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32
所谓“重纽”，是指在《切韵》系韵书中，同一个韵的喉、牙、唇音声母地位出现两套反切不同的字。同一个韵，说明主元音和声调应当要相同，加上同为喉、牙、唇音声母，而且从韵图上看，其开合也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两个相对立的反切。这种重纽的现象，出现在支、脂、祭、真、仙、宵、侵、盐等各韵之中。中古的韵图（如《韵镜》、《七音略》等）把这两套喉、牙、唇音字分别列在三等和四等。例如支韵的陂（彼为切）、皮（符羁切）、（靡为切）列在三等，卑（府移切）、（符支切）、弥（武移切）列在四等。
首先，重纽是个音韵学名词。简单地讲，重纽就是三等韵的唇牙喉音里出现音韵地位完全相同的两组小韵，一类出现在三等的位置，一类出现在四等的位置。打开韵镜第四图支韵系、脂韵系和第二十五图第二十六图的宵韵系一看便知。例如支韵帮组：
帮 滂 并 明
B 陂 铍 皮 縻
A 卑 披 陴 弥
B组在三等，A组在四等，这两等互为重纽。从广韵上看不出来，必须结合韵图看。在当时，这两组小韵读音有别，但是随着语音发展，后代已经无别。
清代学者江永在其《四声切韵表》中，将重纽韵并排列出，但并没有详细论述。这大概是重纽问题第一次被注意到。后来，作《切韵考》的陈澧在系联《广韵》声类和韵类的过程中，对重纽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关于陈的系联工作，可以参考系联法。此法有两个基本前提，用陈澧的话说，一是“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二是“同音之字不分两切语”。遵照这两个原则，他按照韵图的排列将重纽分别开来，承认其对立，却没有阐明何以对立。例如陈澧将五支系联为四类：，香支切；牺，许羁切；麾，许为切；，许规切。但他在《切韵考·声类考》“五支”后附加说明道：“许、香声同类。”声既然同类，说明詑、牺的声母一样；同在“五支”韵，主元音和韵尾就应该又一样；詑、牺同为开口，开合也一致。这样，就成为了两个相重的小韵，因此叫做“重纽”。“纽”在传统音韵学中的含义比较复杂，这里的意思相当于小韵；所以所谓“重纽”，就是“重出小韵”。但《广韵》分为两个切语，说明其音必不相同，所以陈澧还是分为两类了。
董同龢先生在《广韵重纽试释》中，将支脂祭真仙宵六部的韵母划分为两类：
1类——包括所有的舌齿音与韵图置于四等的唇牙喉音。
2类——包括韵图置于三等的唇牙喉音。
李荣先生在《切韵音系》中，将1类叫A类，2类叫B类。董先生的分类没有提及侵盐两韵，因为那两韵只有影母有重纽；李先生将这两个韵部也补充进来。在此之前，周法高先生在《广韵重纽的研究》中已经做过类似的分类。因此一般说来，习惯上我们一概将列在三等的称为重纽B类（或重纽三等），列在四等的称为重纽A类（或重纽四等）。
具体来看一个重纽的例证，以五支为例：
，居为切；规，居随切。
只看这两个反切，我们只能知道两个字的切上字相同，说明二者有双声的关系，也就是声母应该相同。然后再来看切下字：
随，旬为切。
随与为叠韵，为与妫也叠韵，可以推论随和妫也是叠韵；而规与随又是叠韵。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妫和规是叠韵，所以韵母也就应该相同。
从系联上看，声类可以系联，韵类也可以系联，也就是无法单纯用系联法将两个反切区别开来。由于传统方法一般都只关注反切上下字，而现在反切上下字又无法区分，因此叫做“重出小韵”，也就是“重纽”。如果查看韵图，《韵镜》将妫放在内转第五合牙音清的三等，将规放在妫的下一格，也就是四等。
重纽问题在陈澧发现之后，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陈澧自己也并没有十分在意这个问题，他在《切韵考·条例》中提到了这个现象，但是简单归为人为的操作失误：
然有两条切语同一音者，于例不合。而凡不合者，其一条多在韵末，又字多隐僻且多重见，此必增加字也。惟其增加故缀于末，其字为陆氏所不录，故多隐僻。又字有数音，前人已据一音录之，后人别据一音增之，故多重见也。
应该说陈澧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并不能一概而论，将所有重纽问题都归入这种人为操作的失误。但无论如何，他的这种观点还是很有影响的。在他之后很长时间里，不少著名的音韵学家都多少沿袭了这个观点，而忽略重纽的存在。例如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音理论》中说：
