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12
严绍璗（1940年9月—2022年8月6日），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40年9月，严绍璗出生于上海市。
1959年，毕业于上海复兴中学，同年秋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
1964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80年，任北京大学讲师。
1985年，任北京大学副教授
1990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2022年8月6日12点零2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8月20日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昌平殡仪馆举行。
严绍璗在原典实证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理解东亚文化的“变异体”理论，以此开创“文化与文学的发生学”研究。由对象国的“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达于对象国本体文化与本体文学的研究，最终进入“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在50年的学术作业中体验和积累“多元文本细读”与“观念综合思考”互为犄角，相互透入的“新知识生产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多元文化语境”、“不正确理解的中间媒体”和“变异体生成”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理性观念，并以“多层面原典实证方法论”作为实际操作手段，组合成一个“自我学术理念系统”，被称之为“文学的发生学”。
严绍璗的学术研究包括两大体系——以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和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严绍璗建立了一套科学而严谨的比较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体系，即“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的发生学研究”。严师着力倡导的比较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包含三个部分：第一，在多层面的“文化语境”中还原文学文本；第二，深层把握文学与文化传递中的“不正确理解”的形态；第三，解析文学与文化传递过程中的“中间媒体”并揭示“文学的变异体”本质。
严绍璗不但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联系及各自的民族特征，阐明了形成各种复杂联系的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概括和提升，建构了关于理解文学与文化“变异体”本质并探明其生成过程及传播路径的、具有高度学理性的“发生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把对东亚文学与文化的“双边关系”的研究发展到了“文化语境”的层面，把对比两种或几种文学样式之相同与相异性的肤浅研究提升到了探究异文化互融的高度，把以往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推进到了文学与文化的内部，并且打破了民族文学、国别文学研究的禁，以切实的探索和实践真正把比较文学做到了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去，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开辟了比较文学的新天地。严绍璗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两大部分：日本中国学研究和日本汉籍语文学。
严绍璗培养的学生有王生、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陈平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哲俊等。
严绍璗上课的一个特色是边破边立，不破不立，在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会批判对立面的观点。比如对当时流行的文化河东河西论、文化现代性诠释论、儒学资本主义论、日本文化中国从属论等等，先生在课堂上都有不留情面的批判。但严先生的批判的独到之处在于只批判论点。不管这些论点在当时是多么的时髦和权威，严先生从不直接说出持论者的名字，总是以“某位先生说”“某位老先生认为”这样的话含糊带过。
严绍璗很重视社会阅历和学术积累，他要求学生在开展比较文学的研究时需要深入到对象国的文化场域中进行体会。同时他认为实证精神始终是推进思考的重要源泉。但先生的严格并不等同于严厉或是严酷。“这个应该是怎么样的”，对于学生的教导，严老从不曾疾言厉色。
严绍璗教授的逝世，不但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学界的重大损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评）。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的研究领域，严师（严绍璗）无疑是中国国内外同行学界认可的一位杰出学者。（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评）。
严绍璗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汉学）中国学领域的拓荒者，是海外汉籍研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成就了中国日本学，也理清了日本中国学。在比较文学领域，严绍璗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首倡者和耕耘者，是比较文学发生学和文化变异学理论的奠基者和阐发者严绍璗的发生学理论不仅可以运用到比较文学领域，对其他学科如思想史研究、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等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北京大学新闻网评）。
(严绍璗)先生是睿智而旷达的，他以理性直面现实的阴暗处，但并不悲观，因为他的批判性思维是与对祖国之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高校老师王生评）。
2023年9月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四个单位在民主楼会议厅举行“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严绍璗文集》出版座谈会”，以此纪念逝世一周年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严绍璗教授，并探讨严绍璗作出过突出贡献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