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3:16
樊再轩，男，1961年生于酒泉市，籍贯河南新乡。他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壁画保护修复及研究工作。
樊再轩，男，籍贯河南新乡，1961年生于甘肃酒泉，1981年参加工作，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
甘肃河西走廊西端，敦煌市，三危山畔，鸣沙山崖，490多个洞窟重重叠叠，如蜂巢一般在断崖上一一排开，延绵1600多米。这就是莫高窟，洞内布满1000多年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被称为“东方卢浮宫”。几十年来，莫高窟被外来的喧闹包围着，樊再轩和同事始终安安静静地守在这里，默默地保护着。
1981年，20岁的樊再轩来到这里，埋首洞中，开始一点点修复损坏的壁画。2011年10月，已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樊再轩仍在坚持，他说：“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治疗“壁画之癌”
2011年10月16日早晨，鸣沙山上空一片瓦蓝，干涸的大泉河河床上，流沙泛着白光。太阳刚刚升起，阳光透过百年白杨的间隙，点点洒落在莫高窟小牌坊上。这一天是星期天，樊再轩像往常一样匆匆赶来加班，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
向保安出示过证件，走过两道大门，樊再轩进入九层楼洞窟南边的98号窟，黑暗和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随行人员不由打了个冷颤。樊再轩早已熟悉了这里，伸手一摁开关，灯光亮了起来。这不是普通的灯光，为了保护千年壁画，莫高窟所有向游客开放的洞窟都没有固定光源，全凭导游手中的一支小手电引导参观，哪怕是贵宾也不能例外——因为壁画“害怕”灯光带来的热量和紫外线。为了修复照明，98号窟临时装上了微辐射、低温的冷光源，能将对壁画的伤害降到最低。
莫高窟始建于东晋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规模巨大，现有洞窟490多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但莫高窟环境艰难，洞外就是茫茫沙漠，夏季炎热，冬季寒冷，沙漠里吹了千年的风沙和盐让壁画慢慢霉变、空鼓、脱落……更为惊心的是，莫高窟在1907年被发现后，形形色色的人蜂拥而至，运走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严重破坏了莫高窟。樊再轩摁亮灯后，98号洞窟四壁的佛像、壁画隐约可见，但它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颜色不是鲜艳，而是黯淡；被誉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仕女脸上、身上，密布着一条条刺目的划痕；不少壁画的颜料已经酥碱、霉变，有的颜料甚至大块脱落……用学名来说，这些问题称为空鼓、起甲、酥碱、霉变等病害，被称为“壁画之癌”。而樊再轩和他的同事，就是这些“壁画之癌”的主刀医生。
冬天从河里凿冰做饭
樊再轩祖籍河南新乡，上世纪50年代，父母响应号召到酒泉市支边，在酒泉生下了他。1981年，“文革”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只有50余人，严重缺员，公开向社会招考20人，20岁的樊再轩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当樊再轩兴冲冲地从敦煌市赶到莫高窟，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工作条件也相当艰苦。
莫高窟距敦煌市大约25公里，现在开车也就30分钟，但在30年前只有一条土路，文物研究所只有一辆通勤车，一周甚至10天才能跑一趟市区。一辆通勤车实在无法满足需求，樊再轩等青年人便从鸣沙山顶的一条便道，骑车或步行进城，骑车来回大约4小时，步行单趟就要四五个小时。最痛苦的是寒冬腊月，-20℃，夜里炉子灭了，就能把人冻醒。水窖冻成了冰疙瘩，樊再轩经常和同事到大泉河边，用斧头砸开冻成冰的浅浅河水，一块块抬回去化成水，再用来烧水做饭。恶劣的条件之外，还有一样让青年人更加难忍，那就是寂寞。
