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23
《中国文学通史》是2011年12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张炯、邓绍基、郎樱。
《中国文学通史》是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通史。内容最权威，资料最翔实，涵盖面最广，洋洋12卷，近七百万字。从先秦到二十世纪末，包括港澳台文学史和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国内几十所高校组成的顶级专家组，历时十年，呕心打造。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全国最高水准。《中国文学通史》是一部由代表国家级水平的专家团队历时十余年精心打造的精品文化工程，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对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繁荣新时期文学研究，促进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书名：中国文学通史(12卷)
定价：1500.00元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版次：第一版，第一次
开本：16
装帧：精装
张炯（1933～）汉族，福建福安人。中共党员。1948年10月参加革命，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文学评论与对话》、《文学多维度》；专著有《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文学多维度》和作品集《迟开的梨花》；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和《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中国文学通典》（四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丛书》（十二卷）。获国内奖项多次。并获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纪成就奖。
邓绍基（1933～）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兼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学术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专著有《〈红楼梦〉论丛》、《杜诗别解》，主编有《元代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还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和《中国文学通典》主编。其《元代文学史》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奖。
樊骏（1930～）浙江镇海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文集两卷，曾协助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曾长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其长篇论文《论说老舍》曾获鲁迅文学奖。
第二卷 唐朝文学
第三卷 宋辽金文学
第四卷 元代文学
第五卷 明代文学
第六卷 清代文学
第七卷 近代文学
第八卷 现代文学（上）
第九卷 现代文学（下）
第十卷 当代文学（上）
第十一卷 当代文学（中）
第十二卷 当代文学（下）
实际上，文本的性质是由它所承担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争论，随着《诗经》在先秦时代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及其结集、流传的历史逐渐被廓清，对于《诗经》文本性质的认识也逐渐达成共识：《诗经》作品不是民俗音乐，它是为了满足仪式配乐和仪式讽谏的需要而创作和采集的各种乐歌，周代礼乐制度下的各种典礼仪式就是它赖以产生、存在、传播的温床。
《诗经》作品的产生依赖于仪式和音乐，因此，自古流传下来的“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四分法，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些诗歌不同的音乐属性与社会功能，他们的产生都与音乐相关。具体而言，“风”指声音、曲调。声音、曲调有清浊之分、方域之别，所以“风”字之前多有“清”、“土”、“卫”等词以作限定。与雅、颂之音相区别的“风”，指王畿之外各地的乡乐、土风；而《诗经》中的“风”，则指那些配合乡乐、用方言来歌唱的十三国风的歌辞。这些与乡乐配合而歌的“风”，虽然经过王室乐官雅言化的加工处理，在文词、音韵上表现出了统一的倾向，但其浓郁的地方色彩仍当通过音乐与歌唱表现出来。季札观周乐，闻其声即知其名。他之所以能如此，音声曲调的地域性差异当为最主要的原因。
《诗经·国风》中的“二南”，是“乡乐”中伦理地位比较特殊的一个小类。它们本是西周初年周、召二公岐南采地的乡乐，周公制礼作乐时取之以为王室房中之乐、燕居之乐，被称为“阴声”，具有“杂声合乐”的特点，与雅颂仪式之乐不同。东周以后，“二南”地位上升，成为王室正乐的组成部分，被用于正式的仪式场合，配乐之歌就是现存的“二南”诸诗；随着这种转变的发生，“二南”之乐的产地亦由岐南移到了东周内。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周公、姬奭取以为《风》的《周南》、《召南》，指流行于周、召二公采地的乡乐，与《诗经》中作为东周王室乐歌的“二南”虽有联系，但在时代、地域、性质以及伦理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以往的诗经学研究者往往将它们混为一谈，这才使“二南”问题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引发了无数争论。
“雅”的得名，最早当与一种名“雅”的乐器相关。据考证，雅是一种大鼓，而鼓正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上下通用的乐器之一，其使用范围正与雅乐相合。而周人总是以夏人后裔自诩，“雅”与“夏”在声音上的相通，使本为乐器之名的“雅”具有了指代中原正声的文化意义。“雅者，正也。”“雅”由此成为以中原正声为基础的朝廷之乐的名称；《诗经》中的《雅》，就是配合这种正声音乐，用于天子、诸侯朝会宴享仪式的乐歌。
《诗经》中的“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从产生时代上看，《大雅》在西周公国初年即已出现，贯穿了整个西周时代，而《小雅》则集中在西周后期的宣、幽时代；从表演方式上看，《大雅》用工歌、乐舞配合的方式表演，而《小雅》则用工歌、笙奏、间歌的方式表演。除此之外，《礼记·乐记》记载了师乙答端木赐的一段话，其中说到：“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将《大雅》、《小雅》与《颂》、《风》、《商》、《齐》并立，这似乎说明，大、小《雅》在音乐形式上存在着差异。音乐性质上的差异，也许是《大雅》与《小雅》分编的根本原因。而“颂”的得名，则缘于一种名“庸”（）的大钟。殷墟甲骨中多次出现“作庸”、“奏庸”的文字，甚至连搬运庸的途径也要经过卜问。由此可知，庸在商朝时代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乐器，它作为成功与王权的象征，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颂者，容也。”清代学者阮元训其为舞容。在商代，奏庸与舞蹈原本就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祀典内容，它们的共同目的，就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以祈取福佑。“颂”字“从页公声”，声与“功”同，本可通用'而祀典仪式中歌舞之容与象征王权、成功的“奏庸”之事的配合进行更强化了“颂”的“美德”、“告功”意义。由此，以仪容为本义的“颂”逐渐取得了本属于“庸”的“言成功”的意义，在“庸”字的这部分意义随着镛钟的消失而渐趋隐没的同时，“颂”亦由“形容”之义渐变而成为“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天子祭祀之乐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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