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42
杨钦典（1919年-2007年11月17日），1919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的一个世代为农的贫苦家庭。生前为白公馆看守班班长，重庆宣告解放后，回到家乡成为了一个农民。
杨钦典于1940年因躲避壮丁参加了胡宗南招募的教导团当学兵，后被选送至已迁都重庆的中央警卫团任班长，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站岗4年。1944年在一次阅兵中被时任中美技术情报合作所主任的戴笠看中，选送到白公馆任少尉警卫排长，负责白公馆三个岗楼和狱室的哨岗，并掌管牢门钥匙。1949年9月6日，杨钦典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的生命。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杨钦典及时开门，解救出了19位革命志士。文革时期，重庆市的公安人员以“逮捕国民党特务”为名号，将杨钦典逮捕。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坚持事实，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病逝于河南郾城县大刘乡周庄村，终年89岁。
1918年，杨钦典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40年春，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已经24岁的杨钦典被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一名骑兵。“当兵扛枪，肚里不慌”，这就是杨钦典参军的初衷。他说参军只为一天三顿饭可以管饱吃。受训3个月后，他被蒋介石挑选为警卫团警卫，当时蒋介石专选河南人。后来，他升任交警总队特务队班长。1944年在一次阅兵中被时任中美技术情报合作所主任的戴笠看中，选送到白公馆任少尉警卫排长，负责白公馆三个岗楼和狱室的哨岗，并掌管牢门钥匙。
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接着迅速挥师挺进华南，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到了。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市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1949年9月6日晚上11点多，在贵阳息烽监狱被囚禁了近8年的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随后从重庆被转押到贵州省的宋绮云夫妇及“小萝卜头”一行到达重庆。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跌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另一把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随后，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小萝卜头”的经过的：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看守长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奉命杀害“小萝卜头“后，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眼看中国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杨钦典内心深处也开始惶恐不安。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
1949年11月27日，大溃败中的国民党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分由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
渣滓洞集中营方面不时传来枪声。杨钦典又一次巡视到牢房门口，罗广斌急忙招手唤他过来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我可以放掉你们，但是杨进兴他们肯定会要我的命。再说，重庆市解放后，共产党和解放军会饶了我吗？”杨钦典说出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顾虑。
“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这些被你放出去的人可以为你作证并承诺：一、保证不让解放军杀你；二、证明你为共产党做过不少工作，功大于过，争取让政府给你安排工作；三、保证不再追究你的过去。共产党说话从来是算数的！”
杨钦典要的就是这样的承诺。于是，他返身到楼上提了一把锤子，很快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
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一批人后，又恐怕把守白公馆的其他军警发现后追赶他们，便在出门望风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些警卫：“共军进城了。”那些家伙一听，连忙撤离，自顾逃命去了。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大军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其宽大处理。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不仅没有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河南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说老母亲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没有人种。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回到家乡后，杨钦典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中国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搜出来。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期间，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有人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侥幸从监狱中逃出来？”所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杨钦典一直不说违心话，坚持事实：“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文革”结束后，杨钦典的家人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8封申诉信。同时，那些被杨钦典救过的已经平反的19名同志也到处为杨钦典奔走，证明“老杨”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老杨”。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家乡。然而，在被关押的这10多年里，大儿子杨存良因父亲的事受到牵连，生产队会计当得好好的，就被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老伴在盼夫无望中病故。尽管如此，杨钦典从没抱怨过。他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有罪，他应该得到一些“报应”。
到了老年，大儿子先于杨钦典离世而去，他的生活过得有些拮据。有人告诉他，像他这样的有功之臣可以向政府申请一份生活补助，但他却认为自己曾有罪过，不该享受，就一直没有向政府张口。他吃着平常的农家饭，穿着平常的农家衣，见人总是笑着打招呼，陌生人怎么看他也不像个曾经有过“非常经历”的老人。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病逝于老家周庄，享年89岁。
杨钦典的妻子在1977年忧患而亡。当杨钦典回到别离10多年的家乡时，妻子的坟头已满是荒草。杨钦典有3女、2儿和12个孙子孙女，晚年的他与重病的大儿子生活在一起。杨家每人平均1.7亩土地，最好的年景1亩地可产麦子500多斤。每亩要交公粮200斤，剩下的能吃饱。他说就是缺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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