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32
《中国文学史话》是2013年7月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作者胡兰成。
胡兰成于1974年受聘到中国文化学院讲学，1976年返回日本侨居。彼时，仙枝、朱天文、朱天心等一群年轻人正通过胡兰成的书信指导，在文坛领袖朱西宁的直接引导下，办起了文学刊物《三三集刊》，开始追求文学理想。为了鼓励青年写作者，胡兰成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是胡兰成给仙枝、朱天文等年轻弟子的文学教材。
胡兰成（1906—1981 ），出生于浙江县胡村，卒于日本东京。青年时代曾于燕京大学旁听课程，后在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任教。抗战时任《中华日报》总主笔等职，期间与张爱玲结婚。1974年受聘为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终身教授，其文学才能影响深远，日本和中国的部分作家颇受其影响。晚年与唐君毅、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冈洁、汤川秀树、川端康成等人过从甚密。著有中文著作《山河岁月》《今生今世》《革命要诗与学问》《禅是一枝花》《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文学史话》《今日何日兮》等，日语著作《自然学》《建国新书》《心经随喜》《天人之际》等。
——我很喜欢看胡兰成讲鲁迅，他说鲁迅那会儿批判中国，等于姑娘早上梳妆打扮，梳着梳着突然不高兴，觉得镜子里不好看，觉得不开心。这个对极了。鲁迅看了一定会觉得给他说中了。（画家陈丹青）
——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是所有从事文学写作者的必读书。（诗人、作家侯磊）
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性的产业国家主义社会的庞大物量，最后把人的智慧与感情都压灭，家庭之内断绝，人与人断绝，对物的感情断绝，连到言语的能力都急剧地退化了。文学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构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说的物理的旋律来吸引读者。连这个也怕麻烦了，继起的是男女肉体的秽亵小说，但这也要过时，因为秽亵虽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现代人是连感官也疲惫了。
代序/小北
上卷
礼乐文章
对大自然的感激
忠君
好玩与喜反
中国文学的作者
文学与时代的气运
尧典与虞书
文体
魁星在天
论文的时代
新情操的时代
士弱民犹强
今日何日兮
文学的使命
论建立中国的现代文学
下卷
周作人与路易斯
路易斯
周作人与鲁迅
论张爱玲
张爱玲与左派
随笔六则
闲记
评吴讷孙的《人子》
来写朱天文
读张爱玲的《相见欢》
关山月
女人论
代序
原要请陈丹青先生作序，惟出版在即，丹青先生又忙。三三诸人，也各有所忙，亦恐等不及。
去年冬天，木心先生讲述的《文学回忆录》出版影响颇大。此前，我费尽心思寻求胡兰成先生1976年夏天在朱家隔壁为一群文学青年讲述《周易风水》时的授课录音，遂因此联络上许多亲炙过胡兰成先生的弟子。可惜时至今日，录音资料多已不存，而三三诸君当年都年轻，笔记也无。
迟后的1989年，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一群旅居海外的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这在精神血缘上，与胡先生之与三三后学几近相似。这部《中国文学史话》虽不是授课记录，但也算那一段时期里胡先生对文学的反省。如今得以再版，可与《文学回忆录》成为双壁。胡兰成的套路，自与木心有别，但他们两位身上流淌着的都是传统的血液，似有一种相应。一在日本，一在美国，在文学的阐述上遥相呼应而又互相弥补。这在我看来，即是陈丹青先生所谓的文学上的血亲之缘。
