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5 09:08
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根本的方针政策，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由于当时最突出的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79年，安徽、四川省等地率先调整农村经济政策，随后中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开展，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渐次展开的过程。中国自1979年确定对外开放方针以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的逐步推进开放格局；在相继开放了一系列边境城市、内地沿江城市以及中部地区城市后，又形成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开放格局。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纲领和行动指南。自此，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代。
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进一步解放人民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即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开放，主要指对外开放，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扩大与各国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纵观45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成功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走出了一条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迈向富强的崭新道路。
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提出是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概念的运用早于这一时间节点，“改革开放”这一理论概念也是在不断实践中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运用“改革”这一概念，要求共产党人应该成为“立志改革的人”。除此之外，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前后还多次提出“向国外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正是以这一重要思路为基础，毛泽东同志在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话时明确提出了“全部开放，全部交流”的思想。
邓小平则进一步赋予了“改革”“开放”更深刻的内涵，并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使用过“改革”这一概念，如1978年9月17日，他提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同年10月11日，他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邓小平同时还多次从国家对外政策角度运用“开放”这一概念，比如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明确谈到中国要“实行开放政策”。正是在上述重要论述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4年2月9日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先生故居时第一次把“改革”和“开放”概念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的重要论断。自此之后，“改革开放”作为一个特定概念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和重大政策中开始被不断使用。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报道中，“改革开放”概念首次登上党报报道的标题。也正是从1984年开始，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和开放问题时，多数情况下都是把“改革”和“开放”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使用。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召开，报告中29次出现“改革开放”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作为代表中国长期基本国策的科学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改革开放”概念写入党章，强调“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坚持改革开放确定为“强国之路”。
十三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重要概念，这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已越来越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断并规划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任务，强调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整体部署和顶层设计，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也要“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相继辞世。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复杂紧迫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对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组成的“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这个事件，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走至尽头，也成为党和国家酝酿、提出和实施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契机和前提。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首先提出要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也反映了许多干部群众的心愿。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改善邓小平的处境，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得到李先念的支持。
经华国锋批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场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为推动历史大转折，酝酿和决策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1977年7月16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全部恢复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获得肯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借鉴或者说照搬了苏联模式。“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基本工业体系得以建立，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但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发展。从1974年到1976年，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加快发展。但是，由于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艰巨性、长期性估计不足，中国共产党内在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再度出现。在农业发展方面，中共中央继续肯定“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口号，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继续坚持到1980年基本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目标。1977年年底，国务院第二次召开全国计划会议，会议形成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基本建设计划，提出到1985年以前，全国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油化工厂，十几个大化肥厂，以及新建续建6条铁路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等，全部基建投资规模接近过去28年的总和。如此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无论从当时国家资源、财力和技术力量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刚刚经历10年内乱严重破坏，亟须休养生息之时，却要求大干快上，发动新的“跃进”，在实际经济工作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世界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核能技术、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新兴技术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引起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要赶上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石油部等国务院部委分别派出多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并在全国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从1978年起，全国派出的重要考察团包括：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考察代表团，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考察代表团，以及以国务院副总理古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除了上述以经济考察为主的外访团以外，中国党政高层出访活动也迅速增加。仅1978年，就有副总理和副委员长及以上级别的领导人20多次出访，访问了包括发达国家、新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50多个国家。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事实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当时最突出的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因此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落实党的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农村工作的中心。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安徽、四川省等地率先调整农村经济政策，随后中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8月，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70％左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点到面渐次展开的过程。最初是试点阶段，对企业进行扩权、减税、让利为基本思路的改革。1979年，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逐步开展起来。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进行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也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方式是减少工业品计划管理的品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采用多种购销方式，开辟多条流通渠道，建立城乡互相开放的流通体制。这一改革为多渠道地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对企业、商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也开始进行调整，打破了单一经济形式，逐步形成了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支持和倡导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成效显著。1980年，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次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从1978到1982年，城镇集体企业安置就业人员1237.9万人，城镇个体经济安置就业人员147万人。
