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13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Tale）是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85年由加拿大麦克莱兰德出版社首次出版。
小说创作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恶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虚构国家——基列国为背景。讲述了:21世纪初，社会和生态恶化导致动乱频发，极端宗教政权趁机取代美国原本的民主政权后，对妇女实施了严酷的管制。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因为是少数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被冠以使女的称号沦为大主教弗雷德的生育工具。宗教极权统治促使包括奥芙弗雷德在内的许多人开展了反抗，奥芙弗雷德最终也在抵抗基列国的组织的帮助下成功逃脱，并在逃亡路上留下了记录过往经历的录音带。
《使女的故事》结合了女性主义和反乌托邦文学，对传统反乌托邦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话语权进行了新的建构，是文学界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经典。小说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为玛格丽特·爱特伍赢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等文学奖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还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广为传播。另外，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歌剧、舞台剧等形式。2017年美剧《使女的故事》的热播，将原著小说的影响力推向了新高峰。
受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一系列灾难影响，20世纪的文学界兴起了讽刺理想世界的反乌托邦文学。然而以乔治·奥威尔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笔下的反乌托邦作品常常扭曲女性形象，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倾向。到了20世纪下半叶，女性作家的介入使反乌托邦文学中女性失语的局面发生了扭转，玛格丽特·爱特伍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20世纪末，人类目睹了如1978年拉夫运河废物污染，1979年宾夕法尼亚核电站核泄漏，1984年印度毒气泄漏等多起工业浩劫。在此背景下，美国很多小说家都将环境污染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这股潮流很快蔓延到了加拿大，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多了生态主义色彩。另外，在她创作《使女的故事》的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正如火如荼，因此在《使女的故事》中就出现了奥芙弗雷德母亲这类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形象，为奥芙弗雷德的思想觉醒埋下了伏笔。
玛格丽特·爱特伍出生于1939年，二战时已经有了记忆。在她看来，社会既定的秩序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化为泡影。上高中的时候，她广泛涉猎科幻悬疑，乌托邦，反乌托邦小说，为之后的创作生涯打下了基础。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生活细节感受到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女的故事》将背景设置在美国，便和她的这段生活经历有关。
关于《使女的故事》的创作动机，玛格丽特·阿特伍的传记中有过这样的描述:1981年某天，玛格丽特·爱特伍与友人吃饭时谈起了原教旨主义过于极端的观点，朋友说“谁也想象不出来，要真成为那样的话将会怎样”。她心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故事框架，并决定将故事写出来。
1984年开始创作《使女的故事》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活林东部地区，常常会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飞机的音爆声。另外，造访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铁幕国家的经历，也对她当时的创作造成了影响。
