，取得了三次战斗胜利，游击区域不断扩大，游击队声威大震，易门反动当局心惊胆颤，连续不断拍电报到省、派人到省，要求省府派兵增援围剿游击队。省府饬令禄丰县常备队到易门配合易门常备队进剿游击队。同时派出国民党二十六军工兵营向易门进发。12月4日，禄丰县常备队67人由邬文谟带领，到达易门驻扎在窝德大村。孙兰英、苏占臣等获此情报后，于当日夜率领游击队一部秘密前往窝德隐蔽埋伏。5日拂晓，游击队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激战1小时，打死敌军3人，俘虏邬文谟及其士兵20人，缴枪20余支，其余敌人逃窜，战斗又取得了胜利。
窝德战斗获胜后，游击队回小街大村休整。孙兰英、陈光华、苏占臣审讯了邬文谟，邬供出：国民党二十六军将派一工兵加强营前来上定乡“进剿”。获此情况，几个领导开会研究，认为：峨山是不能去了，上定乡距昆明又很近，国民党军工兵营可能很快到来。游击队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弹药也不多了，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硬拼不是办法，只能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于是，决定由武有兴带一部份战士到峨山找峨山游击大队；苏占臣、陈光华、龙德华等到昆明隐蔽寻找组织汇报；赵小峰是当地人熟悉情况，隐蔽下来继续领导回乡战士同敌人斗争。会上，大家向孙兰英提出，要她到峨山游击队去，她坚定地说：没有上级组织的决定，我死也不离开易门，要留下来坚持斗争。12月6日下午6时，国民党二十六军工兵营及常备队进入小街，在上定乡进行残酷的“清乡扫荡”。12月7日，赵小峰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在激战中被捕。王玉祥在敌人挨家挨户“清乡”中被敌人抓捕，受尽酷刑折磨，于12月16日被敌人杀害于小街文昌宫背后。在赵小峰被捕的当天，孙兰英、王怀兴在老鹰窝被农民杨振礼(解放后已被依法逮捕法办)出卖，被工兵营抓捕后杀害于旧县六里菁。
前仆后继坚持斗争
苏占臣到昆明隐蔽后，与省工委联络员倪之栋取得联系，汇报了易门地下斗争和武装起义等工作情况。同时从报纸上获知孙兰英、赵小峰等战友牺牲的消息，他悲愤万分。省工委总结全省地下斗争的经验：外地干部到异地他乡工作，过于引人注目，容易暴露目标，而本地干部回家乡工作，容易隐蔽，便于开展工作。倪之栋传达省工委精神并寻问苏占臣还有没有回乡工作的条件。苏占臣表示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报仇，他坚决要求党组织批准他回易门工作。得到党组织同意后，苏占臣于1949年初返回易门小街。苏占臣认真总结上定乡起义以来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想方设法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刊，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层次的思考。“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他从这样的话语和哲理中获得巨大鼓舞和勇气，又逐村挨户联系隐蔽下来的游击队员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深感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经过几个月准备，三月，终于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民兵武装，再次解放了小街，将已被峨山游击队解放了的十街、老吾等地联成了游击区。苏占臣率领这支武装在上定乡各个村寨开展反“三征”，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他们灵活机动，集中打击敌人。1949年4月，苏占臣集中了200多民兵，配合谢连祥领导的反蒋武装围攻易门县城，因省保安第四团由昆明赶到易门增援，游击队未获战果撤回。由于上定乡革命斗争的开展，上定乡乡公所不敢继续设在小街，而搬到离县城较近的旧县去了，小街罗尹一片成为革命势力控制区。各村的民兵、农会行使着一切权力，上定乡形成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苏占臣还亲自调查了出卖革命烈士孙兰英的案件，审讯了杨振礼，按当时情况，处予罚款200元，用来购买枪支弹药，更好地打击敌人，为烈士报仇雪恨。
