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2:50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百年孤独》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作品通过描写一位小镇青年在镇上所有人都知晓有人要杀死他而他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残忍杀害的故事，反映了拉丁美洲孤独、落后的社会现实。小说原型为195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的真实事件。写就此作的次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西班牙《世界报》评选出20世纪百大西班牙语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得票排名第一位，超过第二位的《百年孤独》。1987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被意大利导演弗朗西斯科·罗西改编为电影《预知死亡纪事》并获得第40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1990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被中国导演李少红、萧矛改编成电影《血色清晨》并获得法国第14届南特三洲电影节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金球奖。
在小镇上一场豪华婚礼举办的第二天，新娘的两个哥哥拿着杀猪刀在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小镇年轻人家门口杀死了他。事件起源于一位名叫巴亚尔多·圣罗曼的富商与小镇上的贫民姑娘安赫拉·维卡里奥的婚礼，在他们婚礼的当天晚上，富商发现他的妻子并非处女，一气之下他半夜将新娘退回了娘家，新娘在家人的逼问下声称破坏她贞操的人名叫圣地亚哥·纳萨尔。新娘的两个哥哥维卡里奥兄弟觉得家族的荣誉受辱，拿上杀猪刀便去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家附近，并在途中向小镇居民大肆张扬他们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小镇的大多居民都在那个清晨直接或间接地被透露了杀人的消息，但却并未使任何人最终夺下兄弟俩手上的屠刀。维卡里奥兄弟秉性温良，即使在等待圣地亚哥从家里出来的复仇途中，兄弟俩都曾对他们是否要杀人雪耻这件事犹疑不决。凶案发生前谁也不相信他们竟会杀人，这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兄弟俩张扬杀人之事并未重视，人们以为他们俩只是醉酒闹事。兄弟俩想要表现的其实只是不堪其辱，他们的大肆张扬实质上是希望有人能站出来阻止他们，然而由于大家都抱着一副看客的心态，并没有一个人及时告知了圣地亚哥·纳萨尔这件事。直到圣地亚哥路过未婚妻家，未婚妻的父亲找到并告诉他有人要杀他，而他“要么带上我的步枪出去迎战，要么就躲在这儿”，圣地亚哥茫然而又恐慌地冲出未婚妻的家，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新娘的两位哥哥杀害。
凶杀案发生后维卡里奥兄弟坚持他们保护名誉的行为是正义的，但他们在狱中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煎熬，哥哥连续十一个月没有合眼，弟弟持续腹泻。小镇上的人们也纷纷陷入不同程度上的迷惘和悲伤，受害人圣地亚哥父亲早逝，他在中学毕业后便辍学接手经营了自家的牧场，他家境宽裕，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小镇上的人都十分尊重他。没有人相信他是真正破坏新娘贞操的人，他和安赫拉·维卡里奥平素看起来就像是两个世界的人。“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发生后的很多年里除了新娘的证词外甚至找不到一个证据能够说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夺走了安赫拉·维卡里奥的贞操。然而，悲剧最终在众人之手的推动下酿成了。
1951年1月的礼拜一上午，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被奇卡兄弟杀死。凶杀案发生后不久，马尔克斯意识到自己如此急切地想要讲述这桩案件，以致于后来他认为也许正是这桩案件彻底确定了他的作家生涯。
1981年，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
此时的马尔克斯，为抗议智利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已经进行了5年文学罢工。然而为完成这一作品，他打破誓言，写下了这部触目惊心的悲剧——《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为了讲述这桩案件，马尔克斯重返当年事故发生的小镇，一一寻访事故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在被刺杀的朋友的母亲、因不洁之身被退回娘家的曾经的新娘、直接导致凶案的两兄弟和所有事先知晓即将发生“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的小镇居民等人的口中慢慢拼凑出事实的真相，经过30年的调查和思考，马尔克斯终于找到这出悲剧的关键。1981年3月，马尔克斯写成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是他继《百年孤独》之后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为作家隔年（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立下了汗马功劳。
维卡里奥兄弟
小镇上公认性情温和，为人友善的老实人。当他们从妹妹口中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时，两兄弟认为需要做点什么来为家族雪耻。刚开始弟弟佩德罗·维卡里奥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弟弟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哥哥巴勃罗·维卡里奥却觉得他们在小镇四处张扬的凶杀行动没有被认真地阻止，认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最终两人还是杀死了圣地亚哥。两兄弟出身贫寒，为人也老实质朴，刚开始他们无意真正杀死圣地亚哥，只是想为家族雪耻，他们的事先张扬是希望有人能站出来阻止他们，这样两兄弟雪耻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然而他们在张扬“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时并没有被真正的阻止，那么他们的“不堪其辱”就没有表现彻底，甚至感觉再次受到了侮辱，人们没有及时地制止他们，反而早早在圣地亚哥家门口站好了位置等待着凶杀案的发生，看客的期待使他们手里的杀猪刀如同箭在弦上，杀人一旦变成事先张扬的公众承诺，承诺者就必须去实践，除非他被某种势力限制。在杀死圣地亚哥后两兄弟在镇上的监狱呆了三年，两兄弟不愿承认他们内心的煎熬使两人在狱中受尽了心理和生理上的痛苦：哥哥连续十一个月没有合眼，弟弟持续腹泻。他们对杀死圣地亚哥的行为感到迷惘，因为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能够表明圣地亚哥就是夺去妹妹贞操的人，但他们仍然坚信，在案发当时公众的期待下，他们为名誉而做出的杀人行为是无罪的。