“现在的莫高窟每天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但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却少人问津。”樊再轩回忆说，当时莫高窟只有七八十名工作人员，常年难得见到外人。现年（2011年时）57岁的孙洪才比樊再轩早来莫高窟几年，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招来的青年人，一部分忍受不了艰苦和寂寞，想方设法调回了城里，“那时候，招聘来的女孩本来就不多，陆续又有人调走，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都成了男青年争相追捧的宝贝。”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游客渐渐增多，莫高窟招聘了一批女青年做解说员，才解决了樊再轩等莫高窟大龄青年的婚姻难题。
女儿寄养爷爷家6年
艰苦和寂寞阻挡不了莫高窟的青年人，莫高窟流传的前辈故事让他们热血沸腾——常书鸿放弃法国优越的生活回国，开创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和研究；现任领导樊锦诗与丈夫23年分居，坚守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常常骑着毛驴进城，有时碰到狼，就要趴在地躲避几十分钟甚至1小时……可在他们手中，破损的莫高窟一点点恢复了昔日的光彩，“不能让敦煌市艺术品再遭损坏”是敦煌人的信念。
樊再轩到莫高窟，先跟着李云鹤等壁画修复专家，帮着和泥、打下手。由于人手太缺，只学了两三个月，樊再轩就开始动手修复壁画，“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新进大学生至少要跟着师傅学习两三年，才能从事正式的壁画保护、修复。”
因为高中学的是文科，樊再轩刚开始工作时，对壁画颜料、修复材料的化学成分只是似懂非懂，他下决心自学化学，一开始就从大学《无机化学》学起，“白天工作太忙，我只好晚上自学。”只用了一年多，他就学完了大学的化学课本。
1992年，樊再轩结婚不到半年，被单位送到复旦大学学习文物保护。1993年，他的女儿出生了。“我实在亏欠女儿太多，年幼时的天伦之乐，小学到初中时的教育、辅导，我都没能尽到责任。”樊再轩对此充满愧疚，女儿今年（2011年时）18岁了，自己陪她的时间还不足9年，上小学时只能送到几百公里外的爷爷奶奶家，“那时候周末才休一天，乘长途汽车去看女儿，路上就要十几个小时。整整6年里，夫妻俩只有在寒、暑假才能与女儿团聚。”最艰难的时候，樊再轩也有过犹豫。上世纪90年代，他被派往东京艺术大学研修，那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前往日本淘金，一年挣10万元人民币很正常，而当时樊再轩在国内一年的工资才1万多元。有朋友劝樊再轩干脆留在日本，慢慢再将老婆孩子接过去。樊再轩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割舍不下敦煌市的壁画，放弃不下自己的这份事业。再说，单位辛辛苦苦地培养我，我没理由背弃他们。”
樊再轩说，“莫高窟保护事业第一，家庭第二”，这在敦煌文物研究院已成为一种传统，而这一传统从敦煌研究院的前辈开始，就一直传承下来。
2年试验80多种材料
莫高窟早期的修复多是抢救性修复，“一些壁画眼看着就要大片脱落，不修不行了。”樊再轩说，对于这些壁画，除了粘贴以外，还有一种办法是先用一种透明、轻薄的特殊材料贴在空鼓的壁画上，再用铆钉铆住。
“壁画之癌”很难根治，常常是修复好了，10年、20年之后又复发了。樊再轩和同事苦苦寻求，如今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治疗方法。85号窟就是他们修复的一个样本，这里集中了莫高窟所有的“病患”，从1997年开始，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修复。“莫高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壁画修复的经验不能照搬。”樊再轩说，在85号窟，美国盖蒂保护所的专家与敦煌研究院众多专家一起，从最初的环境监测、材料分析开始，一点点地探索、试验。其中，涉及壁画的试验，则是以樊再轩所在的修复小组为主。“为了找到最合适的修补材料，我们整整找了2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樊再轩回忆，那一段时间里，他与同事、朋友谈话题材最多的就是材料，工作时谈，休息时谈，吃饭时谈，甚至出差在外也念念不忘。合成材料终于试验成功了，运用这种材料，历经前后13年的检测、修复工作，85号窟的修复告一段落。
修98号窟至少需10年
如今（2011年时），樊再轩正在修复98号洞窟，这是莫高窟为数不多的壁画大窟，建于五代十国时期，壁画宏伟壮观、门类齐全，有经变画、故事画、佛教事迹画、装饰图案、供养人画像、佛像画等，其中仅供养人画像就有251件，位居莫高窟各窟之首。让人遗憾的是，许多供养人巨幅画像上都有一条条划痕。