对外开放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行开放政策”。1979年1月，广东省要求在广东邻近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宝安县蛇口区兴办工业开发区，得到中央批准。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体育会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市、汕头市和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3年，中央又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经济特区在计划、投融资、流通、劳动工资、土地管理、财税、金融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为了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工作纳入法制轨道，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根据这部法律，从1979年7月到当年底，全国总共批准中外合资企业6个，协议外商投资810万美元。1979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央委派出访日本，达成了以年利率3%，还款期30年的条件，借用日本政府贷款500亿日元（当时折合2.3亿美元）的协议。这是中原地区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坚持“不用西方国家贷款”的思想禁，为此后中国使用国外贷款打开了通路。
随着改革逐步取得阶段性成就、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中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从农村走向城市。
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入手，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并于1983年开始实行利改税。1986年1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1987年4月，国务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至1987年底，全国已有82%的中大型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承包责任制，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使企业逐步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
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也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更为完善的条件。1984年1至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市、珠海市、厦门市和上海市。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市、上海、大连市、秦皇岛市、烟台市、青岛市、连云港港、南通市、宁波、温州市、福州市、广州市、湛江市、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分两步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门、泉州市、漳州市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以及河北环渤海湾地区一些沿海市县列入，共同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沿海经济开放地带基本形成。1988年，刚成立的海南省被并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由点到线再到片，由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商品价格是由政府统一定价。1984年后，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从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渐次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资源配置向生产效率更高、产品更适销对路的企业倾斜，乡镇企业能够通过计划外市场合法买到生产资料，开始快速成长。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低买高卖牟取暴利的现象出现，导致了投机和腐败。1988年，中央决定加快改革步伐，进行“价格闯关”。价格放开后，肉禽蛋和烟酒都开始大幅度涨价；到8月份，物价指数已蹿升到38.8%，远高于居民收入涨幅。同年8月27日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同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通过了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过旺的社会需求得到控制，相当多的商品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生活资料。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还第一次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首次概括了12个主要观点，这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作出批示。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就发展高技术问题作出批示。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年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一时间段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局势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世界社会主义发生的严重曲折也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国内，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性和严峻性，以及新闻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思想上，国内面临着“左”和右两种思潮的干扰与束缚，如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以及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等，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够解放、思路不够清晰，改革开放的步子迈不开，等等。这些情况的存在，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市、珠海市、上海市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的思想原则和行动策略。他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3月，随着由《深圳特区报》记录邓小平深圳考察谈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的发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了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任务和要求，勾画了其总体规划和基本框架。这一决定成为20世纪90年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全会还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其中包括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等。《决定》的出台，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全面推进住房市场化改革的确立，其最大意义在于稳步推进公有住房的出售，通过向城镇职工出售原公有住房，逐步完成了中国住房私有化的进程。1998年7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正是由于此文件废除了住房实物分配的制度，为商品房的发展扫清了“竞争对手”，从而确立了商品房的市场主体地位。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会后，各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深化。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农业和农村工作跨世纪的发展目标和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高度肯定了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确立“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中国还加大了扶贫攻坚力度。
自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的方向和目标后，1994年至1997年，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以点面结合的方式逐步推进，并取得明显成效。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调整布局和改组企业的方向、重点和措施，要求突出抓好四个环节：一是继续推进政企分开；二是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三是对国有大中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四是面向市场转换经营机制。
财税体制改革也处于稳步推进中。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国家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从1994年起实行汇率并轨。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1994年1月，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有效增强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1995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法》。从1996年12月1日起，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中国金融管理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
