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6:38
康同薇（1878年12月-1974年），字文，号薇君，南海区人。康同薇是康有为和第一任妻子张云珠的大女儿，她倡导重视中国女子教育，并在189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批女报人之一。
康同薇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她接受良好教育，天资聪慧，勤学强记，精通国学、英语和日语。光绪十八年 (1892)，康同微在康有为的指导下，根据二十四史编撰了《各国风俗制度考》。1895年，康同薇、康同璧姐妹二人开始主持由其父创办的“粤中不缠足会” ，1897年9月26日，她的第二篇论说发表在《知新报》第52册，题为《女学利弊说》，1898年7月，康同薇、裘毓芳、李惠仙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女学报》。康同薇的活动记载大致从1899年嫁给麦仲华后便戛然而止，婚后的康同薇一直和丈夫定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后面父亲的倒台同样让康同薇也背上了罪名逃往海外。至此，她失去了在女界活跃的“后盾”与“通行证”，逐渐退出公众视野，之后育有十一个子女，一直居留境外，直到1974年病逝。
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是最能代表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说之一，文章构思严谨，言论大胆，深入浅出，关于女学教育的精辟论断，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先导性作用。康同薇成为了不缠足的典范，起到了开风气、树榜样的作用，参与者很多， 后逐渐推广到了上海市、天津市、北京等地，成为了全国性的活动。康同薇的《女学报》对近代中国女性及女权运动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闻史学家方汉奇1987年在《中国记者》上发表文章《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肯定《女学报》“第一”的身份：他认为这份报纸是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对象的专业报纸。它所刊载的文章，宣传了兴女学，禁缠足等主张和《无锡白话报》一样，都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
康同薇1879年出生，康同薇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她接受良好教育，天资聪慧，勤学强记，精通国学、英语和日语。
1892年，年仅15岁的康同薇，就已经根据《元史》编辑整理了《各国风俗制度考》，作为她父亲从事维新变法的参考，并以此验证社会人群进化的道理。顺便提一句，康有为对康同薇的那句“天资颇颖，勤学强记”的夸赞，正是对她15岁“遂能编书”的表扬。
1896年秋，康氏兄弟（康有为及康广仁）赴澳门与何穗田（何廷光）商讨办报。11月，康有为在澳门写信给康同薇，希望她成为女报人。
1897年初，《知新报》创刊，该报不设主笔，只用撰述之名，在近四年期间，康同薇是具名撰写论说的16人中惟一的女性。她在18岁时撰写的第一篇论说，刊于《知新报》第32册，题为《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署名南海康同薇撰。出版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当年由女性撰写文章，向报刊多为男性的读者讲述国家兴衰的大道理，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她的第二篇论说发表在《知新报》第52册，题为《女学利弊说》，出版日期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
1897年，《知新报》创刊后不久，康同薇还担任了该报的日文翻译工作。《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也是这时候，康同薇多次参加了筹备内董事张园安第公宴中西官绅女客工作会议，并在筹办会议上表现活跃。
1898年，在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她将父亲所提供的大量日文资料译成中文，才使父亲得以完成著述。其中《日本变政考》最为重要，变法内容、变法步骤及变法纲领都包含在这一著作中。1898年7月，康同薇、裘毓芳、李惠仙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女学报》。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同薇护送母亲张云珠到澳门避难。并于第二年（光绪二十五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康有为的弟子顺德区麦仲华结婚。结婚之后的康同薇，作为康有为在香港的联络人，不断为变法相关事宜奔走，同时，也继续从事她的报刊编撰工作。随着当时局势的转变，变法的主张和立宪思想已经被武力革命所逐渐代替，康同薇也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定居海外。康同薇的活动记载大致从1899年嫁给麦仲华后便戛然而止。婚后的康同薇一直和丈夫定居在香港，她一边照顾自己的儿女、丈夫，一边代替父亲照顾在香港的娘家人。也正因如此，将“妻职”与“母职”看作是妇女天职的康同薇自然不会抛弃家庭。就此之后，一代女权先驱也就此隐没， 婚后的康同薇成为了“新贤妻良母”。
1900年，康同薇是父亲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权代表。大到“勤王”大业的成败，小到家中琐事的安排，康有为都与康同薇商量，并交给她去做。康有为听闻有人在香港报纸上撰文攻击他，立即写信叫康同薇去见香港总督夫人，为自己辩护。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康有为想借列强之力迫慈禧下台，于是告诉康同薇“吾党欲再起，万不可使其速和，汝暇可多作文，交香港《士必报》，言若那拉氏再临朝，诸贼柄政，必再杀西人云云以耸之。”于是康同薇发挥自己的文字特长，不断撰文，配合父亲作舆论宣传。
1905年，在康同薇回归家庭第六年，康同璧留学美国的第二年，康同薇寄给妹妹康同璧的两封信里表现出她对婚后的生活状态并不满意，不间断地怀孕生子让她精疲力竭，她先后生子十一个，也就是说，婚后的她至少有十余年在怀孕哺乳期。作为妻子和母亲，她有十多个孩子要照顾；作为父亲长女，父亲康有为流落在外，康家老老小小也都需要康同薇照顾，家庭琐事消磨了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受到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政治因素的影响。整个康氏家族一时之间失去了社会改革先驱的政治立场，成了被朝廷通缉的罪犯。 父亲的政治生涯直接影响着女儿康同薇的命运，父亲的倒台让康同薇也背上了罪名逃往海外。至此，她失去了在女界活跃的“后盾”与“通行证”，逐渐退出公众视野。
1936年，康同薇在上海开过开过两次个人画展；诗文方面，有诗词集《华集》，未刊。
