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8:42
于慎行（1545年~1608年），字可远，又字无垢，号山，山东东阿（今平阴县洪范镇谢庄村）人，明代诗人、政治家、文学家，是万历、泰昌、天启皇帝的日讲官，被誉为“天下文章官，三代帝王师”，家乡人尊称他为“于阁老”。
于慎行于隆庆二年（1568年）中进士，时年二十三岁，选为庶吉士，充任日讲官。万历元年（1573年），修《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后因于慎行疏谏夺情，触怒张居正，以疾辞归。张居正死后起故官。万历十七年（1589年），升礼部尚书。万历十九年（1591年），于慎行乞休。闲居17年，以读书著述为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始复官。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诏入阁参与机务。后病逝。于慎行他是平阴县古代在历朝中任职的众多官员中职务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个历史名人。
于慎行为人忠厚老成，熟悉历代典章，对明朝礼制建设有较大贡献，其文学造诣与冯琦并称于世。他撰有《榖山馆全集》62卷（诗集20卷、文集42卷）、《榖山笔塵》18卷、《读史漫录》14卷、《东游记》不分卷、《杂记》1卷、《言》1卷（附梦语）、《兖州府志》52卷、《东阿县志》12卷，并参与撰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他所著的《读史漫录》和《州府志》对研究我国古代史和齐鲁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中《兗州府志》被评为中原地区古代十大优秀志书之一。他的著作越来越受近代学者专家的关注。于慎行也被定为山东省和济南市历史文化名人。
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于慎行10岁时，就读于东流书院，家人和书童陪伴他，去兖州区参加省学政主持的科考。17岁便考中举人。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明隆庆二年（1568年），于慎行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充当皇帝的日讲官。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这种"逆行为"立即引起御史刘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等人的强烈反对。于慎行能够平步青云，与张居正的器重和提携有很大关系，面对"夺情"事件，于慎行而是同其他官员站在了一起，共同反对张居正。御史刘台首先起来弹劾张居正，被逮捕入狱，众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慎行却不顾同僚劝阻，前往牢房探望，随后于慎行以有病为由提出辞职，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于慎行得以官复原职。反对张居正的势力执掌了朝政，左右了朱翊钧。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丘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
万历十四年（1586），于慎行已升为礼部右侍郎，后迁左侍郎，三年后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负责辅导太子，很快又晋升礼部尚书，一跃成为社稷重臣。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于慎行上奏请求早日建立东宫，让嫡长子出宫接受讲读教育。到了冬季，又上奏请求。皇帝恼怒，一再下严旨责难。皇帝更加不高兴，责备他要挟皇帝，怀疑皇帝，搅乱国家的根本，将他的同僚下属都剥夺了俸禄。山东省的乡试，预先传说负责考试人的名字，事后果然如此。言官便弹劾礼部官员，于是礼部官员都停发俸禄。于慎行称罪请求退休。奏章接连呈上，皇帝终于答应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于慎行获赵顼批准，归隐故乡。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赵顼皆不允。
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宫已立、国本确定，廷推内阁大臣，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这时候，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勉强到京进。不数日，卒于京华官邸，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的主要诗作包括：《驱车上东门行》《子夜歌四首》《子夜春歌二首》《子夜夏歌二首》《子夜秋歌二首》《子夜冬歌二首》《感怀》《杂诗三首》《长安道》《杨柳青道中诗》等。现存诗作九十四首。
于慎行倡导改革官场作风：反对个人专断，主张同心为国。反对阿奉承，主张洁身自重。反对为官贪图名位,张大体国,小守官。主张多途径选拔官吏。注重官吏的合理使用与管理：慎重安排，以求得人。重其事权，提高效率。严格考核，劝善惩恶。力主宽和为政。
于慎行积极肯定商人的地位,高度评价工商业的作用,主张予以切实的保护和扶持。于慎行提出藏富于贾的观念,批评封建社会的严法苛令,强烈抨击封建君主剥削掠夺商人、摧残工商业发展的行为,对于当时江南地区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于慎行以四时比一代之气,意识到明朝经济正由盛转衰,物力大诎。于慎行虽在私德上肯定节约,但更反对一味禁奢,主张通过公家的"贸易”“营为"来促进社会游闲人员的就业,同时积极引导商贾和达官贵人的消费,并鼓励适当的休闲游乐。