圣地亚哥·纳萨尔
家境富庶的年轻人。他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在前一天的婚礼上他还和朋友尽情欢闹，大费脑力心算婚礼各项开销，因为“我的婚礼也要这样，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后一天的清晨当他带着宿醉的余欢路过未婚妻家时却被未婚妻的父亲告知有人要杀他，让他要么带上来复枪去应战，要么赶紧躲起来。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有人正等待着要杀他的消息圣地亚哥感到茫然无措，惶惑不安，他迷惑惶恐地走了出去，走到家门口，随即被等候已久的维卡里奥兄弟残忍杀害。
主题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一本内容由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小说，作者通过讲述一个无辜的年轻人在镇上所有人都得知有人要杀害他但他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残忍杀害的故事，揭示了命运本身的神秘性以及由于人民群众对罪恶行为的看客心态所导致的悲剧的酿成。
小说通过一系列的巧合塑造了命运本身的神秘性。如果新娘安赫拉·维卡里奥在新婚之夜还保持处女之身，如果她顶住了家庭的压力拒绝嫁给巴亚尔多·圣罗曼，如果她在被逼问的时候不说出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如果她的两个哥哥在张扬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之后在无数次可能被阻止的机会里有一次被认真阻止，如果圣地亚哥·纳萨尔能及时被任何一个人告知有人想要杀他，那么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手案就不可能发生。正是这一系列的巧合塑造出受害者圣地亚哥·纳萨尔身上一种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此外，安赫拉·维卡里奥的处女之身究竟为何人所夺，即使到小说的最后都没有揭开，就像加夫列尔·马尔克斯故意不揭开《枯枝败叶》中医生的身世之谜、《恶时辰》中的匿名帖之谜一样，正是这样才使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冤死更具悲剧色彩。
当维卡里奥兄弟将凶杀计划散播出去而几乎所有人都知晓这个杀人计划时，所有知道凶杀计划的人就构成了一个群体，而作为群体中的个人，他们对其作出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小说中圣地亚哥家的女厨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很早就知道了圣地亚哥即将被杀的消息，但是她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圣地亚哥，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维克托丽娅并非是一个本性恶毒的女人，但是当她成为知道凶杀计划的群体的一员时，她心底的良知判断就开始出现了偏差，虽然她在后面的解释中说是因为自己不相信消息的真实性，而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主人，但小说中提到的她曾被圣地亚哥父亲侮辱过，而且圣地亚哥对她的女儿也存在非分之想，我们不禁会产生“她没有一丝恨意，没有想过报复”的疑问。可以肯定的是，当她处于这样一个提前知道真相的群体里时，她不会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大的义务和责任去告知自己的主人并挽救他的生命，因为即使她不告诉他，还会有无数个知道这件“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的人可能会告诉他，退一万步，即使没人告知她的主人，不也正契合了她想要报复圣地亚哥的心理欲望。此时，她的心理欲望被激发到了顶点。同样的道理，当维卡里奥兄弟在肉店磨刀时，二十来个屠夫曾目睹凶手扬言杀人，但在后面的时间里他们却闷声不响，是因为他们相信“总有一个人会通风报信”，神父推诿搪塞牛奶店老板娘的“求救”是因为他认为“这不是上帝而是政府的事”，镇长答应立刻去过问这件事，但是他却转身走进了社会俱乐部，去定下那天晚上的一场骨牌，而当他从俱乐部出来时，圣地亚哥已经被杀死了。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人处在集体中时，对于一条人命即将被杀这件事，都下意识的表现出了与己无关的一种姿态，但是即使在他们觉得与自己无关的同时，他们又想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欲望，所以我们在小说的最后才会看到恐怖意味不少于大屠杀的一幕：“人们像在游行的日子里那样，来到广场站好位置，”“所有人都明白他（圣地亚哥）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当受害人惶惶然不知哪里才是归家的路，还有人热情帮忙指路。所以，圣地亚哥的死，不单单是一两个人的责任，而是集体的失职，是群体的看客心态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个被人遗忘、与世隔绝的小镇里，当叙述者对经历过当年事件的人一一寻访时，处于同一时代和相同的文化传统中的小镇人纷纷将“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的原因归结为命运和巧合，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那么多的预兆和梦境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导致悲剧的真正根源正是这种处在封闭、孤独、落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人们的愚昧。马尔克斯用这一事件揭示了惊人深刻的社会意义：孤独落后的社会现实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独特思考，这正是马尔克斯在酝酿这部小说的三十年里思考的用意所在。
结构
