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2-28 11:41
消费主义(英文：Consumpitonism）是指把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放到第一位的消费思潮或风气。该思潮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新的消费品，以满足自己的精神快乐。消费已不再被看作一种手段，而被看成目的本身，为消费而消费。消费主义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追求自我表现或为了寻找自我而进行的个性表现行为。
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电气工业兴起，农业生产商业化发展，大公司大企业随之出现，现代消费主义得以在美国产生。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消费主义进入高潮，传媒技术的进步带动传媒业的普及，广泛地激发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消费主义的兴起导致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变化。攀比之风大兴，信贷消费、超前消费及炫耀式消费应运而生。社会学家凡勃伦把这一时期的消费称之为“炫耀式消费”，卡尔·马克思将其称之为“异化消费”，艾瑞克·弗洛姆则称之为“消费异化”。伴随全球化的进程，消费主义作为主导西方消费社会和自由经济的主流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发展。
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推进，社会消费方式的不断革新，消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越演越烈，带来个人主义效用追求的最大化的同时业导致社会价值观断裂、冲突和震荡。消费主义引导下的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乃至于离轨性消费在破坏节约、简朴和自我约束的传统价值体系之外，也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个人价值观的定位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消费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消费主义的危害性日益体现，其价值观带来的客观效果引起人们的反思，理论学家们展开了对消费主义的评判及消费价值观的重构研究。
消费主义一词发端于消费。英文Consumption(消费）早在14世纪的英语中开始出现，源于拉丁语“Consumption-”词干，带有用尽、耗费、用光、摧毁、暴殄天物等超出实际需要范围过分地占有和使用的意思，初意带有贬义。从18世纪中期以后，它的贬义开始消退，成为一个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消费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更早，早在汉朝就有关于消费的文献记录。如王符《潜夫论。浮侈）：“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弄工业，无有益也，而坐食嘉，消费白日”。意指消磨、浪费。消费的含义在汉语的演变过程中，也逐渐由带有贬义色彩的浪费向中性含义的耗费过渡。现在的《汉语大词典》对消费的解释是“为了生产和生活而消耗物资财富”，已经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再带有任何贬义的性质。
消费主义是指20世纪初在美国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起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社会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体系。美国学者鲍曼认为消费主义的内涵体现在对象征性物质的生产、分布、欲求、获得与使用上。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及建构与他人的关系等一些目的；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社会层面上，消费是为了支撑体制、团体、机构等的存在与继续运作；在制度层面上，消费是为了保证种种条件的再生产，而正是这些条件使得所有上述这些活动得以成为可能。
19世纪末，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在美国兴起。美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消费主义根源于技术革命以及三项社会发明，它们是：采用装配线流水作业进行大批量圣餐的福特制的工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汽车成为廉价销售产品；市场的发展提升了识别大规模消费和刺激消费欲望的科技手段；分期付款购物方法的传播，彻底打破了新教徒害怕负债的传统顾虑。大规模消费意味着人民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造的观念。
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出现使美国主流社会的生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勤俭持家被炫耀式消费所取代。美国当时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耽于攫取更多的财富，从而更奢侈地生活。商品广告和信用消费给美国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分期付款改变了人民的消费观念。电视等大众传媒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
消费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向西欧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消费主义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国家、地区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在全球迅速蔓延，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大众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仅发达国家将消费主义视为主要的文化志向以及通往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成功的道路，而且发展为全球趋势。
发达国家通过资本的转移和扩张，将消费主义伴着消费品的输出传播到世界各地，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植入到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高度发展对消费主义的向外扩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跨国公司基本上是以西方国家为总部，在发展中国家设置分支机构，它在第三世界的登陆是以消费主义的传播为先导的。跨国公司所到之处，消费主义迅速蔓延，而消费主义又反过来又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利润。消费主义文化首先是下西方社会中形成主流，然后通过大众媒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单向传播，并且随着互联网络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快速扩散。传统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图书等，都陆续创办网络版，使其产品和服务得以为人们普遍共享。现代传媒实现了全球的快捷沟通，从偏远的村庄到繁华的都市，人们通过互联网汇合到一起，从事娱乐、商务、教育、保健和其他人类活动，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消费主义浪潮之中。