于慎行在家闲居16年，他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比事，写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麈》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笔》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考溯精当，纤悉具备。为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有《谷城山馆诗集》20卷和《谷城山馆文集》42卷手稿，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回乡家居时，他关心桑梓事业，参予重修《东阿县志》，主持编撰《兖州府志》。他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写《东昌府城重修碑》。于慎行与冯琦、公鼐并称万历前期"山左三家"，三人标举"齐风"，共同推动了万历前期山左诗坛的发展。他的泰山诗文，数量上超过王世贞，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足可与前、后七子相颉。
于慎行《兗州府志》共五十二卷，《充州府志》对于研究明充州府有着重要意义，但其国内早已失传，后于20 世纪 60 年代在菏泽市发现，几经转折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于慎行《充州府志》是现存充州方志中最好的刻本，该志不仅是一部全面翔实的充州府资料大全，还是一部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充州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于慎行《充州府志》对历代充州府的建置沿革、山川地理、社会经济与艺文诗歌以及明代各种制度记载丰富，是研究明代充州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的重要参考文献。研究《空州府志》不仅是了解奈州、了解齐鲁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对促进现今充州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除历史学成就之外，于慎行文学造诣极高，著有《谷城山馆诗集》二十卷，于慎行是在万历三十二年 (1604) 正月开始整理所著诗赋的，并安排邢侗进行校注。该诗集共收录诗歌一千三百多首，诗风典雅质朴，风格清丽。
于慎行官至明朝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史书中，于慎行文学成就超群，但个性保守，恪守儒家礼制。纵观于慎行40年仕途，曾三次罢官，22年赋闲在家，最长的一次长达17年。
于慎行著作丰硕，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和高风亮节更值得后人称颂。他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但他从不年少轻狂，持才傲物，山东人特有的耿直厚道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和光大。（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评）
他秉性忠诚，是明代官场上的异类。但终能三起三落不倒，离不开苫山刘姓家族为他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官场上深厚的人脉。（史学家评）
“查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赵顼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胸冯琦文学为一时冠”。（《明史·于慎行传》中评）
于慎行墓地，在于氏祖前，位于平阴洪范池以北二二零国道旁。墓地由万历皇帝敕建，占地60余亩。 墓前甬道两侧，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两对，华表上雕有望天吼华表高约20米，周身云纹，手可插入从而可攀缘而上。上面蹲有怪兽，名“ 望天弯”。
2009年12月，平阴县野外文物实地调查工作进行时发现了于慎行家谱碑。于慎行家谱碑位于平阴县东阿镇小学南面约150米处，为三块石碑并立，最高的一块碑高约2米，石碑上刻有于氏家族的名录。于慎行为明万历皇帝及其子、孙三代帝王师，于慎行家谱碑为于慎行后人在清代所立，为研究于慎行家族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
于慎行6岁时，父亲曾领他进过县考场，县考官见他穿一身新绿，很活泼伶俐，有意想考考他，便说：“我出副对子的上联，你能对吗？小慎行根本不怵，就说：“老爷出句就行。”县考官看了他一眼。说：“听着，‘坑里的青娃穿绿袄’。”小慎行见县考官穿着一件红色旗袍，想了想后，即答：“‘下锅的螃蟹挂红袍’。”考官听完一怔，哈哈大笑起来，说：“对得好，对得好，聪明过人，将来准是国之栋梁。”
于慎行去兖州区参加省学政主持的科考，路经一桃园，正值桃花盛开，慎行折了一枝，一路玩赏来到考场，舍不得丢弃，把桃花藏在袖子里。恰好考题为“桃花赋”，正中下怀。于慎行挥笔而就，第一个交上考卷。学政见案下一少年举手交卷，便起座俯身去接，瞥见其袖内桃花，顺口念到：“小学生，袖桃花，暗藏春色。”慎行知道学政在考自己，灵机一动，深施一礼，对答：“老大人，坐高堂，明察秋毫。”学政被少年慎行的才华达礼所打动，在卷子上直接写了“中”字，十岁的于慎行破例批准赴省参加选拔生的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