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11
1997年9月，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选择了以“强力扫黄”为诉求，浩浩荡荡扫荡所谓的色情产业，迫使数百家台北市酒店暂时关门的事件称为废娼。
在台北万华区龙山寺附近小巷内，几家“茶室”里，坐着不分年龄，浓妆艳抹的小姐，细肩带、小短裙、卷发，在红艳艳的灯光下，显出几分妖艳姿色，明里她们是坐台小姐，暗里全套服务。至于附近广州街昏暗的的走廊上，站街流莺随意拉客，她们与男客很有默契地比划，谈妥价钱之后就走。自从1997年时任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废娼之后，她们就这样躲躲藏藏地接客，躲避一般人异样的眼光，更躲避乔装寻芳客的警察或线民。与这些地下性工作者不同，台北市数十名前公娼，于1997年陈水扁废娼之时，便挺身而出，要求回复性工作者工作权。台湾地区行政机构门口，由14个民间社团组成的“反性剥削联盟”，正公开反对台湾省“内政部”规划性交易专区的政策提案。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两名女子，突然“扑通”一声，向正在抗议的台湾女人联线秘书长蔡宛芬下跪，要求妇女团体代为争取性工作权。蔡宛芬赶忙捏紧手提包，当场拂袖而去。此时，台湾媒体的“黑炮筒”架满周边。两名女子，随即相拥痛哭，并高喊：“这叫什么妇女团体？”“争取了12年回到了原点。”花布蒙面，抗议女子，在台湾早已是一个符号。这代表着她们曾是台湾省公娼，来自台湾的性工作者权益团体——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99年，前身是台北市公娼自救会、大同区公娼自治会。 2009年6月12日，台湾“内政部”在委托台湾学者完成性工作者除罪化研究后，在“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人权小组会前会，决议未来将由县市政府公投决定设置性交易专区，并将性交易“除罪化”，区内娼、嫖与经营者都不罚，但区外皆罚。 “除罪化”、“设置红灯区”，政策风向的转换间，让这些抗争了12年的性工作者看到了希望。她们要工作权。
根据统计，目前全台仅51名合法公娼，但日日春协会粗估至少有10万名地下性工作者，年产值数百亿元，可见其需求度。在台湾省“内政部”宣布各县市得以设立性交易专区之后，全台25县市首长，却只有云林县、屏东县、宜兰县这三个穷县的县长赞成。反观一般民众，乐见其成者居多数，经过各方媒体的问卷调查，大抵半数以上都赞成此议，毕竟有效管理的性交易专区，总比台北市废娼之后，弱势的流莺乱窜、警察乱抓，但有钱有势的酒店、按摩店、理容院、应召站等色情业者随意高挂艳帜，甚至流入住宅区来得好，民众唯一在乎的是：“红灯区千万不要设在我家后院。” “红灯区”再次放行消息，让过去台北市华西街及归绥街红灯区周边的店家，在经济寒冬里感到点温暖。废娼后，他们生意瞬间清淡，如果未来成立专区，他们乐见性产业回到这些没落的红灯区。反正这些小吃店、美容院、服饰店的老板已经习惯与性工作者、老鸨、寻芳客相处，彼此相互捧场，各做各的生意。就像一位在归绥街摆小吃摊的业者说：“性交易，不过就是讨生活嘛，以前这里的妓女被客人欺负，老鸨都叫警察来赶人，附近的兄弟有时候也会过来帮忙一下，我们大家都相处很好啦。”
虽说台湾省地区的法律明文禁止性交易，但实际上，广义的性产业在台湾早已行之有年，到现在已经形成相当多元且分工细致的非正式产业。依照“特种营业”法规，在台湾经营酒家、酒店、KTV、三温暖、茶室等是合法的，前提是在这些场所内没有被抓到直接从事性交易。但是性交易极有可能隐藏其中。不管是在商业区的饭店、宾馆、还是巷弄间的住宅，台湾的性交易更集中地以应召站、经纪公司、娼馆、按摩店、护肤店等型态，早已低调地存在着。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0条罚娼条款的规范下，弱势的性工作者常面对警方的取缔与压迫，甚至爆发过警员向私娼索贿、白嫖的丑闻，让她们的生存更加陷入困难。多年来一直站在妓权运动第一线上的前公娼官秀琴，即因此于三年前投海身亡，其他因抗议废娼政策或废娼之后生计无着而自杀的公娼，更是无法一一道尽。凡此种种，让妓权运动者与性工作者更加强力主张“性工作除罪罚化”，同时也引发台湾省社运团体的对立。