到1993年，全国对外开放地带总面积达50万平方公里，包括339个县市、3.2亿人口。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成为这一阶段改革开放面临的重大课题。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86年7月10日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以来，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提出并实施的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走出去”等多项战略满足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有效应对了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大背景，达到了助推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2003年至2011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由此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中共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随后，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进一步阐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2006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拓展为四位一体。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经济体制改革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稳步推进。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主要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03年3月，国务院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等内容写入宪法。它适应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客观需要，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进一步完善了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加强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宏观体制管理改革方面，主要是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在税收体制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于2003年首次明确提出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等资源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
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一个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税种宣告终结。自2004年开始，国务院就实行了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末，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使免除农业税的惠农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关系着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按国际汇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表明，改革不再拘泥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而是涵盖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全面的改革。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落实改革内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此成立了7个专项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就将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改革任务分解为336项重要举措，逐一确定协调单位、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8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改名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中共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沉着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项工作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和进展。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也于中共十八大后启动。201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排名从第六位跃升至第三位。此后，人民币正式加入IMFSDR（SDR）货币篮子。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三项任务，推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2018年8月，国家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责任。
2023年11月1日，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为中国大陆第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宣布新疆自贸易试验区将被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同年12月15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在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海南省等地区进行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试行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政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占全国的80%以上，所以革命、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从农村开始。这与其它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改革路径是有很大不同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星的凤阳县开始的。1977年，安徽遇到百年难遇的大旱，对此，全省上下以发展生产为根本任务。凤阳县马湖公社是第一个全面推行包产到组的公社，因而在第二年成为全县唯一没有减产的公社，以此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自此，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就城市的改革而言，经历了一个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进而到全面开放的过程。1979年4月，邓小平首先提出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办“出口特区”，一年后改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虽然是一个试验区，但在实践中发现经济特区促使了该地或该省经济的腾飞。在经济特区的基础上，5年后即1984年，中国又设立了沿海大连市、北海、湛江市等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而后，又在此基础上，进而使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城市）也得到了全面的开放。全国各地都在抓改革开放的机遇，大力发展经济，通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各地的经济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注重经济基础的改革的同时也注重上层建筑（如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对此表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其根本的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解放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据此，邓小平还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法，如机构的大力精简。他说：“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习近平也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农村责任制的推行，政治上的精简机构等改革属于对内的改革。但邓小平认为，改革从经济上说，包括“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两个方面。“对内搞活”，也可以说是“对内开放”，而“开放”的关键点在于“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对外开放，在于引进外资、引进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等。邓小平在评价特区的作用时候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1979年蛇口设立，1980年创办和发展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厦门经济特区，1989年大连市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1990年中央推进形成以浦东新区为火车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带，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扩大，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至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形成。这个对外开放基本格局的内容和特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开放、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开放；二是多领域开放，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三是多层次开放，包括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大城市等；四是多渠道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旅游、劳务输出、对外承包、国际投资、承接外援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更高水平推动，新时代扩大开放的新格局逐渐形成。这个新格局展现出的中国特色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外贸转动力、调结构，培养竞争新优势；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提高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贸区，加强开放试点经验复制推广，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深化多边双边贸易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巨变。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9亿元，2022年达到1210207亿元。45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折合12.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
经济结构实现重大变革，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2017年，服务业比重提升至51.6%，比1978年上升2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提高30.4个百分点。2022年，高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2.1%，高于全部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9.1个百分点。2022年1月至11月，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3.5%；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0%、7.5%和5.9%，分别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增速4.1、3.6和2.0个百分点。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供给能力实现从短缺匮乏到丰富充裕的巨大转变。统计显示，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强化。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908.2亿斤，已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比1978年翻一番。近年来，中国谷物、肉类、花生、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