因蒋经国不容，胡兰成先生于1976年11月返回日本侨居。此后，他与台湾省的年轻人书信往返不断，通过他的书信指导，朱天文、仙枝、马叔礼等年轻后辈由朱西宁直接指导，创办《三三集刊》，追求起文章建国的大志。为激励青年，胡先生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此书亦可说是胡先生写给三三后学的文学教材。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志于道而游于艺，中国文明向来是“道艺一体”。此所以胡兰成先生常说礼乐文章，既言文章华国，又说文章小道，志士不为。前此，北京晨报一记者问我：“你觉得胡兰成与当下的作者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本没有可比性，但要说胡兰成身上的光亮，更多的在于他对传统的一脉相承，并能够随处翻新。不用说当下的作者，就是民国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亦鲜少有人能真正如胡兰成这般将文史哲诸学问熔于一炉。所以胡先生虽谈文学，岂又止是就文学谈文学？
“诗言志，歌永言。”文章不过是兴，文学亦不过是个载体。胡兰成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复兴，而所谓文艺复兴亦仍不过是人世的大兴，为的是要借此施展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三三”，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组织，甚至胡先生原要的并不是文学。它是《苦竹》还魂，是《风动》之延续。
胡兰成一生关心的是政治，而他一生际遇离不开文学。1944年10月，胡兰成与张爱玲在南京市创办《苦竹》月刊，除张爱玲、炎樱、纪弦等人的支持，其余文章皆胡先生一人化名撰写，所谈者无非国事。《苦竹》月刊因战乱及胡张二人感情的变化仅维持到第三期。
至1971年，由胡兰成主导的梅田学堂机关报发行，他为之题名，并意气风发地写下创刊说明：“‘风动’出自‘四方风动’，即风席卷四方，变成大风，将撼动世界。”此年胡已六十六岁，却仍是满腔没有名目的大志，天下事犹未晚似的。他在《风动》创刊号上发表《天下有新事》，纵论国际政治问题。此后《风动》每一期必有胡兰成先生的高论，乃至他与数学家冈洁的《世纪的对谈》都在此连载发表。《风动》月刊自1971年至1973年发行到第二十九期。（之后更名为《いき》，与胡之关系渐远。）
胡先生的弟子们所办的《三三集刊》虽不是他亲自参与，却仍是昔年理想的延续。他说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士的文学即是道艺一体的文学，文学不光是小情小调的抒发，而是要为古来的修齐治平所用。所以在胡兰成的构想中，三三有着士的胸襟与抱负，在日渐西化的时代里，他仍坚信“唤起三千个士，中国就有救。”所以他通过三三的文学活动，广结善缘，曾写信给三毛、陈若曦等人。
胡兰成先生从小就有一种士的情怀。他出身于江南农村，祖父是太学生，父亲颇有诗才，又自幼受他母亲的民间诗教。《诗经》言兴，民间最无名目的口头吟唱，却是最好的兴。如他母亲的顺口所念，胡不相干，无边无际，却是音韵俱足。青年时代的胡先生崇拜过鲁迅，但他能毫不间然地平视鲁迅，他之能淡然地评鲁迅，皆在于他有高过鲁迅的士人情怀。他的早期文章，私淑梁漱溟，而他日后与梁漱溟相交，也能视如平人。前此有人问，同是绍兴人，胡兰成与周作人、鲁迅之差别在哪里，我以为他们最大的分别在于士的情怀。周作人与鲁迅是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是城里人。而胡兰成是农家子弟，正因为在民间的底处，却更好地保存了士的元气，沐浴了五四新风，而没有受五四之害。
《中国文学史话》开篇即辩明了东西文学之始分，他说“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学界有人批评胡先生妄议西方，而他真正是西洋人的知音。他说“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这样的话咋听似不对，细细品味，却要惊为天人之语。胡先生引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一下子解明了文章之道。大自然的法则，即是文明的法则，亦即是人世运行不悖的法则。“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书中谈及日本的部分，加上之前《建国新书》的《文章篇》，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文学最高的评论。而胡兰成先生对中西文学所持的态度，正和他的文学史观一致，有着极高的境界，非尽能被传统割裂了的今日文学者所能接受，但纵使今日的文学者亦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反驳他。书中收录他评鲁迅、周作人，及评张爱玲诸篇，于今日而言，也都是一流的评文。
小北
二〇一三年端午于扬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