1984年夏末，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基本已经完成了《使女的故事》的创作，1985年小说由加拿大麦克莱兰德和斯图尔特出版社发行。与此同时，小说又由豪顿密夫林和乔纳森凯普出版公司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使女的故事》出版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1987年的7月，也就是该书出版的第三年，《使女的故事》才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隐退，在榜时间长达23周。
2001年9月，由福州大学教授陈小慰翻译的汉译本《使女的故事》在江苏译林出版社首次出版，2002年台湾天培文化从译林出版社购买了版权，出版了繁体版译本。2017年，随着美剧《使女的故事》的火爆，译林出版社对其进行了再版，并增加了作者的新序言。
《使女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末，人类面临社会动荡、道德水准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的困境，人类渴望寻找到一条可以通向未来的生命通道。在此背景下，美国奉行基督教极端主义的基列组织推翻了民主政权，建立了基列共和国。
在基列的极权主义统治下，一切都实行计划化、统一化、标准化，男女服装都按照性别、身份地位划分，严格规定各自统一的服装。由于社会生育率极低，基列政权挑选有良好生育能力的女性，赋予她们“使女”的身份，将她们送到红色感化中心集中管理。
奥芙弗雷德原本有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却被被基列政权剥夺了财产和人身自由，沦为了基列国特权男性的生育工具，被送去感化中心接受训诫和指导。在感化中心，奥芙弗雷德看到如珍妮一般曾遭受强奸的女性要受到荡妇羞辱，原本是高知分子的莉迪亚嬷嬷为了让使女们接受命运，用尽话术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
公元2195年，努那维特市迪尼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基列问题”的研讨会，会上发言人称自己与同事意外发现了一位名叫奥芙弗雷德的使女留下的录音带。磁带中讲述的内容如下: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暴力犯罪频发，人人自危。两性关系轻率随便的同时，两性对立的状况也愈发严重。再加上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生育率的低下，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被笼罩在阴影中。
美国奉行基督教极端主义的人推翻民主政权建立基列政权后，认为只要按照《圣经》做事，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们将人简单的分门别类，并颁布了诸多限制措施。
奥芙弗雷德因为是少数有生育能力的女人，被剥夺了财产和人身自由，沦为了基列国特权男性的生育工具。被送去感化中心接受训诫和指导后，奥芙弗雷德看到如珍妮一般曾遭受强奸的女性要受到荡妇羞辱，原本是高知分子的莉迪亚嬷嬷为了让使女们接受命运，用尽话术将不合理的事情合理化。
奥芙弗雷德在经历学习后被分配到大主教弗雷德家中，并与大主教进行了违背规则的私下交往。因为大主教年纪渐长，奥芙弗雷德迟迟没有怀孕。在大主教夫人的牵线下，奥芙弗雷德向司机尼克借种生子。在相处过程中，奥芙弗雷德爱上了尼克，尼克也向其坦白自己是抵抗基列国的组织“五月天”的成员，可以帮奥芙弗雷德逃亡。
在挣扎于是否要逃亡的过程中，奥芙弗雷德的朋友奥芙沃伦因为暴露了其反抗组织成员的身份而自杀，奥芙弗雷德和大主教私下交往的事情被发现，她绝望的在自己的房间等待命运裁决。关键时刻尼克出现将其救了出去，在逃亡的中转站，奥芙弗雷德录下了自己作为基列国使女的见闻，希望有一天能被人们看到。
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国的使女，她的名字象征着自己和大主教弗雷德的从属关系。她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在政变发生之前是一个编辑，和丈夫、女儿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当政府通知她：“已婚育的女性不能自由买避孕药，她不是称职的妈妈”时，她都选择了默默忍受并回归家庭当了全职妈妈。然而突如其来的社会巨变，让她失去了财产以及工作的权利，沦为了行走的子宫，被迫为当权的男人们繁衍后代。她的母亲是个女权主义者，常常带小时候的奥芙弗雷德参加各种集会，也希望奥芙弗雷德长大后能像她一样为女性地位、少数群体奋斗，给奥芙弗雷德种下了女性觉醒的种子。在使女们的寝室里，奥芙弗雷德用了大量的时间回忆从前的生活，这样能提醒自己不是生来就是使女。但是随着社会框架的改变，奥芙弗雷德和大主教的关系出现了表面的融洽，她的记忆似乎在慢慢重建。直到奥芙弗雷德得知奥芙沃伦自杀的消息后，她意识到了妥协换不回自己想要的平静生活，于是不再贪求身体的舒适决心逃亡。在逃出基列国以后，她录下了自己在基列国的经历。
作为大主教夫人，赛丽娜的社会身份比“使女”们高，但是作为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她在基列国的体系里拥有的权利也很有限。婚姻成了仅象征社会地位的一种符号，她不得不面对与他人分享丈夫，为他人抚育孩子的命运。然而即便生活在时刻要丧失身份地位的高压环境下，赛丽娜依旧觉醒了主体意识，在生活中会隐隐与大主教进行对抗。比如在授精仪式前，大主教敲门时赛丽娜没有应答，刻意让其在门外等待，以此宣告自己对起居室这块领地的主导权。另外，赛丽娜促使尼克来帮助奥弗雷德怀孕，也是一种对父权制度和既定规则的反抗。不过因为基列国女性没有财产的关系，赛丽娜无论经济还是情感都依附于大主教，始终无法摆脱被压迫的命运。
