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04
《我的叔叔于勒》（法语：Mon oncle Jules），是法国作家莫泊桑于1883年8月7日发表在《高卢人日报》的短篇小说。
小说通过“我”的视角讲述了“我”的叔叔于勒，被赶出家门后，给“我们”一家寄了一封说他发财的信件，因此，“我们”一家开始期待叔叔于勒能带着巨额钱财回家缓解家中窘迫的处境。之后“我们”一家去往哲尔赛岛度假的途中，我们遇上了很像于勒的卖牡蛎科的小商贩。菲利普在船长那里验证了小商贩的身份信息是于勒后，一家人想要发财的愿望落空。最后全家人不动声色地改变航程回去，以免再次碰上于勒。“我”也再也没有见过叔叔于勒。
这篇小说是一篇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是莫泊桑较为经典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借助“我”的视角描述了一家人对叔叔于勒前后态度的转变，在情节构思上善于设置悬念、巧用叙述者视角，通过多方面对比、烘托等手法，描述了一个被资本主义腐蚀的社会。1920年，小说由翻译家李青崖译成中文，后作为经典篇目多次被收录进中国中学语文教材中。
19世纪80年代，法国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农业危机，而它的工业技术发展也较缓慢，工业危机不间断。当时的财政寡头为了转接殖民危机，一方面向国外大量投资，加紧侵略殖民地，另一方面在国内大肆剥削劳动人民，造成大量小资产阶级贫困破产。一部分不甘心破产的小布尔乔亚成员，纷纷漂洋过海，前往美洲、亚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妄想闯出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同时，财政寡头在文化上不断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蚀普通群众。
莫泊桑，全名居伊德莫泊桑（1850年－1893年），莫泊桑出生于法国上诺曼府滨海塞纳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曾参加过普法战争，这成为他日后创作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他先后在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资本主义的的黑暗和腐朽给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莫泊桑很早之前就开始创作，从军队退伍之后在福楼拜的指导下开始小说创作。
“我”住在哈弗尔，家里生活拮据，但是星期天“我们”一家人会穿戴整齐去海边散步，期待能遇上暴富而归的叔叔于勒。叔叔年轻时不仅败光了他遗产中的那一份财产，还借了“我”父亲的钱，因此，“我”的父母菲利普夫妇很讨厌于勒，之后于勒被送往美洲做生意。于勒去美洲的第二年后来“我们”收到了他的信件，信件中说他发了点小财，想要报答哥哥的恩情。家里人对叔叔的态度顿时就变了，期待着叔叔能带着巨额的财产回家，缓解“我们”家中窘迫情况，第二年“我们”再次收到了叔叔的信件。但之后的十年，叔叔没再来信，但是“我们”对叔叔会衣锦还乡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时刻将叔叔的信件拿出来阅读。直到后来二姐在婚事在看了叔叔的信件后定了下来，我们一家决定去哲尔赛岛游玩。
在“我们”去哲尔赛岛的途中，船上有卖牡蛎科的商贩，姐姐们很羡慕这种“时髦”的吃牡蛎的方法，于是母亲吩咐给姐姐买两个尝尝，但是父亲发现卖牡蛎的小商贩酷似于勒，小商贩穷困潦倒，跟原本应该在做生意的于勒不符合。父亲害怕了，最终和船上的船长确认了这个商贩就是于勒。父亲和母亲的脸色都变了，在母亲口中，于勒又成为了那个流氓。因为害怕被认出来，也害怕二姐的婚事落空，母亲叫“我”去付了买牡蛎的钱，“我”给于勒多付了几个铜板的小费，还遭到了母亲的责骂。“我们”从哲尔赛岛游玩回来，因为害怕在此遇上于勒，于是改乘圣马洛船回家。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于勒，也没听说他的消息了。
于勒是小说中“我”的叔叔，是父亲的亲弟弟。年轻的时候，于勒败光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家产，同时还连带着哥哥的部分挥霍了不少。但之后前往美洲后还想着做生意把欠哥哥的那一份还回去，只不过，于勒没能发财，只得祈求一艘法国商船的船长收留，并且在船上贩卖牡蛎。一直穷困潦倒的他没能还了欠款，日子还过的更糟糕了。即便距离家如此近，于勒也没有选择回家，而是默默的在船上卖牡蛎科。之后遇到家人之后，于勒也没有相认，而是表示，自己没钱还钱，回去了也是给家人拖累，而选择不相认。