工业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不断攀升，成为驱动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突破40万家，工业总体实力再上新台阶。201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总量首次突破20万亿元，2021年达37.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2.6%。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之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科技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发展新动能快速崛起。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高铁、核电、特高压输变电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高端装备大步走向世界。2022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万亿元增加到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升到2.55%；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占世界1/5的人口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71元，2009年突破万元大关，2014年突破2万元大关。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883元。
1978-2017年，全国就业人员从40152万人增加到77640万人，年均增加96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长期处于低位，城镇调查失业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2010年标准，改革开放之初，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3046万人，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根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城市、镇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达到36.52平方米、42.29平方米，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分别增加7.4平方米、10.3平方米。中国建成世界上最大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300多万套，1.5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应保尽保。2022年，中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10.6亿、2.4亿、3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共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22年的77.93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2022年，孕产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88.8/10万下降到2022年的15.7/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至4.9‰、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6.8‰，均降至历史最低，妇女儿童健康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绿色发展动能持续增强。2015年3月，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开启，加快推动中国电力交易市场化，各项改革试点工作迅速推进，市场体系建设蹄疾步稳。随着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电力系统清洁低碳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22年，中国超额完成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下降40%至45%的目标，累计减排二氧化碳58亿吨，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0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14.04亿千瓦，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9.9%。一个更加清洁、低碳、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正在加速建立。
美丽城乡建设稳步推进。2015年开展海绵城市试点，30个试点城市建设成效显著。园林城市创建有力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升城市宜居品质。截至2017年底，345个城市（含县级市）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11个城市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开展森林城市建设。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已有138个城市建成国家森林城市。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6.5%；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40%，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持续巩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平均覆盖率达到82.5%；城市建成区绿地面积和绿地率分别超过250万公顷和3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5.29平方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
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是一种不同于共同体经济、自然经济、简单商品生产的经济关系。如果说，一般商品生产有两个前提条件，即社会分工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交换价值，那么，市场经济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采取雇佣劳动（合同劳动）的形式，劳动者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而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增殖（剩余价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理论和偏狭认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肯定在中国的现阶段，只能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二是肯定在竞争性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二）经济运行和调控的理论创新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协调的传统理论，强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进一步说，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任何市场经济都要遵循的一般规律；而作为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尊重、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政府通过策动、引导多种方式方法，积极培育和建立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之后，不断完善市场体系。通过区分公共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使政府作用和市场决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时，有效进行宏观调控，为稳定亚洲和世界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对经济运行和调控理论的创新和贡献。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四十年，实际上也是发展理念不断创新、发展的四十年。从早期主要侧重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进而注重包含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再到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的进一步深化，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对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创新。五大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远洞识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发展篇章的集大成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四）发展布局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发展布局不断探索和创新。由最初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发展，再到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布局理论得到不断创新与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支撑华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四个伟大”的四梁八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主要方略和顶层设计，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验的一个深刻总结。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和深化，这是对发展布局理论的重大创新。
（五）渐进式改革的理论创新
转型国家如何顺利通过改革过程实现体制转型，是过渡经济学的一大难题。中国改革开放遵循渐进式发展的逻辑，这是由改革开放的性质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易到难、由农村到城市逐步推开，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相比较，更加富有成效，特别是能够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直走的渐进式道路，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比较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因而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仍将主要采取渐进式改革，力求在付出较低的社会成本逐步推进改革的同时，保持国民经济的较高速增长。毋容置疑，渐进式改革，丰富和创新了过渡经济学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
（六）开放经济新机制的理论创新