妫、亏、奇、皮古在歌，规、、歧、陴古在支……夫其开阖未殊，而建类相隔者，其《切韵》所承《声类》《韵集》诸书岳不齐，未定统一故也。
章先生虽然看到重纽可能在上古音存在差异，但他认为《切韵》之所以还保留，是因为《切韵》广采前代反切，没有进行统一的原因。这实际上也还是将重纽归为操作问题，不承认其在当时语音系统内部有对立。章先生的高足黄侃先生在《并析韵部左证》里也基本持相同观点。
直到近代，仍然有学者并不十分认同重纽的地位。例如王力先生曾在其1980年的著作《西学东渐时期西欧汉学家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后来收录在《中国语言学史》）里说：
高氏在三四等里不认为有重韵（即重纽——引者注），而中国某些音韵学家却也认为支脂祭真仙宵侵盐诸韵也有重韵。这样越分越细，所构拟的音主观成分很重，变成了纸上谈兵。
王力先生提到的“高氏”，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他是第一位用现代语音学观念来看待中国音韵学的学者。高本汉先生在《中国音韵学研究》里，首次对重纽问题进行了音值差别的探讨。
高本汉先生在整理反切上下字时，和陈澧一样也发现了重纽问题。在高本汉先生的体系中，他将三等韵字的帮滂并明见溪群疑娘影晓喻来等十三个声母构拟成“j化”（也叫“喻化”）声母。据此，他对重纽问题提出的解释是：
固然有少数字，在韵图中从三等变成了四等，就是说丢掉了j。这是《切韵》以后的演变，因为《切韵》对于j是严格的分别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在《切韵》中，重纽的音值有对立，只是后代发生了语音演变，导致在韵图表现上出现了差异。
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并不认可高本汉先生的“j化说”，更不认同他对重纽问题的解释。应该说，认识到重纽在音值方面有差异，这是高先生的卓见；不过似乎他恰好将顺序给颠倒了，不是后代产生了重纽的差异，而是恰恰相反，《切韵》时代存在着重纽的差异，到后代反倒逐渐模糊了。
与前代学者不同，高本汉先生之后的多数学者都认为重纽是存在语音系统上音值的差异的。问题最早的切入点正是对高先生“j化说”的商。1939年，陆志韦先生发表了其著名的论文：《三四等与所谓“喻化”》。该文先对高本汉先生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然后陆先生提出了他对重纽问题的新解释。他认为重纽韵的差别并非在于声母，而是主元音的不同。这篇文章很有分量，从此之后重纽问题被正式提上汉语音韵学研究日程。
两年后，陆先生的授业恩师王静如先生发表了一篇对此问题的著名论文：《论开合口》。实际上这篇文章是王、陆两位先生共同探讨的产物。该文一改之前重纽差异在主元音的观点，而是承认了在《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中被否定的介音不同的观点，另外还指出唇音的两类重纽在声母方面有唇化喉牙音与撮口唇音的不同，喉牙音的两类重纽在声母方面则有普通喉牙音和平唇唇音的不同。这篇文章列举了大量对音材料和方音例证来论证其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之后，王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极具启发性的论文：《论古汉语之颚介音》。文章进一步利用安南译音材料来证明重纽音值的差别在于介音。
而利用安南译音材料进行论证的方法，1982年仍然被潘悟云和朱晓农两位音韵学家采用，并写出了《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这篇著名的论文。这篇论文不仅讨论了重纽的问题，而且将唇音开合、三等介音已经轻唇化等问题综合起来进行解释。潘、朱两位先生在实验语音学方面皆极有造诣，因此该文除了在对音方面列出了更加详尽的材料，更在音理上对重纽、三等介音和唇音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论证。该文得出的结论支持王、陆两位先生关于重纽是介音不同的观点。
除了上述几位先生之外，支持重纽差异在于介音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例如丁邦新、郑张尚芳、麦耘、张渭毅等等。但各家对于重纽介音的拟测并不完全相同。
