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2:47
吕运亨（1886年－1947年7月19日），号梦阳，出生于京畿道杨平郡，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为吕氏家中长子，韩国左翼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之一。
吕运亨于1900年入培材学堂学习，一年后转入闵泳焕建立的私立兴化学校。后又转至官立的邮政学校学习。1913年，他流亡到中原地区并于次年赴南京金陵大学专攻英文。1918年8月，吕运亨与张德秀、金澈等创立了新韩青年党。次年12月，他东渡日本与相关人员会谈，要求实现韩国的完全独立。1927年，吕运亨转为地下活动，率中国学生组织南洋远征足球队赴新加坡、菲律宾等地，期间他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至韩国，在国内渡过了3年牢狱生活。1932年吕运亨出狱，于次年就任《朝鲜中央日报》社长。1944年8月，吕运亨和赵东福、黄云等人在汉城创立了“建国同盟”。在1945年“8·15光复”时，吕运亨以“建国同盟”为母体组织了“建国准备委员会”，由他就任委员长。1946年10月，吕运亨与各党内反对南朝鲜劳动党的势力以共同名义发表了“支持左右合作”，“反对设置立法机关”的3党合并决定书，并于11月12日组织了社会劳动党。1947年7月19日，吕运亨被右翼反动分子韩智根枪杀。
吕运亨于李朝高宗23年(1886年)生于京畿道杨平郡，为吕氏家中长子。吕运亨在15岁时(1900年)入培材学堂学习，一年后转入闵泳焕建立的私立兴化学校。后又转至官立的邮政学校学习。1905年11月，大韩帝国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被迫缔结了《乙巳保护条约》。吕运亨认识到国难当头和民族的危机，毅然退学，在自己的家乡建设学校，开展新教育运动，随后又加入基督教，与金德基牧师和李东宁、李惠英等社会名流广泛接触。1907年，吕运亨参加了同年4月创建的新民会，作为新民会的一员展开了爱国启蒙运动。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吕运亨于1913年流亡到中原地区，首先到了由新民会创立的满州新兴武官学校，后又于1914年赴南京金陵大学专攻英文。
金陵大学毕业后，吕运亨来到上海，为了维持生计，就职于一美国牧师斐治经营的“协合书局”。不久，吕运亨与同样流亡于上海的申奎植等人组织了侨民团，并任侨民团团长。期间，张德秀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来时，经过上海访问了吕运亨。两人一拍即合，均认为在独立运动长期化的状况下，有必要组建一个青年组织。之后吕运亨与张德秀、金澈、鲜于赫、韩进教、赵东祐等人于1918年8月20日创立了新韩青年党。新韩青年党组建之后，吕运亨立即派张德秀去釜山广域市筹措旅费，自己与金奎植去巴黎，向“巴黎和会”递交说明被压迫民族情况的请愿书，接着又为得到资金和宣传资料远赴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沿路通报金奎植等的巴黎之行，并协商有关独立运动问题，然后重返上海。吕运亨等在国内和国外所展开的活动起到了配合国内三一运动的作用。后又与金奎植一起活跃于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支援了团结海外独立运动的国民代表会议。
1919年12月，吕运亨东渡日本与拓殖局长官古贺廉次造、邮政通信大臣野田、政治家田中义一、政务总监水野右郎等会谈，要求实现韩国的完全独立，并会见了各国记者及韩国留日学生，力说韩国完全独立的必要性。赴日宣传独立运动回来后，吕运亨又展开了以上海侨民、劳兵会为中心的独立运动，完全脱离临时政府展开外交活动，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成为基督教徒和加入共产党的目的都是为了展开民族独立运动。1922年1月他与金奎植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东方被压迫民族大会，还向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请求支援，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感受到危机的吕运亨转为地下活动，率中国学生组织南洋远征足球队赴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利用旅行去接触南洋地区被压迫民族的领导人，为预定在广州召开的被压迫民族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努力。期间他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被日本警察逮捕押送至韩国。吕运亨在国内渡过了3年牢狱生活。从此，他再未离开祖国，一直在本土从事民族独立运动。
1932年吕运亨出狱，第二年就任《朝鲜中央日报》社长，密切联系国内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积极展开统一战线运动，试图构筑一个国内独立运动的指挥堡垒。但朝鲜总督府未放松对吕运亨的监视，最后迫使《朝鲜中央日报》于1936年7月5日停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吕运亨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即将灭亡，从1942年开始为准备建国而筹建全国性革命运动团体的步伐。1944年8月10日，吕运亨、赵东福、玄又玄、黄云、李锡玖、金振宇等6人在汉城玄又玄家开会，创立了作为“建国准备委员会”母体的“建国同盟”这一秘密结社。同时吕运亨等又组织了农民同盟。1944年8月开始至1945年“8·15光复”，吕运亨所创建的“建国同盟”作为国内最有影响的组织。