20世纪80年代，消费浪潮席卷中国。西欧一半的家庭花了10到15年的时间才拥有电视，20到25年后的时间，冰箱才开始进入家庭。但在中国，洗衣机、音响和录像机几乎同时进入到中国家庭。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购买国，拥有住房的人口比例也最大。
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及其计算能力的不断强大，促进了全球货物的密集流动，人们对商品的欲望不再受到流通限制的约束。物流链的进步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进一步加强了消费主义的滋长。数据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方式，网络购物成为新型的消费模式，中国一年一度的消费狂欢节“双十一”，互联网将所有人连接起来使其处于一个集体狂欢的消费氛围中，社交平台无处不在的广告和网红博主的种草推荐，电商平台的优惠活动，直播博主的推销，消费主体只要打开手机就会被吸引，进而在情绪的带动下产生冲动进入消费情境。现代消费主义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技术催生的数字经济技术，使消费者的需求从单一产品体验的提升，进一步发展为定制化等消费场景。数字经济重塑了消费者对于商品消费的需要和动能模型，拓宽了商品和服务消费的范围和途径。
根据消费动机的不同，当代消费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意义匮乏型消费主义、身份建构型消费主义以及压力释放型消费主义。
意义匮乏型消费主义是指人们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是通过无止境的消费行为来填补人生价值或生活意义的匮乏导致的精神空虚。在消费行为上表现为沉湎于物欲，无节制地购买、占有、消耗商品。热衷于符号消费，在选购商品或服务时候，过于看重商品或服务由商家或广告传媒赋予的符号价值，而忽视商品或服务实际具有的价值；热衷于将某些人或时间作为消费对象，即热衷于通过闲谈、围观、推崇、膜拜或道德谴责等方式，将某些人或时间作为对象进行消费，海德格尔将闲谈猎奇看作是人们陷入一种无意义或意义匮乏的平均状态、常人状态或沉沦状态的主要表现方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匿名的网络交往使以闲谈、猎奇或围观方式呈现出来的意义匮乏型消费主义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许多人忙碌于各种网络信息汇聚而来的八卦消费。而对于明星的认同、推崇甚至崇拜的方式呈现的消费主义，造就了“追星族”，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而是用来关注明星偶像们的衣食穿着，乃至于做了什么动作说了什么话，爱了谁又和谁分了手等。由意义匮乏而引发的“道德消费”行为中，人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他人，但实际上并不认同也不会用道德价值观念来指导和约束自我，更不会提出建设性的结论、建议或要求，降格为宣泄情绪和刷存在感。
身份建构型消费主义是指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来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并将消费作为身份建构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式。传统社会中人们的身份和地位主要以出身、门第为依托，消费主义社会则可以通过财富和权势的消费行为予以建构。由于身份建构型消费主义的消费动机在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维护、巩固与建构，而不是人们自身的生存、发展、享受等内在需要的满足，所以它就表现出炫耀或攀比的性质。主要表现形式为追求名牌和奢侈品消费，享受特供消费等。名牌消费并不等同于炫耀性消费，如果消费者所看重的主要是名牌所象征的的身份代表的财富与权势，而不是名牌产品对消费者自身的实际意义，单纯追求甚至根本不具备支撑名牌消费的经济实力，只是通过对名牌的消费和占有来装点门面，显示自身的财富与权势，这样的名牌消费才具有炫耀性消费的性质。也有些消费者通过购买假名牌、山寨版名牌的方式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虚假身份建构。
压力释放型消费主义是指出于释放压力的动机所导致的消费行为，即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来逃避、缓解或释放日常生活中来自工作、生活、学习以及思想价值观念等因为面临激烈竞争和快速变迁而产生的压力。这种消费主义，它既不直面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各种压力并对这些压力的真正来源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与分析，也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从正面努力取克服这些压力，相反，它错误地将消费看作一个脱离于工作、生活、学习之外的独立领域，非理性地将消费作为逃避、缓解、释放压力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消费者购买很多东西，并不考虑实用，也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通过购买行为来释放或逃避面临的压力，尽管其所购买的无用的东西已经多得家中没有地方安放，却仍然继续购买，为了持续性消费，他们会选择一些成本并不高的消费，如零食、衣服或其他一些看上去有用但实际上根本用不了的家用产品。
消费主义不仅通过商业广告和媒体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也体现在人们的消费实践中。其主要表现形式有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和离轨性消费。
1899年，挪威裔美国社会经济理论家托斯丹·范伯伦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炫耀性消费一词。凡勃伦指出炫耀性消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看到。人们对贵重物品的使用，彰显的是富人的身份。通常人们在使用和欣赏据说很漂亮的贵重产品时获得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以漂亮名义伪装的奢华感。如大庭广众之下涂抹昂贵的口红，开兰博基尼，背价值5000美元的香奈儿背包，短途旅行坐商务舱，都是现代炫耀性消费的典型事例。一项关于“哪些品牌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地位高的象征”的调查结果显示，排名前十的的品牌是：Gucci、奔驰、路易威登、劳力士星期日历型手表、宝马、香奈儿、苹果公司、普拉达、阿玛尼和范思哲，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很火了的品牌仍然代表着财富指标和社会等级。