1949年6月，苏占臣再次到昆明找到党组织，并到游击区峨山甸中向滇中地委汇报工作。8月，根据滇中地委的指示，上定乡在民兵的基础上建立了40多人的武工队，苏占臣任队长，李耀任指导员。为提高武工队的战斗能力，苏占臣、李耀对武工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为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他们还自编歌曲教大家唱。如《定乡人民要团结》，其歌词大意是：定乡人民要团结，团结的人民不可欺，团结是银，团结是金，团结才能打败敌人。定乡人民要团结，团结的人民力量大，刀山敢上，火海敢下，要翻身，要解放，靠大家。《游击队歌》歌词大意是：我们游击队，来自老百姓，拿起枪杆能打仗，起锄头能种地，不怕苦和累。我们游击队，团结如兄弟，为了人民得解放，敢把敌人拼倒地，嗨！嗨！拼倒地！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提高了武工队的素质，巩固了游击区。武工队建立后，社会治安进一步得到维护。小街大村一农民工替私商挑布到川街卖，路经背阴山时，被土匪抢劫杀害。苏占臣便派武工队员前往调查，侦察结果，是羊角村的洒某和李某作案，即将洒、李二犯捕获，在小街召开公审大会，将主犯洒某枪决，从犯李某处罚大米1 000斤，从此社会治安进一步稳定。上定乡属贫苦山区，武工队的用粮和经费十分困难。苏占臣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过着十分俭朴艰苦的生活，他一年四季都穿草鞋和破旧衣服，恰似一个普通的农民战士。武工队缺粮时，他就说服父母把家里并不充裕的粮食献给武工队食用。战士魏开弟的裤子破了，他就把自己的裤子送给魏穿。这一年苏占臣的母亲辛辛苦苦养得一头大肥猪，准备给他结婚办喜事用，因斗争艰苦，革命工作繁忙，他说服了双方父母和未婚妻推迟了婚期，并把这头肥猪给战士们改善生活。1949年9月，苏占臣率领上定乡武工队攻打川街区政府。因敌人事前有准备，加之武器精良，未能攻克，武工队撤回上定乡。苏占臣、李耀还率武工队到寨脚公路线上截击敌人汽车，解决枪支、经费问题，同时锻炼、壮大队伍，扩大革命影响。县城反动派对上定乡的革命武装十分恐惧和仇恨，几次派常备队“进剿”。一次，乾元镇镇长、大恶霸吴华三带领县常备队“进剿”，县城地下党组织将情报迅速报告苏占臣，苏便带领战士们转移到老吾十街游击区。常备队赶到上定乡，包围了武工队驻地，才发现是空营一座。吴华三气极败坏地大肆“清乡”，抓了一些人，逼人逼枪，赶走了队员家的牛马，抓捕苏占臣的母亲和部分武工队员家属到易门县城关押。旧县“自卫大队”，这期间也非常猖狂，派出刽子手徐和林带领反动武装，四处捕杀未转移的武工队员。他们杀害了窝德的王崇、何世功，七贤村的王镜泉，法泽的王元希，法本的张跃山等人，整个上定乡处在血雨腥风之中。敌人的疯狂镇压，更激发了武工队战士的深仇大恨。“要为战友报仇”的呼声使吴华三不敢久留上定乡而撤回县城。为了拔掉敌人在上定乡的钉子，狠狠打击敌人，苏占臣指挥武工队，在李方英带领的安（宁）禄（丰）罗（次）挺进队支援配合下，从十街出发奔袭驻旧县的李希尧“自卫大队”，敌人闻讯连夜逃往迤栖，继而逃往易门县城龟缩。苏占臣带领队员们及时了解调查王崇、何世功等五位武工队员被害的情况，慰问了家属，逮捕了勾结敌人的王连忠、王廷柱、魏正伦，枪毙了罪大恶极的魏正伦，为死难同志报仇。1949年10月，苏占臣所领导的武工队解放了上定乡全境，成立了人民政府，为纪念在小街英勇牺牲的孙兰英等革命烈士，将上定乡改名为兰英区，成立了中共兰英区委会。
解放易门县城
1949年冬，全国除西藏和少数地区外均已解放，此时解放大军已向西南胜利进军，滇中独立团更加强大，十街根据地更加巩固，易门地下党的工作进展更加顺利，已争取了禹鹏带领的县常备队第三中队起义。苏占臣接地下党通知，带领武工队到米茂接应禹鹏起义，随即解放了惠民镇，尔后带着队伍汇集到十街游击区。1949年12月初，易门护乡团在十街建立，苏占臣被任命为护乡团团长。他致力于部队的建设工作，为解放易门县城作准备。他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每当十街和老吾赶街天，他都亲自到街子上搭台演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宣传民众团结起来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好消息。