莉迪亚嬷嬷是感化中心的负责人之一，而在基列政权上台之前，莉迪亚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法官。作为执行基列国特殊生育分配制度的执行者，她对感化中心的使女们进行严格的管制。在奥芙弗雷德的眼中，莉迪亚嬷嬷与其说是一个人，更像是个口号的创造者。莉迪亚嬷嬷的社会身份和处境看似和使女们完全不同，因为她拥有更高的权力和地位。但实际上，莉迪亚也是权力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没有任何的自主权。
弗雷德是基列国位高权重的大主教，但是受社会规则的要求，他不得不和女性一样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虽然身为基列秩序的捍卫者，但弗雷德私下的行为却带有反叛意识。比如他热衷和使女玩填字游戏，是因为相比起一板一眼的“授精仪式”，他更渴望获得真诚的游戏和亲密的感情。在小说的结尾，弗雷德因为权利倾轧倒台。
使女珍妮幼年时候曾被人轮奸，在感化中心的忏悔课上说出自己的遭遇时，她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使女们按照莉迪亚嬷嬷的教导指责珍妮。在下一次的课上，不等其他人指责，珍妮就自己进行了忏悔。珍妮的经历反映了基列社会秩序下人们思想的扭曲。
尼克是大主教弗雷德的司机，备受大主教信赖。虽然他的身份在基列国十分卑微，但私下里的尼克却一点都不循规蹈矩。哪怕被奥芙弗雷德撞见吸烟，也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态度。因此，奥芙弗雷德很早就怀疑了尼克的身份。当尼克最后救出奥芙弗雷德后，他作为反抗组织成员的身份彻底揭开，作者描写尼克这样一个男性叛逆者的形象，加深了对男权统治下基列社会的批判。
《使女的故事》讲述了在21世纪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生态危机威胁到了人的生存和繁衍时，一群被命名为使女，其实是生育工具的女性在宗教极权主义国家应运而生。作者通过描写使女们被奴役、压迫的悲惨命运，表达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两性对立以及宗教的思辨。
《使女的故事》不仅描绘了女性在基列国极权统治下遭受的痛苦和压迫，还试图为读者呈现出一幅更加全面的基列国社会图景。在神权统治之下，受害者不仅仅是女性，许多男性也是社会生态环境恶化后的牺牲者。即使是像大主教弗雷德这样位高权重的男性，也要遵从规定像清教徒一样生活。在小说的尾声处，大主教还因为同僚之间的倾轧而倒台，他既是基列国的监督机器，也是它的受害者。
玛格丽特·爱特伍在运用反面乌托邦手法警示人类的同时，却也没有让读者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小说最后的史料部分显示，人类在2195年依旧存在，那些参加基列问题研讨会的人还被邀请参加“漫步自然”活动。作者试图用这样的方式告知人们，只要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并积极、及时对已经产生的问题进行挽救，人类依旧有在地球上生存的可能性。
《使女的故事》以使女奥芙弗雷德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采用了双重叙事和交叉性女性主义叙事方法。小说中的隐形叙事“大主教夫人的人生境遇和情感变化”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对小说主体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在基列国建立前后两种截然不同身份的交叉，则促使具有女性意识的她产生了摆脱基列国的思想。
小说还用到了重复叙事手法，常常表现在主人公的回忆片段。互文也是重复叙事的表现方式之一，小说文本中基列国的名字源于《圣经》，基列国的掌权者是奉行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徒。小说的核心隐喻了《圣经》中不能生子的拉结让使女比拉代替自己和丈夫同房得子的故事。作者通过大量引用《圣经》元素，再现了宗教极端主义的狂热和恐怖。
互文又被称为羊皮纸意象，贯穿了《使女的故事》文本的始终。因此在《使女的故事》中，处处可见现实社会的影子。比如基列国的统治就和极端伊斯兰教国家类似，基列国的社会状况则和早期清教徒社会类似，环境恶化更是普遍存在于现实中。这种带有历史痕迹的小说，对于极权主义的统治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
玛格丽特·爱特伍习惯于从空间来认识和叙述世界，因而她作品中的时间常带有空间化特征。《使女的故事》文本就精心编织了各种时空关系，让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并列存在。作者通过描写现实和虚幻、回忆和梦境的交融，使得小说呈现出了时空重叠、多层嵌套的多维叙事空间。
作家尼尔·盖曼认为，“令人惊叹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早在30年前，就把这一切写在了小说里。当我阅读《使女的故事》时，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25岁青年，当时我还觉得这种想象过于神经过敏了，这些并不会发生。30年过去了，我知道这一切并非无稽之谈。”
