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振瀛，（1901-1960），陈建晨的丈夫。镇坪县人。曾任民革中央常委。

1927年1月26日，于振瀛、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等八人在广州市创建了孙文主义大同盟，后改名孙文主义学会，因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后到冯玉祥部工作。

1928年冯玉祥在西北“清党”时，于振瀛被逮捕，后被冯部军法处长萧振瀛释放。

人物简介

1935年，李澄之与于振瀛利用部在西北军工作过的关系，共同做宋哲元的工作，促使宋反蒋抗日，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宋哲元的支持下，他们成立了冀察绥靖公署宣传处，表面上是为宋哲元搜集日、伪、蒋情报，实际是为中共党组织搜集了日、伪、蒋、宋各方面的情报。

1944年，他与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叶南帆等筹划创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即民联)。任民联中央组织部长。后来民联并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解散后加入民革。

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到北平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当时恰逢各党派、团体酝酿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民主人士对于振瀛、谭惕吾1947年竞选“立法委员”一事有异议。

几天之后，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代表提名会议，谭惕吾、于振瀛都参加了。在宣布协商提出的代表名单时，周恩来特别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向大家说明一下，名单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谭惕吾，一个是于振瀛。他们竞选立法委员是我打电报给华南局，叫华南局通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要留两位同志在立法院，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决定他们两人竞选立法委员。他们两人竞选立法委员是经过织织决定的。”

周恩来同志的一席话，拨开了满天乌云。

新中国成立时民革的成员很少，组织也很薄弱。当时民革在政务院工作的有20名党员，政务委员有3人，参事、秘书有17人，在李俊龙、屈武、于振瀛的积极筹备下，在政务院的支持下1951年5月30日成立了民革政务院小组。以后在人民监察委员会、内务部、交通部、海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贸易部、邮电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迅速组建了基层组织。到1952年8月，一年内建立了20个组织，发展了两倍以上的党员。

1949年10月28日，第3次政务会议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12月改任全国政协委员。

反对内战

1945年8月，被任命为立法委员。1947年，历史到了一个紧要的转折关头。当时，国统区反战呼声此起彼伏，如火如荼。

5月16日，各大报的头条新闻都是“立法委员的和平呼声”。例如《大公报》说，“立法委员周一志、于振瀛、谭惕吾、李庆尘等19人于立法院15日晨例会中，以书面向主席提出动议，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谈”。20日，南京市、沪、苏、杭几万名学生举行了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联合大游行”，蒋介石出动了全南京的警察、宪兵、青年军和马队疯狂进行血腥镇压，用水枪、皮带，打伤学生百余人，逮捕二十余人，制造了“五·二○”血案。5月25日，中国国民党又以“破坏社会秩序，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强令《文汇报》、《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上海市版停刊。立法委员谭惕吾、于振瀛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谈话，指出如此举动是违反宪法之行径，要求撤销停刊，驻南京市的美国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播发了声援《新民报》的部分谈话。

同年9月，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余心清、梁蔼然因策划孙连仲起义，以“匪谍”罪名被捕。于振瀛不顾个人安危积极组织接济和营救工作，余心清《在蒋牢中》感慨地写到：谭惕吾、陈铭枢、曹孟君、刘仲容、于振瀛一些朋友在京沪经常筹划维持我的生活。尤其在那一种环境下，接济一个像我这样的“匪谍”是多么冒险的一桩事！

1948年再次当选立法委员后，在立法院，和谭惕吾、陈建晨等同志利用立法委员的合法身份，组织邓季惺等一批反战、争民主的委员召开“一四”座谈会，统一思想，进行斗争，并提出对中国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质询。

1948年6月下旬，谭惕吾、于振瀛几位立法委员提出“淮海战役失败了，下一步怎么办”的质询案，请作战部部长何应钦答复。何应钦召开了不许记者参加的小型秘密会议，答复了质询以及失败的原因和今后的部署。就在“秘密会议”召开的同时，由邓季惺领衔，于振瀛和谭惕吾、陈建晨等三十余人提出“空军对开封城内盲目轰炸，人民损失惨重。责任应该谁属，今后应严禁，停止轰炸城市案”，理由是：查国际战争尚有禁止轰炸不设防城市之规定……此次空军对开封市轰炸扫射，人民死伤无算，学生炸死成堆……究系何人所发命令，责任应由谁负，请即查办。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害怕之极，恨之入骨，称他们是共产党派到立法院的“第五纵队”，7月1日的《中央日报》社论称之为“掩护匪军之又一运动”，并说，“这一宣传运动仍然是反乱运动之一环”，并且威胁说，“希望政府采取严厉的行动予以制止”。

参考资料

陈建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2022-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