富裕阶层通过消耗贵重、高额的商品借以实现炫耀目的的行为过程。一些凭借各种因素富裕起来的人，出于张扬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功的目的，极力地进行各种炫耀性的消费，各种攀比、斗富。有些富人的斗富达到让人心惊的程度。如在杭州小商品市场，两位大款为争购一件衣服发生口角，双方为了不在各自的情人面前掉价，竟然掏出厚厚的人民币争相烧掉。东菀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万元，共请了100桌，一场婚礼办下来仅酒席就吃掉380万元。有人每年花在着装上的费用就要一二百万元，每件衣服动辄上万，相当于普通工薪阶层二三个月的薪水。动辄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购置一台豪车，成为一些富人寻常的消费习惯，他们购买的豪车有的并不是代步驾驶使用，只是为了收藏陈列，或仅是偶尔的场合才使用一下。
奢侈品在国际上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当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过多地超出收入水平和财力状况，或者占有或消耗了有限的资源就是奢侈性消费。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珠宝首饰、高档化妆品、豪华汽车和游艇等。
麦肯锡2019年的一份中国奢侈品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在境内外的奢侈品消费额达到7700亿元人民币，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根据贝恩公司发布的《2023年全球奢侈品行业研究报告（秋季版）》，2023年全球奢侈品市场销售额达到1.5万亿欧元，相较2022年，整体销售额增长约1600亿欧元，同比增长8-10%。其中，在社交互动和全球旅游复苏的推动下，2023年奢侈体验类消费回到历史最高点，个人奢侈品市场持续增长。在全球奢侈品市场中，中国市场第一季度表现强劲，美洲市场整体销售额下降8%，欧洲市场呈现出积极的发展势头，带动各国奢侈品消费增长。
离轨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偏离或违反现有的消费规则，违背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而产生的消费。离轨性消费按照对社会危害层次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危害社会个体的离轨消费，如酗酒、吸毒、网瘾、嫖娼等，以追求身心短暂的愉悦为目的，一时的放纵，造成个体身心长期的损害。二是侵犯社会公平的离轨性消费，不足性消费（贫困）、过度性超前消费，这类消费表面上看是个人能力问题，但深层次问题隐含着社会的不公平性。三是危害社会管理机制的离轨消费，如公款消费问题。离轨性消费具有社会危害性，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
当代消费主义还表现为一种由市场深度主导的消费，高度私人化、定制化的消费日益成为消费市场的一种导向。“定制”一词最早起源于伦敦中央梅费尔的购物街区萨维尔街，意思是为私人客户量身剪裁，后逐步扩展到皮鞋、家具、酒、茶、首饰等行业。技术的发展、消费文化的变革以及市场结构的变化，使得工厂化的生产逐步向社会化生产转型。从早期的服装、鞋子、首饰的私人定制，发展到现在的汽车、家电等的私人定制，无不体现着市场对消费者追求品质和个性的迎合。与早期定制相比，现代私人定制被赋予了更高的技术含量以及更为宽泛的服务空间。
奥迪公司是汽车行业率先开展定制服务的企业之一，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内饰的颜色、不同材质的皮革、木板、地毯以及不同类型的信息娱乐通信设备、不同性能的发动机和运动套件。2013年，奥迪TT公司在北京建立了亚洲首家奥迪城市，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海尔、美的、三星电子、博世公司、西门子股份公司等家电企业纷纷推出家电产品定制服务。消费者不仅可以定制家电的外观，例如尺寸、大小、形状、图案、颜色等，而且可以对家电的性能配置进行组合，去掉不必要配置，增加自己偏爱的性能，自由组合遥控按键、增加远程操控等。海尔2011年便推出了全新品牌“统帅”，定位于家电定制。定制也推动了健康产业和旅游业的消费转型。移动健康产业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为消费者量身打造健康护理服务，提供一对一的健康护理和健康医疗服务。定制旅游是根据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帮助旅行者自主设计和制定旅游线路和旅行方式。2024年元旦，中国游客假期定制游订单同比增长290%。
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书中指出，劳动者不仅是商品的创造者也是消费品的主要实现者，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尽可能扩大产业人口的数量，从而扩大消费品的交换范围。由于马克思受到时代的限制没有对消费主义问题有直接的研究，但他预见到消费社会的产生以及人们对商品的偶像崇拜的命运。借助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资源，法兰克福学派、贝尔、早期的让·鲍德里亚、奥康纳、克沃尔、福斯特和伯克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展开了批判性研究。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大规模扩张引发了大规模的消费，商品化扩大了物质消费的范围，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的结果，正是服从于资本主义攫取利润的需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成为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和稳固的精神保障。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具有内在的联系。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物化”理论家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普遍渗透于社会的总体性之中，并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了社会。卢卡奇的理论对早期的让·鲍德里亚也产生了影响，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等著作中将现代消费社会描写为一个完全为商品崇拜所左右的社会。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现代社会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开辟了新的前景。葛兰西分析了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福特主义提高工人生活标准的策略，一方面确保市场能够及时消化和吸收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避免了商品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用消费领域的自由和相对丰富的商品贿赂工人，使之放弃了对劳动异化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
