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40
孙立广，著名的生态学家，九三学社社员，安徽省政协委员。1945年5月出生于湖南临武，现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地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极地环境研究室主任，环境学科点负责人。
著名的生态学家，九三学社社员，安徽省政协委员。1945年5月出生于湖南临武，1963年毕业于庐江县中学。1963-1968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学系，现任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地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极地环境研究室主任，环境学科点负责人。1998年11月至1999年3月参加了中国第十五次南极长城站科学考察，开展了企鹅生态与海洋气候环境、冰盖进退与气候演变和湖泊沉积序列与环境事件以及现代环境过程、人为地球化学以及自然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2004年7月至8月作为中国北极站首次考察队队员赴北极考察。2003年3月至4月曾率中国科大首次南海西沙群岛考察队赴西沙群岛进行生态环境考察。
共发表资源与环境科学学术论文70多篇，2000年以来，发表南极洲环境科学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在《自然》杂志发表1篇，被SCI收录15篇。孙立广还撰有《南极100天》，是一部趣味盎然、诗情画意的科普精品。南极环境科学原创性研究成果被教育部评为“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被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联合评为“九五科技攻关优秀成果”；获安徽省自然科学一等奖（2001，排名1）；国家海洋局科技创新一等奖（2001，排名9）；被评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优秀个人”。
目前是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冰芯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第四纪委员会理事，中科院地球环境所客座教授，国家海洋局大气化学和全球变化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内核心期刊《极地研究》编委，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气候研究计划——气候与冰冻圈”（WCRP-Clic)中国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中国毒理学会分析毒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会员。
被“逼”出来的南极洲研究
记者：最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专门资助您出版专著，肯定了您提出的“南极无冰区生态地质学”的新方向。而8年前，“粪土层研究”并不被看好，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研究？
孙立广：这也是被“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搞地质化学研究的，在新疆、庐江县等地搞过矿产、酸雨等的研究，但在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很多，很难出什么大的成果。恰好有个机会能去南极，我就积极争取去了。但进行南极研究也有很大的问题，我参加的南极科考队已经是第15次了，之前有很多中国科学家都去过南极，也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要想有突破，就必须要选择新的途径。我就选择了国内外南极洲文献研究极少关注的企鹅粪土层。
记者：您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奇特角度的呢？听说这一研究差一点就“夭折”了？
孙立广：我们在环境研究中，主题是认识水、土、气和生物圈面上的物质循环。在过去的南极研究中，人类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气层核试验的放射尘埃都可以在南极冰盖中找到，那在更加精细的研究中，能不能将200年以来人类的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在冰雪、在湖泥、在企鹅粪土层中反演出来呢？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不过，等我们到了南极洲企鹅岛以后，经过千辛万苦，却始终没有找到粪土层。我们看到企鹅们向外强劲地喷射出粉红泛白的粪流，但很快就被雨雪冲刷干净了，根本就找不到沉积下来的粪土层。我是在到了南极1个多月以后才找到企鹅粪的。
粪土里“藏”着人类未来
记者：可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你们研究的对象是南极，这与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孙立广：这是一种误解。就拿我们正在进行的人类文明历史记录的研究来说，人类文明对南极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从人类登陆南极大陆开始的，而是早在古埃及和中国的龙山文化时期，青铜器的加工冶炼活动就在南极的粪土沉积物被保存了下来。这就说明人类生活对于环境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当代人来说，也是一种提醒。由于南极洲自然界面对于人类文明与全球变化的响应非常敏感，有时候甚至连人类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环境危害，却会在南极的沉积物中被记录下来。
记者：在外界看来，你们关注的还是千年尺度上的全球气候、环境等的变化，这对于今天的人类生活有怎样的意义？
孙立广：认识历史时期南极无冰区的生态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反演曾经发生的物种迁移过程、数量变化、生态系统和景观的演化，使我们认识到南极无冰区现代生物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的空间格局的来源。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目标不止于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对未来不同时空尺度上气候变化所会产生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预测。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科学预测能说明人类造成的温室效应完全不可能被另一次自然的变冷过程所平衡或削弱，实际上，75万年来的冰芯记录标志着气候变化给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起全球变暖给生物界带来的危害毫不逊色。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所做的研究还仅仅只是开始。
人类历史或许就在泥土中
记者：秦大河院士在给您新书写的序言中说，您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人在南极洲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是“大器晚成”，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孙立广：这是秦院士的肯定和鼓励，我们也没想到会在一堆粪土里掘出个“国内第一”来。在南极研究方面，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也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如企鹅粪、海豹毛研究等，但与国际新成果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开辟的这个新方向，已被延伸到了北极等更多区域的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次在决定资助出版我们的专著前，专门邀请4位国内专家对之进行了评议，大家也肯定认为其“展示了我国极地研究在最近几年所取得的高水平、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记者：这几年，你不仅在关注南极洲、北极，还在关注西沙群岛甚至安徽等地的生态地质研究，是不是想将“粪土研究”推向更广的领域，包括考古？
孙立广：是的，我们希望今后能形成一门相对比较独立的学科，但“粪土研究”不是唯一。这种方法有一定的新颖性，但其实我们可以将之推演到更广的研究领域中，比如我在蒙城尉迟寺搞的研究，就是采用类似的方法，也印证了一些新的人类历史，但所研究的样本就不是粪土，而是考古挖掘出的沉积层。人类的历史往往就藏在不起眼的地方，包括泥土中。我希望在将来能找到更多的证据，找到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信息，真正找回许多“失落的文明”。
2015年7月31日，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