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1:58
刘泽源（1862年～1923年） ，册名士端，字访渠，别署懿翁、淮南市布衣，室名“诵抑轩”，故又号诵抑，安徽合肥人。晚清太学生、翰林院待诏，合肥李府总管。性喜饮酒，年六十一时因中风而逝。刘泽源生前曾整理刊印其师沈石坪书法，辑有《石翁临叙书谱合册》传世。
刘泽源（1862～1923.1），册名士端，字访渠。书室名“诵抑轩”，故又号诵抑，别署懿翁、淮南布衣。安徽合肥人。清太学生、翰林院待诏，合肥李府（李经羲）总管。幼年师事沈用熙，毕生精力独往于书艺，以布衣遨游公卿间，获观旧拓碑帖与名家墨迹甚广，所藏亦富。
民国时，被国务总理段祺瑞、龚心湛聘任为国务院高等顾问，后来，安徽省长聂宪藩、许世英又聘其为省公署高等顾问。性喜饮酒，年六十一时因中风而逝。
刘泽源师事沈用熙（字石坪），学习安吴（谓包世臣）笔法，其师常说：“作书要笔笔有透背之势，临写碑帖，以能得筋骨神气为主，依形掠貌，无当古人之要也。”作书唯师言是从。师喜其笃诚，为诲无隐，常命从纸墨之役，俾备观用笔出入来去、转折顿挫之迹，盖欲使继传其法也。久之，师谓其笔力雄健可邓山人。三十前后笔意近似石翁，多取向势为书；四十以后转用背势；至五十后，又以用笔过于方峻，不洽己意，于是用笔趋于蕴藉，字体务回互成趣，而以大气流行出之，此其平生作书之过程。然用意虽屡有变动，而逆入平出、步步崛强诸法终不易也。
刘泽源认为：“书道通于事物之理，深思与功力，两者不可偏废。永字八法，即是一法，笔笔以点下，但下后要折，笔锋才能得力。笔在手中，要按得倒，提得起，一按一提，便能转换。”又言：“《艺舟双·论书》是专门之学，若非深知书道之人，很难免于误解。”其毕生精力独注于书艺，游踪所至，索书者甚多。泽源笃守包、沈遗法，而能自树一帜。笔势洞达，外圆内方，醉意酣态，充实骏发，有轩昂磊落之概。其榜书雄峻安详，尤为并世书家所推重。
刘泽源曾历时近十年整理、出资刊印《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他在《合册》的跋中曾说：“源年二十时锐志学书，闻人称沈先生书不为世俗好，独往师之……”，历时近十年整理《合册》中可以看出他为人笃诚专一、兼具豪侠的秉性。另外，从《合册》和李审言《药里慵谈》的互证中，可以知道刘氏曾于光绪乙巳年十一月（1905年10月）至李鸿彬晤藏书家缪荃孙和李详；于清宣统元年正月（1909年2月），晤托忒克·端方；癸丑腊月（1914年1月）到上海市晤郑孝胥、刘慎诒、吴昌硕、李详，都是请为《合册》题跋。丙辰年春（1916年3月）到上海，期间，吴昌硕为《合册》题跋，并为其刻“懿翁”、“访渠”、“诵印轩”、“诵印”、“淮南市布衣”五方印。其中“懿翁”、“淮南布衣”为刘泽源的别署，“访渠”为刘泽源的字，“诵印轩”则为其书室名。吴昌硕作为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提携后进，扶持学子，加之刘泽源“以布衣遨游公卿间，获观旧拓碑帖与名家墨迹甚广”的经历与吴昌硕早年在上海与吴云、吴大澄、潘祖荫的交往甚为相似。1913年，吴昌硕已被推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此时为一个后辈治印，并治五方，可见其对刘泽源的赏识。
吴昌硕为刘泽源《石翁临禊叙书谱合册》题诗，诗云：“鱼龙出没翻江湖，孰把双楫迎安吴？传灯让老久不作，石翁见佛同。访渠书演拨镫法，师承授受密不疏。安吴再传已仅见，秋豪露滴明光珠。是册挂眼类师说，书谱墨翠兰亭都。模粘老眼惊气象，海表斜插青珊瑚。嗟予作书欠古拙，入猎碣成。敢云意造本无法，老态不中坡仙奴。醉后狂言渠大笑，古有仓颉还卢。铸鼎重屋钟铸，书中之画靡不无。笔则直使豪则铺，一波一皆奇。吁嗟！吁嗟！艺舟欲渡中流孤，渠也待我碕之芦。访渠先生书法遒古，运腕得拨镫法，终莫测其师承，先生亦秘不宣也。今观石翁老人所临禊帖及书谱，飞动沈著，疏密相间，如读晋杨泉《草书歌》，始知先生为老人之及门而包世臣再传弟子，所以点画波磔盖有由来矣。学书未得古法，对此准绳，惭悚奚极！丙辰春仲病目未痊，吴昌硕”（此七古亦见《吴昌硕谈艺录》一书，惟部分文字略有出入）。可见刘泽源继承和发扬了安吴书法，在当时确有其独到之处，而吴昌硕对邓、包书法（谓邓石如、包世臣）的心慕手追，使两者有了契合点。最后，我们从刘泽源一对鸡血石印章的落款中可以看出，吴昌硕和徐星洲互为一篆一刻，既体现了师徒情谊，亦可见刘泽源与他们交情之深。另外，《合册》亦增加了吴先生年谱，以弥补1916年3月吴昌硕因染眼疾而不能为之遗憾。葛介屏先生幼时师从刘泽源学书有年，据其生前回忆，吴昌硕为刘泽源治印达50方之多。
