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牦牛队(青海自筹资金成立的打击盗猎藏羚羊的武装队伍)

“野牦牛队”是中共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反盗猎公安队伍，于1992年由索南达杰成立，开展以藏羚羊命运为主题的生态动物保护工作。

1988年，索南达杰向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提出了保护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后成立了管理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西部工委，索南达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遭盗猎分子袭击牺牲。次年5月，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杰主动辞职，重组西部工委，成立了“野牦牛队”。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离世，梁银权成为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即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期间，野牦牛队参与卤虫湖非法捕捞引起争议，可可西里开发区多头管理的问题也日益尖锐。2001年1月初，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决定，撤销隶属这个州管辖的治多、曲麻莱两县西部工作委员会，“野牦牛队”也随之解散。3月1日，青海省格尔木市检察院因涉嫌贪污拘留了8名原“野牦牛队”队员。之后于7月21日，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原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靳炎祖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尼玛等涉案队员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名临时队员被免予刑事处罚，另一名队员另案处理。

“野牦牛队”曾是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张名牌，被誉为“藏羚保护神”，引起了国内外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广泛关注，自1995年成立至2000年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60余起，查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成立之后，海内外的各类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对“野牦牛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不断向他们捐赠款物。

历史沿革

成立背景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三极上的旷野，面积4.5万平方公里，其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万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而随着藏羚羊绒纺织制品“沙图什”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至少有2.5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

正式成立

1988年，杰桑·索南达杰向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州政府提出了保护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议。1992年7月，时任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索南达杰组织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在任内，索南达杰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成功抓获8伙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1994年，索南达杰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抓获了20个偷猎者。因偷猎者中有两个伤病员，索南达杰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派工作人员押送他们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格尔木治疗，自己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则押送剩下的偷猎者和缴获的车队，索南达杰留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返回途中，偷猎团伙看到执法者人少便乘机反扑，将第一辆上带路的工作人员击昏并抢夺了武器，而后把中间的车辆排成弧型，用猎杀藏羚羊的方法杀害了索南达杰。

担任西部工委书记期间，索南达杰和队员先后查获非法持枪盗猎团伙8个，收缴各类枪支25支、子弹万余发、各种车辆12台、藏羚羊皮1416张、沙狐皮200余张，没收非法采金费4万元。索南达杰牺牲后，被原国家环保局、林业部授予“环保卫士”称号。为了纪念他，可可西里保护区的第一个自然保护站被命名为“杰桑·索南达杰保护站”。

1995年5月，时任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杰（索南达杰的妹夫）主动辞职，重组西部工委，成立武装反盗猎队伍，并将这支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同年，在扎巴多杰号召下，共有60多个队员加入了“野牦牛队”。

打击盗猎

1998年6月7日至7月7日，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委及林业公安派出所组成的“野牦牛队”32人，在西部工委书记奇卡·扎巴多杰的带领下，再一次深入到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区，进行全面巡山，严厉打击盗猎藏羚羊的犯罪活动。在一个月的巡山活动中，“野牦牛队”连续摧毁了10个盗猎团伙，当场抓获44名犯罪嫌疑人，收缴藏羚羊皮280张、北京吉普车6辆、拖拉机4台、骆驼3匹、枪12支、子弹2.3万发。为了加大打击力度，他们还在可可西里地区的库赛湖、卓乃湖、可可湖3处临时设卡，进行检查和清理非法入区人员，有效保护了该地区的矿产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

2000年2月18日，“野牦牛队”8名队员和一名记者出发进入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于19日在昆仑山甘森泵站西南200公里处遭遇8人盗猎团伙，当场击伤两名盗猎分子，另有两人逃跑。随后“野牦牛队”从盗猎团伙的4辆汽车中缴获藏羚皮828张，小口径步枪两支及子弹2000多发，改装半自动步枪一支及子弹20多发，“野牦牛队”队员无一人受伤。之后，“野牦牛队”以“保护濒危物种藏羚羊反盗猎行动”获得了中原地区环保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公司环保长城奖”。