一派是以日日春协会、性别人权协会为主的“支持性工作者劳动权派”（目前成立“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认为性工作是工作，性工作者、性消费者，及周边从业人员都不应处罚，但可在营业形态、劳动体制、地点场所进行务实有效的配套管理。另一派由早年推动反色情、救雏妓的妇女救援基金会等组成，认为性交易不能是一种职业，更反对性产业（目前已经结合其它团体组成“反性剥削联盟”）。
这些团体原本主张废娼，但在性工作者自己站出来说话后，她们改变说法，同意可以不罚娼，但法律应改为罚嫖，及继续将业主、媒介等罪罚化。但是，“反性剥削联盟”现阶段诉求的后果仍旧让性工作者活在污名歧视中。日日春协会负责人说，罚嫖等于罚娼，性消费者不敢上门，就是要让性工作者活不下去 反性剥削联盟“反性剥削联盟”在台湾省“台湾地区行政机构”前召开记者会，反对设立“性专区”。他们指控性交易的实质内涵是一种性剥削，倘若全面合法化，将导致性剥削更为严重。他们甚至将“成人性交易”与人口贩运相联系，却始终拒绝与“性工作者”对谈，让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壁垒。
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就认为，政府设立专区无济于解决性交易的问题，只会让人口贩子更加猖，还有性病传播、帮派、毒品等社会问题亦将无限延伸。与之看法两极，以“日日春协会”为主导的“保障性工作劳动权联盟”则对“反性剥削联盟”的发言颇不以为然，他们在6月12日率众到“内政部”抗议，批评台湾省“内政部”非但没有执行此计划的时程以及相关配套，对专区外娼嫖都罚的政策规划也为德不卒。
珊姨，16岁那年，父亲生意失败而依《票据法》被法院收押，亟需一笔钱把他保出来，她便以长女的身份扛起家计而下海，经朋友介绍来到台北市，把自己以29000元新台币卖给娼妓经纪人，一卖就是四年。两年后，珊姨刚满18岁，就被经纪人安排到归绥街公娼馆接客。当时规定年满18岁，通过健康检查，并由父母亲自来警察分局盖章，才可以领取公娼牌照，但有配偶的女性及养女都不得领取。过一晚就有8400元入账，但却全入了经纪人口袋。当时刚好正逢北投废娼的缓冲期，警察抓得很紧。
由于是合法营业，这个风化区并没有黑道保护、警察勒索的问题，但的确不乏像珊姨这样因家计而“自愿”卖到娼馆的女孩。她们与自由公娼不同的是，经纪人或保镖盯得很紧，无法检选恩客。珊姨回忆说，她做到后来“技术”纯熟，一小时便解决14个客人。根据归绥街文萌馆的前老板所说，自由妓女通常一天只接8、9个，不愿意接的都得由被卖的妓女照单全收。由于是公娼，客人必须带保险套，遇到无理客人还可以报警处理，而且定时接受健康检查，得到不少保障。珊姨做公娼时，都在胸部贴ok绷，不让客人碰，客人如果想要亲吻她，她便一拳挥过去，维护仅存一点身体自主权。在公娼馆时，珊姨遇到不错的老鸨，第一天接客一次50元，3天后整个风化区便调涨到70元，原本和经纪人说好接一个客人她可以抽5毛钱，调涨后老鸨便为她争取到一个抽1元，虽然当时经纪人十分凶恶，偶尔还会打她，但因为老鸨的袒护，日子虽然过得很苦，她还是咬着牙一个客人接着一个客人地干过来，4年之后她就自由了，但当时父亲出狱后身体多病无法工作，弟妹嗷嗷待哺，家计全落在她一人手上，只能毫无退路地继续从娼。
本来珊姨的日子还过得去，与娼馆三七分账下来，也存了一些钱，帮助弟妹完成学业、成家立业之后，正想过几年缴完房贷后退休，没想到陈水扁来个废娼。随着1997年的废娼，归绥街公娼馆的红灯笼一个个熄灯取下，大多数店家均已搬迁，如今这不算宽的小街道一片萧条。这让珊姨顿时手足无措，警察也从原本的保护者变成天天站岗监视者，嫖客也不再按照原本制订的规则来嫖妓，拒带保险套、白嫖，甚至暴力相向皆有之，而原本每周三定期的性病检查、每两个月抽血、半年照X光等免费体检也全部取消，让这些原本持有合法营业牌照，得以安心执业的公娼，一夕之间丧失了所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