如何认识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学的重大课题。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开放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形成了适合世情、国情的开放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突破传统国际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形成了将引进外资同引进技术相结合，从而发挥劳动力禀赋优势的新机制。从早期的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实施“三为主”“两头在外”，到后来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全方位开放不断深入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对中国在新的发展水平上增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优势、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理论。中国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冷战思维，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把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提升到新高度。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促进参与国家共同繁荣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倡导构建“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主张对于丰富和创新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和开放理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七）现代化“起飞”和发展阶段的理论创新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简要地概括为两句话：一是醒得早、起得晚：1840年后觉醒，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起飞。现代化道路曲折，准备时期漫长。二是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3.3%，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15%左右。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将传统“工业化起飞”理论发展为“现代化起飞”理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后发，多方面因素决定了工业化迟迟没有实现起飞，当工业化起飞之时，全球信息化方兴未艾，不得不将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进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一般要经历过四个阶段：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和高速增长阶段、整合升级阶段、高质量发展和正常周期阶段。如果再用工业化思维去思考工业化信息化相结合的现代化起飞，显然是不够恰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有助于摆脱和超越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局限，破解西方现代化难以逾越的困境。
（八）“四化同步”发展的理论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鲜明的“后发”特征：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再信息化，中国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发达国家是先商品化再市场化，中国是商品化和市场化结合。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表现，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在农业上的部门表现。当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时代。“四化同步”视角下的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存有明显差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时空压缩”的“并联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一大特点。“四化同步”发展的理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走出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的理论指导，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九）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对发展本身内涵的理论认识和可持续发展早已经是一个世界议题。有“双缺口”“进口替代”“出口替代”等诸多支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突破了这些理论。中国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投资拉动，成功实现了“双顺差”“双剩余”，再加上国际并购，正在努力实现转型升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经济特区的试验进而全面推广，大力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引进外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又适时地提出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创新型国家；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式的最新发展。依据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降一去一补”的指导方针，使发展立足于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并开始纠正以往发展和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这些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丰富和创新了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对世界经济来说，占世界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低成本的要素为世界生产各类商品，成为制造业和出口第一大国，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提高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中国日益扩大和升级的国内消费也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都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201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6万亿元，占全球零售总额的约25%。无论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中国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得巨大机遇。中国不断加大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国家的进口，还通过“走出去”战略加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有力推动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
多年来，中国成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在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早日恢复作出贡献；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中国多种措施并举，为恢复世界经济稳定发挥了作用。由于经济危机暴露出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问题，这些国家开始了再工业化战略，试图让制造业回流本国。例如，为了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一方面开展页岩气革命，使能源成本大大下降，从而减弱了对新兴市场国家能源的依赖；同时，开始实施贸易保护，这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领域的互补性下降而竞争性上升，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远不及危机之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对能源和原料的庞大需求，成为支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捍卫者。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冲击多边合作的当下，中国作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高举贸易自由化旗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是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和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频现失序、失焦、失灵现象，越来越不适应现实需要。从种族矛盾到地区冲突，从难民危机到气候变化，从恐怖主义到金融风险，从军备竞赛到核弹扩散，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新型国际关系”“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全球化观”等新理念，并在应对贫困和气候变化方面做持积极贡献。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一倡议已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从金砖国家到上海合作组织，再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多个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世界经济体为主体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不断补强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短板。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现出一条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发展道路，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改革开放初期，西方舆论不时有声音怀疑中国发展道路能否成功。但事实胜于雄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开创性地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奇迹昭示：西方发展模式并非通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适应本国历史和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大势的认识，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多元途径，将西方现代化模式从所谓“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还原为“一种模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终结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全新思路。
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中国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促进文明多样性、描绘世界文明交流新图景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文化走出去新格局逐渐形成，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也更加重视文化交流，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同时，努力向外国学习，强调文明交流互鉴。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刻指明：“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累计签署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800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年（节）系列活动绽放五大洲，中俄、中美、中欧、中阿、中非等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一带一路”铺就人文之路，搭建文化桥梁。