此后，康同薇一直旅居海外，直到1974年病逝。
1898年7月，康同薇、裘毓芳、李惠仙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办了《女学报》，报纸主要鼓励妇女参政、争取男女平等、大力提倡女学、主张婚姻自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主张婚姻自主等，内容几乎全部与妇女解放有关，设有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目，每期都有附图。该报为旬刊，每月三期，每期为一单张四版，在报纸每期第一页上都印有“CHINESE GIRL’S PROGRESS”（直译为“中国女孩的进化”）的字样；该报以白话文为写作形式，创普通话办报之新风，“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女学报》有二十几位主笔，全由妇女担任，康同薇是主笔之一。主笔的名字均刊在报头左侧显著的位置，以彰显其重要性。《女学报》是上海桂墅里女学会的会刊，同时也是桂墅里女学堂的校刊。有人将女学会、女学堂、《女学报》三桩事比喻为一株果树。女学会是根本，女学堂是果子，《女学报》是叶、是花。
《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是表达康同薇心系天下的重要论说，文章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到美英德日、土耳其印度中国强弱对比，逻辑清晰，论证充分，气势宏大，立意深远，指出真正的 “士”应该是 “仰观造化，俯察宗教，综览古今，横审中外，以圣人之学，治天生之民”的人才，进一步提出“士者，国之基也；士者， 才之宅也。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殃”的观点。康同薇在肯定维新派志士“公车上书，激动全国，强学立会，开发天下，士气一 振”的同时，在文章最后也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吾也漆室抱忧， 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 ，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
她提出了什么是“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其应该担当的责任。她认为中国积弱积贫，数十年变法而不强的原因就是由士习的积弊造成士气不振。所以她呼吁要像公车上书那样，激励士气，合天下之士气，专心国事，中国必可救，国家必能强。
在《女学报》第7期，康同薇发表的《女学利弊说》是最能代表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说。她指出虽然”男女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在否定了男尊女卑封建说教的基础上，进步提出男女平等是天赋人权，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受教育权。文章详细介绍欧美日等国女学教育和妇女的情况，提出兴女学与保国﹑保种﹑保教”的密切联系。同时，反思“偌大一个中国竟无一所自办的女学校”的原因，主张自办女学，以雪国耻，“遍立小学于乡”，“讲求有用之学，大声疾呼“起二万万沈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为妇女解放呐喊。文章构思严谨，言论大胆，深入浅出，关于女学教育的精辟论断，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先导性作用。
要保国必须先保种."种何乎保?必使其种进，而后能保也。"*梁启超这句话强调重视种族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康同薇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她认为:“国之强弱视乎人才，才之良视乎幼学。"*九层高台﹐始于初基.欲开民智，不抓幼学就无从谈起;而要抓好幼学，穷本溯源.还得先讲求母教，因此，“女学者，所以端本也，本端则万事理"*，女子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懂得修身立志，如同孟母择邻居﹑断机杼以教育.培养孟子一样，在言行举止中予孩童以启蒙，如此.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整个种族就可望"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才能在国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康同薇提醒人们：如果所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终有一天，妇女会皈依基督教，这样，奉彼教者日益多，归吾道者日益寡，靡独国家之危，系于眉睫，即吾教之亡，亦弗远矣。"*这里的“吾道”“吾教”的是被列代统治者奉为良箴的孔孟之道。“保国”“保种”“保教”是戊戌时期维新党人标榜的三大旗号，康同薇在论述兴办女学的必要性时。始终围绕这三个中心，她抬出了孔子。从保教卫道的高度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可谓顺应传统社会尊崇懦学的心态，以期获取更多的人对兴办女学这种新生事物的赞同。
在《知新报》第32册时康同薇已参与日语翻译，直到第43册，康同薇开始完全接替山本正义，同时，她还撰写论说，在第32、52期期首分别刊登《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两篇文章，与当时《知新报》其他男性撰稿人的水平不相上下。《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是表达康同薇心系天下的重要论说，文章从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到美英德日、土耳其印度中国 强弱对比，逻辑清晰，论证充分，气势宏大，立意深远，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此时的康同薇已不再是旧社会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已逐渐成长为拥有独立思想，忧国忧民的社会新女性。
从小深受父亲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康同薇４岁便开始不缠足， “同薇不裹后，同璧及诸侄女乘势而下，不裹易易矣。 ”因 此，康同薇成为了不缠足的典范，起到了开风气、树榜样的作用。1895年，康同薇、康同璧姐妹二人开始主持由其父创办的“粤中不缠足会” 。康同薇成为了不缠足的典范，起到了开风气、树榜样的作用。相较当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性，“粤中不缠足会”的女性经常抛头露面，现身说法，宣讲不缠足的种种好处，参与者很多， 后逐渐推广到了上海市、天津市、北京等地，成为了全国性的活动。 1897年秋，女学会在经元善、梁启超、陈季同、郑观应等外董事资助下创办，康同薇、李闰（谭嗣同妻）、黄谨娱（康广仁妻）等进步女性担任内董事，主持事务。其宗旨是讨论妇女教育及妇女权利问题。1897年12月初，中国女学堂筹备会议的两份记录中提到了康同薇， “惟康小姐文采敏捷，援笔立论” ， “与集共百 二十二人，座中博学妙才，首推南海康小姐” 。康同薇在当时的社会界得到了很大的认可。不少精英女性受她影响加入女学会，一起传播新思想。1898年4月13日，女学堂开学，女学 会中的一些进步女性主动担任教习和管理工作。在女学堂的带 动下，苏州市、松江区、广东省等地女学堂也相继成立。