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提供了一种现代小说的重要结构形式，即环形结构。这种类似封闭的结构，对于处理类似案件一类的小说是有效且科学的：文章开头第一句：“圣地亚哥·纳萨尔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将要前去迎候。”结尾最后一句“后来圣地亚哥·纳萨尔从那扇打六点钟起就开着的后门进了家，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两句叙述之间便是作者打算重点雕琢的部分，即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如何从出门迎候主教直到被杀的整个过程。这种结构的方式显然有别于传统简单的倒叙方法。作者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描写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各个不同的当事人的视角里再现了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个性化叙述
就叙述层来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叙事（又称初始叙事）和第二叙事；第一叙事指的是“我”回乡调查访问圣地亚哥·纳萨尔被杀一事，第二叙事（又称元故事叙事）在作品中表现为小镇人对凶杀案方方面面的回忆和看法，第二叙事与它插入其中的初始叙事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其中元故事对初始故事具有解释功能。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层很特殊，故事的主体不在第一叙事，而存在于元故事叙事中，并且它的元故事不是一个或不多的几个独立的故事，而是第一叙事多元化的、琐碎的许多侧面，它们散乱地插入第一叙事中，共同构成元故事叙事。其特殊之处还表现在，元故事没有构成一个逻辑关系严密、时序井然的完整故事，作者采用重复叙事的方式，让不同的人物对同一事件或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作多次讲述，他们的说法或如出一辙，或矛盾百出。对于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否就是罪魁祸首，以及惨剧发生那天是阳光明媚还是飘着蒙蒙细雨，大家众说纷纭。人物关系和人物的好坏再也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具有了相对性。
相对于传统小说习惯于凌驾于人物之上宣达作者的意图和爱憎褒贬，加夫列尔·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里尝试了叙述者的人物化，叙述者不再是传统小说中全知的“上帝之眼”，而是与小说的人物合一，为了仍然保持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作者巧妙地设计了叙述者的身份，他的家庭与受害者和凶手的两个家庭都有着相同的亲密，也就是说，叙述者与维卡略一家和纳赛尔一家是“等距”的，这就使得叙述的客观与节制成为可能。作者通过叙述者大量的间接引语使小说叙事体现出强烈的真实感。小说还运用了大量的直接引语，它们多以短短一两句话的形式，和间接引语结合起来表现一个事件，直接引语的运用使间接引语更加具有真实性。同时，作为叙述者的“我”又直接面向潜在读者，在实现其职能的基础上，呼唤读者思索悲剧的真正根源。
集体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之下的群体中个体责任的消失与分散是酿成这一悲剧的发生的重要原因。人们在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欲望是加以限制的，而当人们聚集起来形成群体时，人们往往比独处时更加敢于发泄自己本能的欲望，此时的群众便变成了无意识群体，”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典型的群体的社会心理是无处不在的，有时是人们对于偶发事件的集体参与，有时是对于必然性事件的集体失语症，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对于各种浮躁行为、低级行为以及罪恶行为的集体冷漠和集体麻木。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则表现为小镇居民对于凶杀案这一偶发事件的集体冷漠与失语。因此在这样一场“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里，人人都是帮凶。
1976年9月11日，在智利军事政变三周年之际，加西亚·马尔克斯为表示抗议宣布“文学罢工”，发誓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不倒台就不再发表小说。一沉默就是五年。直到1981年，传闻鉴于他《百年孤独》的文学价值，只要他再发表一部新作就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克斯才终于结束“罢工”，发表了新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小说一经出版，即在西班牙语国家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仅哥伦比亚“黑绵羊”出版社一家首版就印行了105万册，且在两周之内销售一空。该社还同墨西哥“迪亚娜”出版社联合印行了30万册。与此同时，阿根廷“南美”出版社和西班牙“布鲁格拉”出版社也大量印行。在哥伦比亚和西班牙还很快进行了再版。总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另外，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即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此种情况被视为拉丁美洲文坛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奇迹。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马格达莱纳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童年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1936年随父母迁居苏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国立大学。1948年因内战辍学，进入报界。五十年代开始出版文学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独》问世。1981年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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