12月中旬，易门县除县城和方屯坝子外，已成游击区，形成农村包围县城之势。300多人的县常备队减为只有两个中队200多人，只能龟缩在城区，守着县城和二、三会街区，解放易门县城的条件已经成熟。滇中地委委员、分管易门、双柏片区的杨履然，同县工委书记吴道源和苏占臣研究决定解放易门。滇中独立团北进部队前往解放易门，易门护乡团积极配合。苏占臣带领两个联队，负责江口和水桥一带的设防任务，他观察了地形，布置了任务之后，便同战士们一道在水桥险要地段挖断公路，日夜看守观察，以防敌人从县城逃跑和从昆明、禄丰增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经过和平谈判，13日终于和平解放易门县城。12月15日，易门县城举行庆祝易门解放大会，一万多群众参加会议。会上，滇中独立团团长董治安和易门护乡团团长苏占臣讲话，各族各界代表也分别作了大会发言。滇中地委委员、军事部长杨履然代表中共滇中地委在会上宣布：易门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命苏占臣为易门县人民政府主席，吴致虞为副主席。小街的亲戚朋友得知苏占臣当了县政府主席，有的就去找他要工作，有的要位子、要好处，都被苏占臣婉言回绝。他对来人说：回去转告父老乡亲，人民政府刚成立，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要心存幻想，该种地的种地，该干什么干什么，努力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支援国家建设。他坚持原则的做法遭到个别人的非议，说他忘本，不近人情，不顾亲情、友情，苏占臣听了一笑置之。苏占臣地位变了，担子更重了，但他从不骄傲，一心扑在工作上，虚心向老同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顺利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为保卫新政权壮烈牺牲1950年1月，易门护乡团进行扩军整编。以兰英区、汇川区、老吾地区三支武工队干部战士为骨干，发动群众参军，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滇中第四团”。3月，团长杨剑锋调离，由苏占臣担任团长。护四团有200多名干部战士，下设3个联队，每个联队下设两个分队。3月8日，吴道源、苏占臣等区以上干部10多人到玉溪参加南下干部与地方干部胜利会师大会。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布置征粮任务；调整配备领导班子。苏占臣回到易门后，按照地、县委的安排部署，大力开展中心工作：以八级累进计征公粮。广泛发动贫雇农，从政治上、经济上削弱地霸势力，同时也保证部队、干部、城镇居民的粮食供给，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期间，苏占臣带领“护四团”深入区、乡、村宣传落实县委中心工作，动员群众恢复生产，掀起农业生产高潮，争取多打粮食，增产增收，改善人民生活；宣传劳动光荣，剥削可耻，揭露地霸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群众自觉维护新生的区、乡（行政村）政权的积极性，保卫胜利果实。那时，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治安问题比较突出。苏占臣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安全工作，着力抓维护社会治安。他派出武装人员到军哨、永靖哨等要隘关口护路，有力打击盗匪、路霸，保护过往行人、商人安全；组织力量排查、搜缴散落在社会上的枪支弹药，减少治安隐患。他带领“护四团”武装保卫征粮工作，严厉打击反动地霸、敌特的破坏活动。“护四团”的活动，有力配合支持了各区、乡的工作，对易门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促进农业生产，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在全国的失败，在易门解放前夕，派遣了特务朱履贤潜回易门，解放初期又派遣陈泽田、汤固等潜伏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搜罗国民党、青年党反动骨干，搜罗仇恨共产党的地主恶霸、乡保长、地痞惯匪，散兵游勇，多次密谋策划杀害干部，策动内部动摇分子里应外合，颠覆新生革命政权。