罗兰·巴特是消费主义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符号学旨在接纳任何符号系统，而不管它们的实质和限制；图像、举止、乐声、客体以及所有那些东西相联系的集合，仪式、惯例和公共娱乐的内容。巴特的符号理论为让·鲍德里亚等人建立消费符号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指出，所有物品都通过符号将自身装扮成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功能化物品，但符号实质上割裂于实体的关系，因而消费本质上成为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普遍实行，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伴随技术革命的出现，资本主义在全球进一步发展，莱斯和阿格尔否定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代之以生态危机理论，奥康纳在此基础之上，将资本主义危机总结为经济危机于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认为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消费主义最重要的现实影响是塑造了新的社会机制和秩序，它渗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人们的生活普遍接受市场的影响。市场深入到货币交换以外的区域，维系和撕裂人际关系，改变生活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消费主义给消费者造成假象，似乎人们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市场上得到解决，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仅仅只能在商场的货柜上找到。消费主义强调每一件事情都可能是商品，即使它还没有变成商品，也应当像一个商品一样对待。
消费主义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是消费者的流动程度，消费者享有消费的自由，其选择的自由决定了消费者社会的层次和努力的方向。一个人有越多的自由，在社会等级中就处于越高的层次，就更有自尊和获得更多的尊重，距离好的生活就会更近。财富和收入会对选择起到限制作用，但是作为资本的财富和收入下降到第二位或次要地位，财富和收入的首要标志是消费者选择范围的延申。消费主义促使新的统治模式出现和崛起，这种新的统治模式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性，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消费主义就是消费塑造的统治模式，也是消费社会的主要运行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对于有缺陷的消费者是不适用的。
鲍曼认为，因为消费主义，个体化成了人类的命运。当现代社会处于工业阶段时，个体的角色首先是一个生产者。生产者可能只有集体努力才能完成一项工作，生产以分工、合作和协调为前提。每个人的工作成果来自于个体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伴随消费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消费者的现代性阶段。个体的角色首先必须是一个消费者，而消费是一个完全个体的、单独的活动。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产生的是一种完全私人化的感觉，即使是群体消费，与其他选择者一起选择，看上去更有满足感，拥挤的饭店与商场充满诱惑。但事实上消费体验仍然是一个完全孤独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消费行为是所有协调与合作的天敌，消费者注定是孤独的。
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关于消费主义的专门论述，但是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为消费主义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理论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全面阐述了物的异化、活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的异化四种劳动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异化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是畸形发展。
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异化从劳动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消费主义体现消费至上和享乐主义原则，其实质是追求个人效应的最大化，体现的是单一的经济人性的发挥。以此为基础的社会注定会产生劳动异化、消费异化等社会问题。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是人的畸形发展过程，人性的扭曲过程。人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抽象的经济人性发挥的产物，这种异化的人性阻碍了人类的全面发展趋向。资本主义消费方式与人性全面发展是相矛盾的。
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把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与对文化产业的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正身陷“文化工业”的奴役。代表性观点有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和艾瑞克·弗洛姆的“异化消费”观点。马尔库塞通过提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揭示当代人成为沉溺于物质商品消费，而忘却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在指出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病态的、总体异化社会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当代人的”消费异化“。他指出消费已经成为当代人的人生目的，这种消费是被社会所控制的消费，当代人对闲暇时间的消费就像所购买的商品一样是由工业所决定的，消费者的趣味受到控制，他想看和想听的是社会允许他看和听的东西，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完全取决于市场行为，市场的流行与否主宰了消费，而不是个人的实际需要。此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美国社会学家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主义本身的裂变和衰竭，以及享乐主义的流行与糜烂。