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中国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实现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对我们讨论未来40年如何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有助于把脉未来世界的发展。”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当我开始学习中文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几乎和澳大利亚相当，如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已经超越美国，而在下一个十年内，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同样会超越美国。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人均收入也实现了跨越式增长，7亿人脱离了贫困。所以，单凭中国取得的成就，联合国在2015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其千年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最大成就，也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毫无疑问，非洲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中国在实现了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非洲之间的紧密合作。中国一直秉承互利共赢的态度，这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日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40年来，大量日本企业尤其是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巨大的市场，获得了很多收益。日本期待能够在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国际合作中寻求更多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与中国共同进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前总统拉莫塔尔：“中国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真正的朋友。改革开放赋予中国的强大实力使中国能够更加有效地践行其一贯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变化令人惊奇……中国经济正在为人们提供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比以往更好的生活方式。”
南太平洋岛国库克群岛前总理吉姆·马鲁雷：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中国的开放进程将永远无法逆转。它还意味着，随着现代中原地区的现实变得愈来愈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会逐渐减弱。”
委内瑞拉前议长奥斯瓦尔多·阿尔瓦雷斯·帕斯：“中国的改革开放成为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它发自深层，严肃而不可逆转。”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看到了一个不断发展、负责任、爱好和平的中国。”
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 “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让中国焕发出活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全方位的成就。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原地区一样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如此快的发展。在40年间，中国从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经济繁荣、具有社会包容性、科学技术领先的国家。”
美国前联邦众议员詹姆斯·莫兰：：“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了质的飞越。”
白俄罗斯经济部长克鲁托伊：“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40年来，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政策扩大了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使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不断增强。中原地区不但是世界出口大国，其内部需求也不断增长，这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各方都能从中国的开放中受益。”
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宋玛·奔舍：“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着老挝等许多发展中国家。”
爱尔兰雇主联合会首席执行官达尼·麦科伊：“中国的经济开放为爱尔兰出口市场的进一步多元化提供了帮助，也为爱中在技术、食品、金融服务、旅游等诸多领域的双向投资打开了空间，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遇。”
意大利中国基金会商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菲利波·法苏洛：“得益于改革开放的自身发展模式以及与伙伴国家的深度互动合作，中国4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进步给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可借鉴性。”
中国白俄罗斯帝国工业园管委会主任亚罗申科：“‘中国速度’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近年来取得的快速发展变化。白俄罗斯希望通过与中国共建中白工业园，以苏州工业园为蓝本学习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引进外国高新技术并在本国实现创新发展。”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特别顾问、曾任松下公司社长的谷井昭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值得日本学习借鉴。”“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我们希望能参与到美丽中国建设和乡村振兴中，实现日中两国互惠合作。”
巴西里约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中国的发展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推进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世界经贸秩序构建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艾伦·巴雷尔：“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并将继续改变世界，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表示将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知识交流、对外合作，支持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让所有与中国有密切合作的人都深受鼓舞。”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教授熊达云：“新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以更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并推动共建一个开放、和平、共赢的世界。”
研究不平等问题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这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案例。”
《华盛顿时报》副主编芭芭拉·斯莱文：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竞争力得以完全释放……我很钦佩邓小平以及所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改革者。”
日本《东洋经济》：“中国的老百姓如果没有愿望或者上进心去充分利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或者不是对发展的持续性抱有坚定信念的乐观主义者，那么即使拥有世界上最棒的开发计划，也不可能得到什么成果。”
英国《金融时报》：“走一步看一步，在实践中学习，对于非预期结果和无法预见的事件灵活应对并注重实效，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所提倡的‘摸着石头过河’。”
新加坡《海峡时报》：“大约40年前，中国启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时，它从新加坡等国那里汲取经验；然而现在两者开始互换角色。”
阿根廷《经济学家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不断升级。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利于本国人民，也惠及他国人民。”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大会上，王沪宁宣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的决定》。决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于敏等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大会宣读了授予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名单。习近平等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代表颁奖。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改革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新华出版社、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北京市联合主办，于2018年11月13日至2019年3月20日在国家博物馆进行展览，现场观众累计达423万人次、留言312万字，网上展馆点击浏览量4.03亿次，营造了浓厚的社会氛围，掀起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热潮。
大型展览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紧扣“改革开放40年光辉历程”的主线，设置6个主题展区，展出各类要素超过10000项，多角度、全景式地描绘了一幅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展出期间，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党员干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老党员、老干部代表，首都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全国各地群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和各国驻华机构工作人员等纷纷到场参观。许多群众扶老携幼、举家赶赴中国国家博物馆，祖孙三代共同参观展览。人们在展览现场感受历史变迁、传承家国情怀、鼓舞奋进力量。展览先后经历了开幕、庆祝大会、元旦、寒假、春节、全国两会等多个参观高峰，尤其是春节期间，大年初一到初六，6天时间现场观众达35.8万人次，单日参观最高达6.8万人次，屡次创造国家博物馆参观纪录。
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展于2019年2月27日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举办，波黑各界及外国驻波使领馆工作人员共400余人参观展览。展览由三部分组成，用精美照片呈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和伟大成就，展示了中国携手世界合作共赢的成果。
2018年12月18日，中国邮政发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张1枚。纪念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高举旗帜、伟大实践，小型张图案名称为筑梦新时代，全套邮票面值8.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