存留之争

青海省政府于1995年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199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管理局局长不是被认为一直为此事奔走呼吁的扎巴多杰，而是与治多县素来不睦的曲麻莱县原副县长才嘎，管理局的正式员工也大多来自曲麻莱县，而管理局的业务则由省林业厅指导，行政由玉树藏族自治州管理。对此，治多县个别领导表示强烈不满，认为保护区管理局主要人员构成应以治多县为主体，不应该形成治多县和可可西里管理局同时管理的局面。1998年11月8日，奇卡·扎巴多杰离世，梁银权成为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即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

1999年8月，为解决两个执法主体的问题，青海省多家政府部门和单位在主管副省长的主持下，联合召开可可西里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保护专题协调会议。在玉树州的协调会上，认为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存在体制不顺、执法不规范和进入保护区人员杂乱等问题，严重制约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会议决定首先“尽快理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根据关于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形成合力”的文件精神，撤销治多和曲麻莱两县西部工委，并将治多县西部工委并入管理局，但保留“野牦牛”的称号，确定的移交时间是9月26日。后来，由于媒体和一些自然保护组织多次表达不满声音，使收编计划暂缓，与行政决策的对峙使得在近15个月里，西部工委依然存在。但一年多的双重管理，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

期间，1999年5月，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赠给“野牦牛队”两辆新车，因频繁进山巡逻，3个月后车辆已严重磨损。而管理局的队伍于1998年6月才第一次进山，巡逻车队后来还因为油耗尽而被困。这次行动后来演变为支持双方的媒体之间的论战，为此才嘎局长召开了数次小型记者招待会说明情况，双方之间的矛盾愈发显著。

2000年春节期间，“野牦牛队”队员与保护区管理局之间发生集体斗殴。因“野牦牛队”队员到车站送来访的一位记者，与管理局的车队相遇，后者打着“可可西里野生动物的保护神”的宣传语，“野牦牛队”队员认为“保护神”是媒体送给自己的，便与管理局发生争执，最终导致对方数人重伤住院。此后才嘎局长多次在公开场合出示“野牦牛队”队员“寻衅滋事”后，管理局一片狼藉的照片，以示其素质低下，难于管理。而除了与外部的重重冲突之外，“野牦牛队”自身的矛盾在客观上也加速了自身的解体。“野牦牛队”更多的是凭借扎巴多杰个人威信和酋长式的领导魅力组织起来，在扎巴多杰去世后队伍也出现裂缝。

队伍撤销

2001年1月初，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决定，撤销隶属治多、曲麻莱两县的西部工作委员会，其业务全部归并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后，除几名干部回到治多县工作外，“野牦牛队”的24名队员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成员，其中正式工3名、临时工21名。“野牦牛队”随之解散。

队伍影响

“野牦牛队”曾是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为响亮的名牌，凭借过硬本领，塑造了名闻海内外的英雄形象，被誉为“藏羚保护神”，引起了国内外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的广泛关注。

随着国内外对藏羚羊生存状况关注程度的提高，“野牦牛队”也威名远扬。多年以来，海内外的各类新闻媒体、环保组织和民间团体对“野牦牛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不断向他们捐赠款物。社会各界对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给予了大力的关注和支持。

1999年，“野牦牛队”收到的捐款达22万余元，其中有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捐款10.3万元，还捐赠了传真机、发电机、夜视仪和对讲机。北京市民还成立了“自然之友”，先后捐助7万元和两辆北京jeep、一部电台、一批汽车配件及药品、衣物等，还在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了“自然之友”保护站。同年，天津市市的一位大学生利用暑假全程跟踪追捕行动，回天津后与电视台专门组织节目，把大学生们动员起来，各院校募集十几万元。捐款者中，中小学生人数最多。同时，“野牦牛队”还得到了美国、比利时、英国等10多个国家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