菲利普夫妇一家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他们一家依靠着低廉的薪水养活一家人，他工作到很晚，但是生活水平依旧很低。菲利普的妻子为了一家人精打细算，在衣食住行上各种节俭，但是还是免不了贫困的生活。生活在最底层的他们，渴望着弟弟于勒能够发迹缓解家中窘迫的生活。菲利普的妻子性格精明，能够快速权衡利弊。在于勒败家前往美洲之后，菲利浦的妻子对于勒的称呼是“流氓”“败家子”，于勒的信件寄回家的时候，她又称这个弟弟是“好人”。后来在商船上发现于勒在向富家小姐兜售牡蛎时候，菲利普面色苍白、魂不守舍，只慌慌张张的询问妻子的意见。这时候，菲利普妻子对于勒的称呼再次变成了“流氓”与“无赖”。但是这种情况下，菲利普太太沉着冷静的带着全家人迅速离开这片区域额，避免和于勒在船上相遇。菲利普太太工于心计，精明强干。这进一步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近亲利益会一步步腐蚀、蚕食人们内心的自然。但是分析完他们的生活处境之后，又能看出人物性格的多样性。菲利普夫妇之所以如此对待于勒，原因之一是于勒欠了他们钱，原因之二是他们本身生活就很艰难，渴望改变生活条件的想法也无可厚非。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菲利普夫妇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坏人，只不过是生活使然罢了。
“我”——若瑟夫是小说的叙述者，全文通过“我”的视角，展示了一家人抱着对于勒的期待到最后落空的全过程。在“我”的眼中，于勒是亲人，虽然“我”小时候也跟家人一起认为于勒是噩梦，发财之后是有良心的人，但是当于勒沦为穷光蛋之后，我依然认为于勒是亲人，所以“我”冒着被责骂的风险向于勒表达了善意，多给了他十个铜板的小费，并且将这份善意延续到了成年时期。作为一个未被资本主义金钱利益所熏陶的小孩，“我”同情自己家庭生活的窘迫，也同情叔叔的遭遇，文章通过小孩子的视角展示了成年人世界的冰冷，批判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认钱不认人”的现状。
小说中，通过菲利普一家对待于勒态度的前后转变，形象的展现了小资产阶级爱慕虚荣的心理，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人关系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是“冷酷的现金交易”，反应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和腐朽。同时，通过“我”对于勒的怜悯，也表达了看中血缘亲情、同情弱者的思想。
这篇小说再形象塑造上非常成功，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于勒的哥嫂菲利普夫妇。文章开头，就通过“我”介绍了菲利普夫妇的成长环境，介绍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女主人看重钱财，认钱不认人。之后通过描绘菲利普夫妇在对台于勒前后态度的变化下，成功的塑造出一对在金钱社会中，迷失本心的形象塑造出来。但菲利普夫妇有其自私自利的阶级共性，可菲利普惧内，其妻专横泼辣。这又是他们的个性。比如，菲利普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可是当他“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科”，而且“吃法很文雅”时，他也想讲讲文雅，闹闹排场，便到妻子跟前去“请示”。可是他的妻子怕花钱，不许他讲这个没有必要的文雅排场，然而“不许可”又怕女婿说她吝啬，便委婉而不痛快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这个细节描写虽寥寥儿笔，却把菲利普的虚荣惧内及其妻子的专断拨辣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样，这两个人物不仅有其阶级共性，而且有其独特的个性;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活人，而不是百货商场的货架子上的没有血肉的“模特儿”。这样人物形象塑造就非常成功。
小说在叙事上善于设置悬念，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让文章情节千回百转，富有张力。文章从一开始就写到“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船开进港口，父亲就会说出他那句亘古不变的话‘哎，要是于勒在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啊！’”开口这一句话就为远方的于勒布置下神秘色彩，之后才讲诉了于勒被送往美洲的事情。这样的描写抓住读者的好奇心，提升了悬念，而一家人的希望寄托在于勒上也显得顺理成章，之后插入二姐的婚事，铺垫好一家人去游玩遇上于勒的情节，为菲利普夫妇再船上遇到于勒做好铺伏笔。处处描写，都带动了读者的思考，思考情节的发展，思考于勒为什么会变成卖牡蛎科的小贩。作者在解释了旧的悬念之后又会设置新的悬念。可以说，文章的进度都在层层悬念之中推进了，作者在文章中设置的悬念都通过描述让读者自己在想象中完成了。综上，作者在情节发展的安排中，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同时也是得荡起伏的，在吸引了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也完善了人物形象的描写。揭示了菲利普夫妇性格中的另一面。