早在1942年，董同龢先生就曾撰写《广韵重纽试释》一文，独辟蹊径地指出重纽是主要原因的不同。其论据包括两方面。第一，从对音材料来看，重纽A类与纯四等韵相近，而重纽B类则与某些三等韵相近。第二，依据当时的上古音材料，可以推论重纽的两类应该有其不同来源。同年，周法高先生依据方言和对音材料，在其《广韵重纽的研究》中也指出重纽的差别是在主元音上。
李新魁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重纽研究》中，首次提出重纽的差异在于声母。李先生主要观察了《切韵》重纽的反切行为，认为重纽B类的声母是唇化音，而重纽A类则是非唇化的牙喉唇音。李先生的观点，首先建立在这样两条原则上。一是，同韵之字主元音相同，此假定不应当轻易打破；二是，三等字的介音最为明确，四等字是否有介音尚待确证。因此，从声母着手是有其合理性的。
余永先生和竺家宁先生都持有重纽差异在于声母不同的观点，论证思路大致和李先生相似，但结论不尽相同。
关于重纽差异具体在于什么方面的问题，多数学者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即介音不同。而既然重纽三等和四等之间介音存在差异，那么其中哪一类应当和除牙喉唇音之外的字，即舌齿音字同类呢？这个问题争论一直很大，大概有三种观点。
一、全部舌齿音与重纽A类为一类，重纽B类自成一类。
在前面提到的董同龢、周法高两位先生所发表的论文中，两位先生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董先生在对反切下字进行系联之后，初步观察到舌齿音切下字在A、B二类中的使用情况。他认为，四等的喉牙唇音多用舌齿音作切下字，而三等的喉牙唇音则常局限在本身范围之内，进而得出舌齿音与韵图上排在四等的喉牙唇音同类，韵图排在三等的喉牙唇音自成一类的结论。李荣、李新魁等先生也基本赞同此看法
二、全部舌齿音与三等喉牙唇音为一类，四等喉牙唇音自成一类。
此观点最早大概由龙宇纯先生在《广韵重纽音值试论和兼论幽韵和喻母音值》一文中提出。邵荣芬先生在《切韵研究》一书中也持此观点。邵先生对董同龢先生的论述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反驳，证据还是很充分的。但邵先生提出的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却显得有些薄弱。
三、舌齿音中云母、庄组、知组和来母字与重纽A类同类，以母、匣母、章组、精组、端组和日母字则与重纽B类同类。
这个观点是由陆志韦先生在《古音说略》中提出。陆先生主要使用统计法进行比较细致和详尽的统计，所得出的结论与《切韵》的反切是较为切合的。后来学者也基本都在这个观察上来进行深入研究。
但这个观点虽然符合《切韵》的反切行为，却显得意义不大。因为如果舌齿音也分为两类，那等于没有说明其归属。况且舌齿音为什么可以分为两类，也是需要解释的。另外，舌齿音为什么是彼此分为两类，而同一组却没有像牙喉唇音那样产生对立呢？总之，这个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知组和来母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各家分歧极大。
一般认为，重纽产生的原因是因为重纽两类各自有其不同的上古音来源。这个观点最早大概出现在前面所引章太炎先生的材料中，但章先生虽然有此观察，却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论述。后来董同龢、周法高和李新魁等先生纷纷从上古音着手来解释重纽产生的原因。
不过，上古音材料并不能完全证明重纽的不同来源。事实上，重纽韵中虽然有些的确有不同的上古音来源，例如《切韵》系的支韵系，重纽B类来自上古歌部，重纽A类来自上古支部。但实际上也存在重纽韵完全来自同一韵部的，例如《切韵》系的宵韵系来自上古的宵部。
对于《切韵》系韵书中究竟哪些韵具有重纽，学界也有一些争论。一直以来被公认的八个韵系是支、脂、祭、真、仙、宵、侵、盐。余廼永先生提出，庚三、清、蒸、幽也有重纽，这个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李新魁先生则提出尤韵系也有重纽。
三等韵在韵书和韵图中的表现非常复杂，问题很多。黄笑山先生专门撰文讨论三等韵的问题。因此，对于重纽的认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