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8:25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年2月3日-2014年2月10日），全名斯图亚特·亨利·麦克费尔·霍尔（Stuart Henry McPhail Hall FBA），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与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姆斯一起，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斯坦利·霍尔的工作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并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杰出成就上，尚未有人能够超越他。他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主任，并在那里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围以处理种族和性别问题，并帮助吸收了来自法国理论家的新思想。
斯图亚特·霍尔出生于1932年2月3日，在牙买加金斯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是赫尔曼·麦克费尔·霍尔和杰西·默尔·霍普伍德，他的直系祖先参与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牙买加的奴隶制。霍尔在青少年时期曾在一个福音青年团体受洗，并就读于牙买加学院，接受了模仿英国学校体系的教育。1951年，霍尔获得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罗兹奖学金，学习英语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在牛津市期间，霍尔参与了《大学和左派评论》，并与E·P·汤普森、雷蒙德·威廉姆斯等人合并，创办了《新左派评论》，并于1960年担任创始编辑。
1958年，霍尔担任《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编辑。1964年，应霍加特邀请，霍尔加入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并在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为CCCS的代理主任，1972年成为主任，并一直任职到1979年。1979年至1997年，霍尔任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在1995年至1997年期间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97年荣休后，霍尔成为名誉教授，并继续活跃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包括担任英国拉尼美德委员会委员；任两个流散文化团体“署名”和“国际视觉艺术中心”的主席，两个文化组织所属的“来灵屯国际视觉艺术博物馆”于2007年10月3日在伦敦隆重开业。斯坦利·霍尔主张“文化平等、种族公正”。
霍尔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在于交织在热烈论争之中的文章和文集序言。他最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有关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却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斯坦利·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霍尔的初露头角，是50年代与其他一些牛津大学的学生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这份杂志与差不多同期诞生的由E.P. 汤普森主编的《新明理者》（由另一杂志改名而来）一起，成为英国新左派思想最初的发源地，二者于60年代初归并而成一种新的刊物即《新左派评论》，遂使这一流派的声名广布于英伦与海外。但初期的两份杂志在思想倾向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别，这也与各自的成员组成有关。不同于《新明理者》的盟员多为老式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及追随者则几乎均来自于大学校园，因此也更多地试图以大学为基点去介入社会的变革，这在杂志的取名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延续了30年代另一份左派刊物《左派评论》的一些主旨，但却特意地将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定位在“大学”的概念上。霍尔在此后也一直未离大学的职位，尤其是其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可谓开辟了学院政治的一个典范，即通过对知识场域的重构，而为社会注入一种激进思想的活力。
在70年代以前，斯坦利·霍尔对学院政治之建构方式的理解尚属一种由经验主义出发的论证，但自接受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后，则又转为一种更新的解释，始而将学院政治式的研究归为一种文本研究，这同样是为了与旧的社会批判与研究在另一维度上区别开来。从某种意义上看，作为一种新的尝试，霍尔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组建起来的集体共生的教学与研究模式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然而这一学院政治的理念与实验方式却随着CCCS影响的扩散而启发了一代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激活了大学面向当代社会的介入与批判活力。
《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为英国新左派的集结提供了最初的活动舞台，霍尔由此也被推入了战后左翼运动的新轨道，并被无可争议地列入左翼思想的谱系中，直到2012年出刊的《卫报》所载一篇由佐伊·威廉斯撰写的文章，仍将霍尔称为是“左翼地景上的一位神座”（上帝，a God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left）。提及左翼或新左派，我们一定不可取中国的一些习惯的定想去套应之，同时也切不可将英国新左派看做是一密无裂隙的单面体，或一种在思想上锁定不变的政治潮流，或以一种界线明晰的左与右的区分去严格类别之。从霍尔的身上，我们所能见到的更是一种远为复杂得多的情况。
80年代后期开始，斯坦利·霍尔的思想变化也包括在另一层次上的移位。在“新时代”的讨论到达之前，霍尔领导了在20世纪左派历史上可谓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这就是对撒切尔主义的批判，而霍尔本人的思想也处于一种新的裂变中，一方面他从左翼的立场激烈地批评撒切尔政府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撒切尔的“威权民众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所具的强大整合力。关于后者，既可将之视为是右派曾于50年代施行的“人民资本主义”（People’s Capitalism）的进一步的推演，而且也更有过之，即其试图将所有的社会分离要素都组合进一种由资本的消费逻辑所组成的共同体结构中，为此而使左派理念的社会生存基础再遭重创。
后期霍尔思想的另一个聚焦点是“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从某种意义上可喻为其思想的一枚定海神针。从早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中透露出的信息，到差异政治，再及于对后现代消费政治的阐述，似可窥得一种内在延宕的曲线。多元主义之于斯坦利·霍尔，既是用以诠释历史的方法，以便将对社会型构的考察置于一种多元决定的论述场域中，也是其对一般主体潜能（即agency）之可为性的一种价值倡言，以为可凭之消解移动中的霸权模式与各种旧的观念屏障。在霍尔看来，“虽然每个人的内部空间是不同的，但是我却处身于与他人的一些关系与对话中”，也就是社会仍然是始终在场的，这也是一种内部与外部的辩证法，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接合”的方式与他人结成尽管不是终极性的，但却带有某种“临时性”的身份联盟，将自我与群体重新置于一种语境所构成的叠合状态之中，在重新发现“自我”及重新定义“认同”之后，构建出一种新的身份政治标识。此也可称之为是“接合的政治”，或理论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从中可见，斯坦利·霍尔在与自由主义的理念猛烈触身之后，又再次离去而回到了其群体性抵抗的范畴中。
然而这还不是终结，在因受及病魇的折磨而沉默多年之后，我们又有幸在2012年见到霍尔在公众媒体上的露面。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强劲风暴及英国2011年发生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霍尔的思想又有了一个新的蜕变，在佐伊·威廉斯女士的采访录中，霍尔明确地告之，与三十年前相比，他对当代政治的悲观不是减少了，而是更有递增。盛行了约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似乎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了人们的意识中，甚至影响到年轻一代看待事物、看待贫穷的方式，而他们对政治家的表达又显得愈益地无能为力，同时也缺乏表达的渠道。霍尔也谈及消费主义，但却不再带有当年“新时代”言述中曾有的乐观，而是将之视为一种市场幻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刺向了那些底层的人群，也随着骚乱的发生而刺向了这一观念的制造者。毫无疑问，骚乱事件几乎可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70年代CCCS中心所标示的“仪式的抵抗”的一种当代翻版，这也自然会强烈地触动了霍尔的心灵，因此而使他再一次将反思与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新自由主义及与其结盟的霸权政治模式，并重新意识到一种经济不平等带来的巨大社会反差与颠荡。这等于是说，无论斯坦利·霍尔对自己创建的文化政治路径抱有怎样的信念，然也不得不重新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诠释这一迁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又窥见了霍尔向左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