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52
《“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对被称作“红色经典”的《红旗谱》、《创业史》、《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李自成》、《艳阳天》等作品做出分析评价，并对其文学史地位进行了评估分级。每章都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独到见解。这是作者继其专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之后，从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角度重新解读和评估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的新成果。
《“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阎浩岗，男，1963年11月生于吴桥县。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大学教学名师。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著作除本书外，另有《中国现代小说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概览》（主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艺术研究》（合著，三晋出版社2001）等。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代序
写在前面
绪论
一、“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
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态度
三、文学史的“入史”资格
四、文学史写作的体例
第一章 从文学角度看“红色经典”
一、文学价值本身的角度与“红色经典”的“文学史化”
二、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一辩
三、“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体现及其分档
第二章“土改”叙事：在“十七年”的入口处
一、《暴风骤雨》第一部：快意的除霸复仇
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揪出伪饰的恶霸
三、《暴风骤雨》第二部与“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
第三章 《红旗谱》：日常化的革命叙事
一、人物形象的日常性
二、人物关系与叙事逻辑的日常性
三、“闲笔”的魅力
四、日常生活描写的题外之旨
第四章 《创业史》及其他合作化题材长篇
一、艺术描写的真实感与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二、人伦挚情与创业激情：艺术感染力的源泉
三、善良与尊严：永恒的道德价值
四、《山乡巨变》：另一种真实和别样的魅力
五、《三里湾》与《艳阳天》：乡村道德冲突的写实与权力斗争的传奇
第五章 通俗传奇与英雄史诗
三、《李自成》：规模空前的英雄史诗
四、《苦菜花》：政治规约下的人性表现
第六章 《青春之歌》：自叙传与“集体创作”
一、作家创作主旨与读者期待视野
二、作家创作心态及作品修改得失
三、自我实现者的心路历程与青春激情的颂歌
第七章 《红岩》：纪实与传奇结合的奇书
一、史实与虚构的艺术化处理
二、空前绝后的意志传奇
三、从真实感看其艺术得失
四、超越意识形态的精神价值
第八章 文学史长河中的“红色经典”
一、“红色经典”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二、农、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
三、理想化人物与乐观明朗基调
四、“红色经典”对“长篇小说美学”的探索
五、“红色经典”与新时期小说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 本书所论主要作品初版日期、主要版本及被改编情况
后记
人物性格的鲜明生动固然也是作品生活气息的元素，笔者以为，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作品使人如临其境的社会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场景与细节描写。读《红旗谱》，我们能感受到民国年间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冀中平原婚丧嫁娶、逢年过节的习俗，甚至看到锁井镇的街巷、通向大小严村的羊肠小道、千里堤和白洋淀的风光，听到风吹大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响声。《三里湾》、《山乡巨变》、《三家巷》也以写日常生活或民间风俗见长。《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里非常独特的环境与生活方式、生活状态的描写也是其吸引读者的原因之一。作品生活气息的获得，还由于表现了浓郁而真挚的人伦情感。《红旗谱》最感人的，不是反“割头税”运动、二师学潮与高蠡暴动的火暴场面，而是朱老忠的侠肝义胆，他与严志和、朱老明等人的朋友情，与贵他娘的夫妻情，涛他娘与老祥奶奶的婆媳情，江涛与奶奶的祖孙情，与运涛的兄弟情。甚至朱老星家的对丈夫独特的情爱表达，也饶有趣味。①《青春之歌》最吸引青年读者之处，在于对女主人公处理与三个男性的情爱关系时真实、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
十七年文学研究如果从1999年算起，迄今已走过了十个年头。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和深入剧烈，中国的社会意识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历史”做进一步的重评。二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调整的需要。80年代中期前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通过将“左派文学”边缘化确立了“纯文学”的秩序，但是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后来逐渐显示了它思想单薄、学术平板的一面，于是对它的质疑，以及提出清理这种研究结论的呼声在学科内部日益呈现。我想阎浩岗教授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酝酿到写作的过程，应该都在这一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中。
我与浩岗教授结识于几年前，后来到他供职的大学文学院讲学和答辩，便比较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他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投入了大量心力和劳动，而且此前，已有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问世。我们知道，出现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是在这些作品被充分“当代化”的情况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由于社会思潮对它们的合法性予以了先验性的强大支持，它们成为“文学史经典”几乎没有成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