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使朝鲜人民迎来了解放。但朝鲜人民并没像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获得独立。在“8·15光复”时，吕运亨以“建国同盟”为母体组织了“建国准备委员会”，由他就任委员长，安在鸿为副委员长。而后为恢复治安和维持秩序又组织了建国治安队和粮食对策委员会。又将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组织扩大到地方，到8月末时，北至汇陵，南至济州岛已有大小145个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几乎所有的道都有了建国准备委员会支部。建国准备委员会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接着建国准备委员会指导部于9月6日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由参加大会的100名人民代表宣布成立了“朝鲜人民共和国”。
1945年11月12日，吕运亨集合了高丽国民同盟、人民同志会、15会等团体组成了朝鲜人民党。以人民党为主体开展活动的吕运亨集团与朴宪永集团和白南云集团一起，参加了左派联合体——民主主义民族战线，支持“莫斯科3相协定”，加入“赞托阵营”。之后吕运亨又为找到政局的突破口而致力于展开左右合作运动。吕运亨代表中间左派与金奎植代表的中间右派组成了左右合作委员会，以阻止国土分断和民族分裂，实现统一政府的建设。当左右两翼因差异点再次对立时，吕运亨赴北朝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10月2日，访北归来的吕运亨与金奎植等5名左翼代表和张健相、朴建雄等人民党干部和伯治中尉在正陵的庆国寺会晤，表明了访北的结果和自己的态度，为迟迟不前的左右合作运动注入了新的希望。不久左右代表会谈的结果于10月7日折中了民主主义民族战线的5原则和右翼一方的8原则，发表了左右合作7原则。
1946年第1次美苏共同委员会休会后，人民党的非吕运亨派(48人派)会同共产党(干部派)及新民党(促进联合派)，组成了南朝鲜劳动党。在此情况下，吕运亨与各党内反对南朝鲜劳动党的势力于1946年10月15日以共同名义发表了“支持左右合作”，“反对设置立法机关”的3党合并决定书，于11月12日组织了社会劳动党。但社会劳动党遭到左右的合攻，很快于1947年2月27日宣布解体。这样，中间力量被严重削弱，但吕运亨并没有放弃推进左右合作运动的努力。左右合作委员会于1946年10月18日发表了“应全民的热切期盼，望美、苏两国驻当地政府再次召开美苏共同委员会”的声明。1947年5月，再次召开了美苏共同委员会。左右合作运动也再次活跃起来，吕运亨坚信美苏共同委员会的成功，于1947年5月24日创建了勤劳人民党。
1947年7月19日，吕运亨死于右翼反动分子韩智根的枪弹之下。
1919年8月，当时拓植局长官古贺在“日本组合教会”牧师古屋的带领下，通过中间人上海西方ymca总务乔治·菲奇（조지 피치)牵线，试图和吕运亨接触，却被吕运亨断然拒绝。同年10月，古贺在给吕运亨发送的电报里称：在保证他人身自由和其他自由的前提下，想要邀请他去东京见面，主要针对朝鲜的政治情况交换意见。同时古贺又让上海日本领事山崎托法国领事Wildon说服吕运亨“人身安全的责任交给他，去趟东京吧”，在人身安全得到保证后，吕运亨认为有前往的必要性。事先得知吕运亨东京之行的上海独立运动家们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并进行激烈争吵。以李东辉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元老持反对意见，而安昌浩、李光洙、尹顾振等青壮年运动家表示赞成。最后结果是吕运亨坚持渡日，同行的有崔瑾愚、申尚玩和日本政府的使者藤田九阜。
吕运亨在东京停留的3周内，和拓植局长官古贺面谈4次，和田中面谈2次，和政务总监水野面谈1次，和首相原敬会谈1次。同时，吕运亨在东京进行宣传活动期间，上海的独立运动家们围绕其渡日展开激烈讨论。安昌浩对吕运亨的忠诚表示肯定，朴殷植也对吕运亨的行动给出了积极肯定的评价。但是反对渡日的一派于11月15日发表声明称：“其渡日纯粹是单独行动，和韩国临时政府没有一点关系。”而此时与日本政府谈判无果的吕运亨于11月27日晚上在东京帝国酒店发表演说，在五百余名世界各国特派员、记者及各界知名人士们面前，宣称朝鲜独立运动的必要性。他正气凛然地痛斥日本的侵略行径，主张实现朝鲜的独立。其演说中说道：“日本人如果有生存的权利，我们朝鲜人为什么不能有。”吕运亨的演说引起了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响，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暴露无遗，古贺、田中等人想通过邀吕运亨访日并对其进行怀柔的阴谋到此失败。
吕运亨回到上海后，上海韩国临时政府内部两派意见再起冲突，一派认为吕运亨这次赴日本大长了朝鲜人的志气，应该表彰。但另一派认为吕运亨在大多数临时政府成员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去与日本人谈判，是目无纪律，甚至是“一种背叛行为”。后者与吕运亨闹得很激烈，双方相互敌视。韩国临时政府最后的结论是：谴责吕运亨的渡日行为是一种“背叛”，但对其发表演说的外交效果则加以肯定，并认为吕运亨的行动并不违反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精神。经过这一事件后，吕运亨对韩国临时政府颇为不满，后退出临时政府，继续抗日民族救国运动。
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韩国选手以日本选手名义，胸前佩有太阳旗徽参加。其中孙奇征选手在芝加哥马拉松赛比赛中获得优胜。那一天的《朝鲜中央日报》在第三版刊载了长篇报导和孙奇征的大幅照片，然而他胸前的旗徽却不见了。朝鲜总督府大为震怒，吕运亨担任社长的《朝鲜中央日报》被迫停刊。
作为政治家，吕运亨的悲剧是当时国际和国内政治斗争的产物。在南北分裂半个世纪之后，深入研究吕运亨的政治路线和思想仍有其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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