新闻史学家方汉奇1987年在《中国记者》上发表文章《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纠正有关第一份妇女报的错误，肯定《女学报》“第一”的身份：他认为这份报纸是中国第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的机关报，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由妇女主办以妇女为对象的专业报纸。它所刊载的文章，宣传了兴女学，禁缠足等主张和《无锡白话报》一样，都是维新派的舆论阵地。
2005年，宋素红在香港发表文章《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海外报刊活动》，以康同薇在澳门《知新报》的工作来力证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文章将康同薇与参与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作了比较，认为康同薇比裘芳早入行8个月。
韩志方在2009年发表《论〈女学报〉的女性解放思想》，描述了第一份妇女报的缘起、精神和具体的工作人员。稍后夏晓红在其专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中不单只认同《女学报》是第一份妇女报，更详述了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三者的关系。这两份文献有助后学者加深对中国第一份妇女报与第一批女报人的认识。
康同薇等女学会成员主编《女学报》，在语言上，主张使用白话文，潘璇在第一期发表的《上海〈女学报〉缘起》中，就指出“当下的人们出言措辞只要表达自己的意思就好，不必用文言文那么深奥，并认为中国人才不出也是因为太咬文嚼字”。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女学报》顺应时代潮流，并根据女性受教育的实际情况，以白话文形式传播新观点，做到了通俗易懂。其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要比胡适在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早快二十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份妇女报刊，不难看出其思想的前瞻性。
康同薇编撰《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一书，对日本变法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不久之后，这本书由康有为自己的出版机构“大同译书局”刊行发布，对变法运动有不小的推动作用。作为康有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联络人，不断为变法相关事宜奔走，同时，也继续从事她的报刊编撰工作。随着当时局势的转变，变法的主张和立宪思想已经被武力革命所逐渐代替，康同薇也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定居海外。不过，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女性报刊先驱，她对中国女权乃至女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大女儿康同薇1897年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了两篇论说，又担任日中翻译的工作。翌年，她成为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的主笔。中国女报人和妇女报的出现是清末维新运动的副产品，因为维新派一直宣传男女平权的思想。这种理念于1897年的上海市转化为行动，即上海的妇女运动，催生了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本文在叙述康同薇办报工作时使用“女报人”一词，而并非西方习惯使用的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是因为“女报人”比较符合当年的媒介环境。在1897年的中国，报纸是惟一的大众媒介。本文先为女报人作界定，再比较前辈学者的观点，然后补充近年一些研究成果。最后指出中国第一位女报人和第一份妇女报的身份。
1899年末，康同薇在香港与麦仲华结婚。丈夫麦仲华(1876年—1956年)，字曼宣，号曼殊室主人，广东顺德人。麦仲华和他的哥哥麦孟华都曾是康有为的弟子，之后麦仲华得以前往英国、日本留学，一度任香港的电报局长。麦仲华与康同薇结婚后生子女十一人。长子麦健曾(1900年-1977年)，获美国博士学位，曾任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教授、广州财政局长、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等职务。作为康有为的后嗣，他也曾对康有为的研究提供了不少资料。次子麦伟曾，夭殇。三女倩曾早逝。四子僖曾，任职于温州海关。五子俨曾，任建筑工程师。六女俸曾，曾任职于驻北京外国使馆，七女偶曾，情况不详。八女佳曾，在澳洲。九子信曾，情况不详。十女像曾，曾任职于四川自贡盐务局。十一女任曾，曾任职于北京医学院。
虽然按现代新闻记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的标准来看，康同薇等女士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她们没有参与过新闻采访，只是负责撰写和编辑文章，但她们选择走出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妇女开阔眼界，第一次在中国新闻报刊业中发出女性声音，为此后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提供典范，具有独一无二的开创意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
虽然按现代新闻记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的标准来看，康同薇等女士不能被称作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她们没有参与过新闻采访，只是负责撰写和编辑文章，但她们选择走出封建旧思想的束缚，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中国妇女开阔眼界，第一次在中国新闻报刊业中发出女性声音，为此后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提供典范，具有独一无二的开创意义。（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