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哲学家昂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展开了一种关于“我们怎样生活”的哲学研究。列斐伏尔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入手，开始全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问题，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发展下的消费问题，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形态概括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与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消费控制，人的日常生活沦落为资本主义消费系统的从属体系，揭露了消费社会资本逻辑的扩展及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并对人的欲望需求的异化进行了剖析。昂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揭示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日常生活打破了传统日常生活的封闭和自在结构，但同时也带来了日常生活异化、消费主义世界、单向度的人等消极后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符号消费下的消费异化现象作了深刻研究。本·阿格尔认为，消费异化就是人们为补偿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消费异化是造成西方社会病的重要根源。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符号消费在不断提供虚假的需要，线性的大多数需要，如休息、娱乐、按照广告来做事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憎，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昂希·列斐伏尔将符号消费中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称之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随着消费主义极端符号消费的推广，物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揭露消费主义影响下的生态危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消费主义的符号消费，使得工人在消费异化的笼罩下，将自由和幸福的体验完全寄托于商品消费中，从而使消费需要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方面。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流派之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美国的威廉·莱伊斯、加拿大的本·阿格尔和法国的安德列·高兹为代表，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式 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生态危机结合起来，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消费异化”的概念，指出消费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要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要消除“消费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服学派的思想，它们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运动、需求与商品的矛盾运动以及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三个角度。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结构性矛盾运动看，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客观上要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而为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运动在有限生态系统的限制下，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决定了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发生危机，最终结局是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而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转向到了消费领域，体现为生态危机。从需求和商品矛盾运动的维度看，当代西方人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真实需求的追求，而沉溺于对受广告所支配的虚假需求基础上的异化消费导致了对商品消费的无止境追求。人们并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的追求，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成为了当代人确证自我价值的唯一享受。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异化劳动是消费危机的重要根源，强调异化消费强化了异化劳动，把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引向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批判。
波兰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对消费主义的欺骗性作了批判，他认为消费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相比较，工业资本主义比消费主义更诚实，少一些欺骗性。工业资本主义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这是老板，那是出卖劳动力者，因而人是被区分开来的，社会能为你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你尽最大努力，你就有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可能性。而消费主义表面上提供了一种幸福的普遍性：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人们被同样允许进入消费主义的商店，他们同样被允诺将得到幸福。除此之外，消费主义的欺骗性还体现在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因此，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主义。这一虚假命题使人们忘却了：除了买一套漂亮衣服以外，还存在着其他自我实现的途径。所以，消费主义以其自由选择的假象掩盖了公正原则和自我实现的原则。鲍曼将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消费者）、失败的消费者定义为消费社会里的穷人，这个定义下的"新穷人"，首先意味着金钱的极度匮乏。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消费主义的可怕陷阱造成大批量生产穷人的社会，同时将整个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消费的泥沼。当消费社会训导其成员体验"新消费生活模式"的时候，对于"新穷人"来说，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与物质的贫乏，还有最痛苦的剥夺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