文章中通过菲利普夫妇对于勒前后不同的称呼、态度对比。前期，于勒被打发去美洲时，在菲利普夫妇中，于勒是“全家的恐怖”，于勒去了美洲先后寄回来信件后，于勒又变成了正直的人，之后发现于勒落魄卖牡蛎，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称呼又变成了“讨饭的”“贼”。前后称呼的变化表现了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感情取决于于勒能不能给家里带来好处，荣耀。这前后的对比突出了文章的主题 。于勒在美洲阔绰时与再次潦倒后菲利普夫妇态度的对比：于勒是遭受厌弃前往的美洲，到了美洲，因为用掉了哥哥那一部分遗产，于勒这时候对哥嫂是愧疚的，因此他赚了钱阔绰后对家人、家乡的思念也是真实的，后来于勒再次落魄，穷困潦倒之后，于勒不愿意拖累家人，这时候于勒是羞愧的、有自尊的。但是于勒阔绰后没想着先还哥哥的钱，而是想要再大赚一笔，这种差异造成的于勒对家人前后态度对比，突出了资本主义享乐主义腐朽人的心灵的思想。而父母前后对“我”用度上的对比则透露出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下层人民生活得艰难贫苦但又要维护尊严虚荣的尴尬。我们一家人去往哲尔塞岛之前心情是逾越的，一家人有意无意间传播出我们要出去旅游的消息来扬眉吐气，但是从岛上游玩回来之后，依靠于勒挤上上流社会美梦破碎后，哲尔塞岛成了我们一家得阴影。这种前后的对比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缩影，揭示了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底层人民摆脱不了被奴役、被损害的屈辱地位。
文章中通过一件件小事，例如父亲总是工作到很晚，母亲为了家庭精打细算，去游玩的船上遇见买牡蛎的，母亲说男孩子不能娇气，不给“我”吃等等细微家庭琐事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思想风貌等，证实了《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把家庭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的论断”。
《我的叔叔于勒》最初发表于《高卢人日报》中，之后加入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集《羊脂球》，1920年《我的叔叔于勒》译本出现在中国，之后很多地区都将《我的叔叔于勒》视为经典名篇收录进教材中。《我的叔叔于勒》最早被编选进 1961 年试用的第1版的十年制初中的语文课本第五册中，1979年全新的中小学教材编改完成，《我的叔叔于勒》编入其中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任然沿用文革前的副改版本。1981年下半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原教材再次进行了修订，编成人教版全国通用的第七套中学教材，《我的叔叔于勒》选入这一套中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五册。这一套语文教材意在提高课文质量，注意教学要求的明确化，加强整合读写训练，促进语文知识的系统化。1987 年中国国家教委起草制定《九年义务数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学目的和要求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在这一时期，人教社组织编写了 《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我的叔叔于勒》被编选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六册。2001 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新的课程体系开始实施，2003年发行了新版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我的叔叔于勒》被选编在九年级上册。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九年级 上册》，2008年选入苏版语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语文 九年级上册》，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 九年级 上》。
作品传入中国后，成为中国中学教材中批判资本主义的典型课文，随着时代的发展，教材中对小说主题以及人物形象的解读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小说的主题解读都是基于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矛盾的视角下分析人物形象；改革开放后对小说以及人物主题的解读开始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在中国的语文教材中《我的叔叔于勒》以《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托，意在提高学生阅读小说的能力，但在教学过程中，分析《我的叔叔于勒》的小说意义，从关乎人性的深度理解，巧妙的情节架构技巧，以及叙事视角的独特运也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因此关于该小说的教学侧重点也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