作家E·多克托罗认为，“这部幻想小说可以被视为乔治·奥威尔《1984》的姐妹篇。书中描绘了一个将政府深化的极权主义，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即使作者的黑色幽默让人忍俊不禁，你还是会深感恐惧。”
作家梁鸿认为，《使女的故事》写作发表于1984年，“1984”本身在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题材中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当时也是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非常活跃的时期。玛格丽特·爱特伍落笔于这个题材，说明作家对现实的密切关注。而在30年后，这部作品没有过时，说明它依然具备强大的现实意义。
《多伦多太阳报》评价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刺穿了幕帘，揭示出人性中某些最黑暗、最隐秘、最猥琐的角落，写出了这个迷人、妙趣横生、具有强烈警示意义的故事。”
《环球邮报》评价说，“《使女的故事》延续了《美妙新世界》诚实公正的传统，对反面乌托邦社会提出了预警。小说充满大胆想想，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体验。”
1985年《使女的故事》出版后，被《洛杉矶时报》和《纽约时报》评为最佳小说，为作者玛格丽特·爱特伍赢得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以及英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作为最流行的经典小说之一，《使女的故事》被欧美许多大学列入文学作品必读书单，并以其女性视角和生态意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关注。。小说问世三十年间，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传播，中文译本由陈小慰翻译，初版于2001年在译林出版社发行，2017年又进行了增补。另外，《使女的故事》的续作《证言》受前作影响，一发行后就成为了国际畅销书，并于2019年为作者赢得了她人生第二个布克奖。
《使女的故事》自问世以来，许多国际知名导演都有意对其进行改编，1990年德国著名导演福尔克尔·施伦多夫将其改编成了电影。在第40届柏林国家电影节上，电影《使女的故事》获得了金熊奖提名。
2017年，由美国hulu公司改编的电视剧版《使女的故事》大获成功，斩获了第69届艾美奖的五项大奖。2018年，该片又获得了金球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和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影视剧的热播让原著小说掀起了再版和销售的热潮，成为了亚马逊的畅销书榜首。
2022年4月，英国国家歌剧院改编的英文歌剧《使女的故事》正式开演。
评论界对于《使女的故事》属于什么题材有着很多的解读，在2017年出版的中译本序言中，玛格丽特·爱特伍对出现较多的几种言论进行了解答。
她首先否定了《使女的故事》是一本女性小说，虽然小说情节发展是靠女性推动，但是从文本内容来看，她对于极端女性主义的举措其实执保守态度。其次，她也不认为《使女的故事》属于反宗教小说，而是要反对以宗教为掩护实行暴政的极权主义主义者。另外，她还反对称《使女的故事》为预言或者反预言小说，拒绝人们为其贴上“反乌托邦”的标签。事实上，孕育了《使女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事情。
在西方评论界，《使女的故事》被划分为未来小说，因为具有明显的思辩性，也被称作“悬测”小说。它描写的虽然是未来的事，却比起科幻内容带有更强烈的文化元素。《使女的故事》时间跨度达到两百多年，但是使女叙述的发生在未来某刻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并非毫不相干。玛格丽特·爱特伍又尤其注重表现文字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环境的关系，她曾经说过：“切记，在这本书中我所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由此可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笔下的基列国并非凭空幻想的产物，使女的故事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投射，使得小说拥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使女的故事》横扫艾美奖，小说原著关乎女性、宗教和预言.中国作家网.2023-05-06
《使女的故事》续作《遗嘱》今日全球首发，阿特伍德将如何续写莉迪亚嬷嬷？.界面新闻.2023-05-06
从“使女”到“证言”:阿特伍德的伟大与危险.文化-千龙网·中国首都网.2023-05-06
《使女的故事》续作出版，伦敦首发盛况堪比《哈利·波特》.澎湃新闻.2023-05-06
《使女的故事》为何在出版30年后还能成为“爆款”.手机新浪网.2023-05-06
她写出了《使女的故事》，并见证着恐怖幻想成为现实.中国新闻网.2023-05-06
电影《使女的故事》.IMBd.2023-05-06
歌剧《使女的故事》.哥本哈根歌剧院.2023-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