沈石坪是安吴书风的继承者，刘泽源则是安吴书风的推广传播者。刘泽源作为安吴书风的传播者，是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的：首先刘泽源作为李府总管，经常往来京、津、江、浙、沪等地，是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刘氏所用印章多为名家所刻，且材质多田黄、鸡血等上等印材；其次刘泽源继承和发扬了安吴书法且确有自己独到之处，吴昌硕题《合册》诗中说：“访渠先生书法遒古，运腕得拨镫法，终莫测其师承，先生亦秘不宣也。今观石翁老人所临禊帖及书谱，飞动沈著，疏密相间，如读晋杨泉草书歌，始知先生为老人之及门而包世臣再传弟子，所以点画波磔盖有由来矣。缶学书未得古法，对此准绳，惭悚奚极！”；第三，他生活在李鸿章故居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特殊环境里，并且与塾师马其昶、张子开、刘启琳等朝夕相处，与肥西县士绅周家谦、周府馆师丹徒李恩绶等名流过从甚密。交游面广，加之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使其能悠游于公卿间。
刘泽源于清同治壬戌年八月初十出生在合肥市一个普通农家，眉清目秀，自小便聪慧过人。父亲刘德林粗通文墨，刘泽源五岁时，父亲闲着就教他几句《三字经》。一教他便会，一学就能背。到了七岁时，父亲感到自己没能力再教儿子，和妻子商量后送他进了学堂。为了减轻父母负担，他每天带着粪箕上学，放学后，就拾一箕肥料回家种庄稼。有些同学笑他，他也不在意。歇假时，还给别人家放牛。
由于他勤奋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因父亲生病，只得弃学从农。遵循父母的旨意娶了陈氏为妻，其实他在读书时看中了一位李氏女子，无奈家中贫寒。后来跟随李鸿章做事后，娶了董氏为偏房，据说董氏笑起来酷似李氏女子。也如友朋们开玩笑所言，聊慰相思之苦吧。但他人虽在务农，意仍在文字。他和张子开、张敬文三人皆师从合肥市沈用熙，钻研包世臣书法，且都能自树一帜，卓然成家。当时合肥有生产毛笔的商人，每次试笔都请他们到场，特别是“罗文轩”毛笔店，他们三人经常来那里舞文弄墨，切磋书画。张子开和刘泽源写的对联真迹至今仍有不少被刘氏后人收藏。
有人传说刘泽源的仕途生涯是碰运气的，但有人却认为是他过硬的文化底蕴和为人正直、诚恳、乐于助人的结果。
据刘泽源的孙女回忆：有一年，李鸿章的爱子病了，求医无效。家人去万寿寺求神拜佛，寺中住持告诉李家人说：“你们家西南有户刘姓人家，或许有法治好令郎的病。”家丁找到了刘泽源家，命他次日去李府。刘泽源自小养成习惯，总是带着粪箕沿途拾粪。李府看门人见他穿着粗布旧衫，还带着粪箕，不准他进府，他只好回家了。
此时李鸿章也回到家中，得知此事，怒斥了看门人。并且命管家亲自去请人。李鸿章见到刘泽源，虽然穿着粗布旧衫，却温文儒雅，并不粗俗，不像一个地道的庄家汉，至少也是位江湖郎中。刘泽源告诉李鸿章：“我家有个亲戚世代行医。而他又喜欢钻研一些疑难杂症，找他兴许有用。”李鸿章教刘泽源立刻为他写一封书信，李鸿章看了书信，眼睛一亮，发现他眼前这位寒士的文和字均非一日之功。李吩咐管家带人去请大夫，并且叫人拿了许多赏钱给刘泽源。但他拒绝收钱，并且坚持要告辞回家。李鸿章发现此人虽憨厚而不呆，聪明而不奸，处事稳重。李鸿章请他坐下，问他读过哪些书。刘泽源告诉李鸿章，他从小背了《三字经》，后来进了学堂，读了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八股文等。《诗经》、《全本史记》也翻阅过。
接着，李鸿章问了他对四书五经的看法。刘泽源答道：“可以从这些书中吸取一些做人的道理，但如果完全用它来做事，咬文嚼字就很难与人沟通了。”他们谈了许多，李鸿章问他为何没有继续读书，刘泽源把自己的家境简单说了一下。李鸿章听后，觉得此人德才兼备，不用可惜，就问刘泽源是否愿意在他门下做事？刘泽源回家后将当天的情况向父母禀报，家人当然很高兴。于是刘泽源跟随着李鸿章，当了他家的财务总管。