樊再轩和两名助手踩着梯子，给一块空鼓的壁画灌浆。粘合剂被装进一只大号注射器里，樊再轩的手缓缓推进，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画。突然，注射器推不动了，他轻轻敲击墙壁，判断是缝隙间久积的空气阻止了浆液的流动，只能再打一个孔排出空气，“如果不排出空气而强灌的话，空鼓了的壁画会胀裂，而判断有无空气全凭手感。”几十分钟后，这一小块壁画结束灌浆，绚烂的壁画重新固定在墙上，再不会像面包屑一样酥软脱落。樊再轩和助手又开始脱盐处理，将吸水脱盐垫支顶到灌浆部位。如果不进行脱盐处理，盐分随水扩散，会聚集转移到壁画表面，造成新的伤害。1个多小时下来，这块空鼓壁画黏合初步成功。樊再轩说，壁画修复需要最细致入微的工作，急不得，快不来，有时候一天下来，也就能修复四五块小面积壁画。
据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的调查，98号窟有壁画693.1平方米，其中空鼓350平方米、起甲320平方米、酥碱110平方米，有的壁画同时患有两种甚至三种病害。樊再轩说，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98号窟才能完成修复。
放大到整个莫高窟，490多个洞窟几乎个个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较为严重需要抢救修复的就达277个之多。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曾说过，以目前敦煌研究院的壁画抢救修复力量，按每支队伍抢救修复一个洞窟最短需时2年计，把所有有病害的洞窟修一遍，也得要100年。
事实上，一个大型洞窟的修复远不止2年，需要8年、10年，甚至更久。需要一代代的敦煌人甘受寂寞，持续与莫高窟的“病魔”作斗争。樊再轩说：“我很享受这种寂寞，静静地守在洞窟内，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修复工作。”
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莫高窟条件还相当艰苦，你为何选择来这儿上班？
樊再轩：那时候刚刚经历过“文革”，工作不好找，能到莫高窟上班，我很珍惜这个机会。条件艰苦，我并不是很在乎，当时不仅莫高窟缺衣少吃，甘肃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都如此。
问：30年甘守寂寞，日复一日地做着单调的壁画修复工作，你是怎么做到的？
樊再轩：我耐得住寂寞，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吧，我喜静不喜动，愿意每天都静静地呆在洞窟里，做喜欢的壁画修复工作。如果说坚守敦煌艺术事业，这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敦煌研究院的传统，从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开始，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能让敦煌艺术珍品再受损毁，我们愿意用毕生的生命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问：在艰苦的环境下，也有人选择了离开，你就没有动摇、后悔过吗？
樊再轩：确实有人来了，又离开了。尽管我也经历了不少艰难，对敦煌市这份事业我却从来没后悔过。记得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研修，那时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都前往日本淘金，也有朋友劝我留在日本，但我选择回敦煌。
问：为什么？
樊再轩：理由其实很简单：首先我热爱这份事业；其次，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诚信问题，敦煌研究院需要我们，这才花费大量资金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送到国内、国外高校、研究所学习和进修，我们没有理由背弃它。
问：家人都支持你吗？
樊再轩：妻子与我都在莫高窟工作，我们互相理解、支持。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我们对女儿亏欠得太多。我们这份工作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就是静下心来，一天天、一片片地修复那些损伤的壁画，一辈子，甚至几代人就这么做下去。
“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莫高窟保护事业第一，家庭第二”，
“我很享受这种寂寞，静静地守在洞窟内，每天默默无闻地做着修复工作。”
樊再轩面对留在日本工作的机会说：“我割舍不下敦煌市的壁画，放弃不下自己的这份事业。再说，单位辛辛苦苦地培养我，我没理由背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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