3月征粮工作开展后，他们又以“抗粮”为名，造谣煽动、蛊惑群众，制造对征粮工作的不满情绪，借机扩大反革命组织，策动反革命叛乱。1950年4月，苏占臣带着几个同志到兰英区协助开展征粮工作。4月28日，他们到了马起库村，得知土匪暴动，抓捕征粮干部的情况，他立即派干部杨本聪、顾开智二人回易门向县委汇报情况，并嘱咐路上要小心：“若县城情况平静如常，向县委汇报后火速返回，若县城有事，你们机智应对，就不要回来了。”杨、顾二人没走多远即被土匪抓捕。接着苏占臣也被土匪抓捕，土匪中有一部分人是原民兵基干队员叛变的，苏占臣竭力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放了杨本聪、顾开智等被抓的征粮干部，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土匪叫嚣要杀杨本聪，苏占臣严厉呵斥：血债要血还，如果你们杀害杨本聪，你们一百个也抵不得他一个！他一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一面痛斥土匪暴行。同时，以无产阶级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作好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而牺牲的思想准备。苏占臣等被押到县城，知道县城被土匪占据，苏占臣十分痛心，担心县委领导和同志们的安危。他和高世荣、段长祥、朱灵忠、徐国栋、潘莲英、吴琼仙、吴美英等干部以及易门中学的4位教师共20多人被土匪关押在县城监狱中，苏占臣向战友们询问县委和同志们的安危、下落，了解全县各区情况，同时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争取胜利。他组织大家唱《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用歌声抗议土匪的罪恶行径，坚定大家坚持革命的信念。同时，他设法对一些有条件保举出狱的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保举出狱，让他们出狱后寻找党组织汇报情况。对被土匪打伤的干部、群众，他十分关心爱护，设法为他们包扎伤口，扶着喂水喂饭，精心护理，鼓励他们坚持斗争。5月4日，县委率部队收复县城，苏占臣和被捕的征粮干部得以出狱。出狱后，他回到工作岗位，更加忘我地投入工作，指挥剿匪。6月，县委研究恢复各区工作，当时匪患未完全平息，王月秋、王允忠等大匪首还未捕获，大批匪特分散活动，时刻威胁着区、乡干部人身安全。兰英区情况更为复杂，一批匪首集聚川街一带策划新的阴谋，环境更危险，工作更艰苦。苏占臣却说，那里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自己就应该到那里去，他主动提出到兰英区工作。于是县委任命苏占臣为兰英区区长李耀为区委书记，率领魏开弟、朱尧贤等10多名干部到兰英区开展工作。他们白天访问群众，了解敌我情况，夜间轮流站岗放哨，守卫区政府。在这些日日夜夜里，不断传来土匪要再次围攻区政府的消息，苏占臣的母亲几次到区政府的路上含泪拦阻苏占臣，叫他夜间不要在区政府住宿，免遭土匪暗算。他总是劝说安慰母亲，把她送回家中后，他又回到了战斗的岗位。7月1日凌晨，匪首王月秋、王允忠、李炳发率匪众300余人，步枪200余支，机枪五、六挺，突然偷袭兰英区政府。苏占臣、李耀立即组织抵抗。在激战中，区干部魏开弟、朱尧贤、田金平等当场牺牲。由于当时区人民政府武装力量薄弱，寡不敌众，苏占臣、李耀、王兆藩、吴兰英、何世元、赵联群等弹尽被抓捕。土匪把苏占臣、李耀绑在区政府操场的篮球架上，把吴兰英、王兆藩枪杀，以此威逼他俩投降。土匪李炳发用机枪指着问他们：“跟不跟我们走？跟我们走就留你们一条命。不跟，就和他们一样立即让你们死在这里。”面对土匪的疯狂，苏占臣、李耀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土匪：“你们惨无人道，丧尽天良，这笔血债，人民一定会向你们讨还。”气急败坏的匪首下令先向李耀开枪，李耀在骂土匪和呼口号中英勇就义，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献出了年仅21岁的生命。土匪杀害了李耀，满以为可以吓倒苏占臣了，紧接着又逼问苏占臣。苏占臣愤怒地骂道：你们休想玷污我的历史，有种你把枪打准点！恼羞成怒的土匪用机关枪扫射了苏占臣的头部。苏占臣壮烈牺牲，时年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