刘泽源是负责发放军饷的，除了做好分内之事和游览了一些京城名胜外，便深居简出，在家练字。他不喜欢和那些达官贵人交往，更讨厌参加酒宴应酬。因为他看到了圆明园被烧的残垣断壁，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而有些人酒池肉林，醉生梦死，有些人却挨饿受冻，惨死街头。他恨外国人侵略自己的国家，也想改变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但也深知自己无能为力。他幻想有人能拯救中国，希望民富国强，不受外来侵略。
李鸿章欣赏他处事稳重、思虑慎密的品质，更欣赏他的字。所以李家赞助修建肇庆包公祠，里面的对联、横批不少就出自刘泽源之手。李鸿章有一次问他：“访渠，你难道没什么大愿望吗？”答言：“有，给家里多买几亩田，盖个小学堂。”
他和朋友也谈到过，种田是人赖以生存之本，读书则能提高谋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李鸿章在去世前，要求刘泽源回合肥市帮助他家管理典当和商铺财务，其次拿出一笔钱跟他说：“访渠，你连一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回去用自己的钱盖个府邸吧。我在外办了各种学堂，在家乡却没能出多少力，死难瞑目，用这钱可去办学堂！”
李鸿章一去世，刘泽源就回乡了。他协助李家管理生意，一边为乡里寻找水源，因他早几年托人在合肥东乡买了十亩地，但是缺水，所以他就带人挖渠架桥。乡人称那石桥为“访渠桥”，至今仍旧存在。
他家人和一些农户当时都住在草棚，但他决定不盖祠堂，不盖府邸，而是建造了一处既省钱又实用的村庄。小黑色砖墙和瓦顶，格局是按一条水牛设计的，牛头朝南，牛尾甩向北。大门朝东，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大门部分全是土墙草顶，鳞次栉比的从牛尾排列到牛嘴。从空中向下望似是一条水牛背着草边走边吃，永远吃不完。有人传说可能当初资金有难度，所以就这样设计了。人们称它为“访渠村”，后来改称“刘大郢”。特别是牛的后腿处是座学校，有两个大教室，小腿部份是长廊，下雨天，孩子可在里面玩耍。虽然不大，但五脏具全，方圆十几里的孩子都来这上学，任何地方来的孩子都不收门槛费。刘泽源自知无力救国，但总想为乡里尽点力。
刘泽源遵守着对李鸿章的承诺，回来后帮着李家管理典当、商铺生意。当时有土匪想霸占李家财产。刘泽源带着家丁死死守护着，他恨土匪杀人、放火打劫。土匪派人去威胁他，要他将李家的钱财交出。刘泽源回答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给了你们钱，那我就是助纣为虐！
民国初年，国民革命军攻打合肥市遇到弹药不济的情况，经费极度困难。于是，革命军做了李国松大量工作。当时刘泽源是李家的财务总管，李国松找刘泽源商量。革命军称不愿祸害地方，当以和平方式解决，要以人民生命财产为重。李国松离开合肥时，让刘泽源看着办，李一走，刘泽源和李家开设的同泰钱庄经理邓鹤仙就提款献交。这样，起义的条件成熟了，革命军得以取胜。
革命军庐州分政府成立了，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张贴安民告示，坚决镇压那些讹诈、趁火打劫的歹徒们。当时，合肥东乡有王传柱、王亚樵、李十一等占领李鸿章享堂和李家仓库，与国民革命军分政府对峙，并且抢劫李氏财产。刘泽源联合了数百商家，拼命抗争，并向军政府控告。军政分府派人将他们捉拿归案后，予以枪决了，其中只有王亚樵成功逃离。
国家的内忧外患使得已到晚年的刘访渠万念俱灰。从“访渠村”去合肥市的必经路上有条河，不宽，但很深，逢到下大雨，木桥被冲毁，人们必须绕道而行，很不方便。刘泽源将自己最后一点钱倾囊拿出，架了一座石桥。桥底用了九个大石，桥面是九块石板，这个“九磙桥”至今犹存。据说，八磙是用来表示碾压八国联军和一切外来的侵略，还有一磙用来碾压那些土匪、强盗、欺压老百姓的人。他用这种设计来发泄自己心中的哀怒。
桥一完工，刘泽源便离开了人世，家人按照他生前的叮嘱，没有大办葬礼。只是按他的要求，在陈氏和董氏去世后与他合葬在一起。
2011年冬，刘泽源家乡迁墓，大家都在抢墓地。他时年已八十五岁的孙女也想给祖父占一块地，可她怎能奈何年轻人。但是后来有两位八旬老人站出来讲话了，其中一位还把已写好名字的石碑涂掉，改成了“刘访渠”，并说：“他该有个好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