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8 15:29
水野忠邦（1794年7月19日—1851年3月12日），幼名于五郎，是江户时代后期的大名和改革家，江户幕府首席老中。他曾为第12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推行天保改革，试图防止社会和经济的日益衰败。水野忠邦是唐津藩第3代藩主水野忠光的次子，因长兄夭折，于1805年成为唐津藩的世子，1807年见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与其子德川家庆。随后，官任从五位下・式部少辅。1828年任德川家庆的教师，1834年升任幕府首席老中。1837年德川家庆出任将军后，开始掌握幕府实权。
在他的改革中，水野忠邦通过中原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教训，认识到日本如果不能解决国内矛盾，就难免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他力图恢复德川初代尚武美德，坚持个人和政府都要简朴，发布难以实行的节约法令。为了制止商业经济发展，他免除了贵族欠中产阶级的债务；废除他的前任发给商人行会的许多执照，还命令移入城市的农民返回乡村。然而，当他计划没收江户城和大阪附近的大名领地时，却遭到极大反对，终于被将军免职。1851年3月12日去世，享年58岁。
水野忠邦，唐津藩第三代藩主水野忠光之次子，于宽政六年（1794年）6月23日诞生。自幼便承担起家族的重任，因兄长早逝，他成为唐津藩未来的继承者。文化二年（1805年），年仅十一岁的忠邦便受到幕府高层，包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及其后继者德川家庆的接见，并被授予从五位下式部少辅的官职。
随着年岁的增长，忠邦于文化九年（1812年）继承家督之位，并展现出对幕阁权力的渴望。他用巨额的钱财买官，并于文化十三年（1816年）成功晋升为奏者番，但受限于唐津藩需承担长崎警备的责任，其仕途一度受阻。然而，忠邦并未放弃，他在文化十四年（1817年）自愿放弃部分领地，从唐津市转封至滨松藩，以寻求更大的政治舞台。
忠邦的政治生涯在文政年间迎来转机。文政八年（1825年），他出任大坂城代，并晋升为从四位下，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幕府中的地位。文政九年（1826年），他兼任京都所司代与侍从。
天保五年（1834年），随着前任本丸老中水野忠成的病逝，忠邦被任命为新的本丸老中，并于天保八年（1837年）兼任胜手御用挂，最终在天保十年（1839年）成为首席老中，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
水野忠邦在担任幕府要职期间，面临着双重严峻挑战：一是外国船只频繁接近日本近海，对海防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二是幕府财政在大御所政治的阴影下，已陷入极度困境。然而，在德川家齐将军在任时，由于水野忠笃、林忠英、美浓部茂育等重臣的掌控，忠邦的改革计划难以付诸实施。
天保八年（1837年），随着德川家庆成为第十二代幕府将军，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天保十二年（1841年）闰一月，大御所德川家齐的突然离世，更是引发了幕府内部的权力洗牌，家齐的亲信纷纷被罢免。借此契机，水野忠邦起用了远山景元、矢部定谦、冈本正成、鸟居耀蔵、涉川敬直、后藤三右卫门等力量，着手推进一系列改革措施。
针对农村人口流失、江户城人口激增的问题，忠邦颁布了旨在复兴农村的人返令，同时整顿大御所时代遗留下来的奢侈风气，实施风俗肃正。为了平抑物价，他采取了解散株仲间并推行低价格政策的手段。然而，在财政压力之下，忠邦不得不采取制造低劣货币这一权宜之计，却未料此举适得其反。
天保十四年（1843年）9月，忠邦强行推行上知令，这一决策触动了大名与旗本阶层的利益，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心腹鸟居耀蔵因不满政策对百姓造成的负担，转而投向反对派老中土井利位，并泄露了机密文件。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水野忠邦于同年9月13日被罢免首席老中之职。
弘化元年（1844年），因江户城火灾及后续重建事宜引发的政治风波，使德川家庆再次启用忠邦为首席老中。然而，此时的忠邦已失去往昔的锐气与影响力，加之健康状况不佳，他很快便以各种理由请假，并最终于弘化二年（1845年）辞去老中之职。嘉永四年（1851年），水野忠邦去世，享年58岁，其墓地位于茨城县结城市的旧万松寺迹。
改革起始于1841年。要点包括：①巩固幕藩领主制的经济基础，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制外流的农民返回乡村，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的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②抑制物价上扬，推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行为，矫正社会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的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城商品的进货数量。③为增强幕府的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1843年9月颁布《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告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归幕府直辖。④为避免重蹈中国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与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只要外国船只提出请求，就可为其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⑤施行富国强兵策略，加强对东京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幕府的对内改革举措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强化封建领主所有制，因而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倒致使经济混乱，引发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在幕府改革的前后，各藩也开展了改革，其中萨摩藩（鹿儿岛县）、长州藩（山口县）、肥前藩（佐贺县）等西南强藩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萨摩藩在改革前负债累累，出身下级武士的家老调所广乡于1827年上台后，通过赖账的方式实际上取消了对三都（江户城、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债务关系。为增加财政收入，致力于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来提高产量，发展商品经济，实行红糖藩营专卖制度。在军事上采用洋式炮术，制造枪炮、发射药。其改革为之后藩主岛津齐彬实行殖产兴业、充实洋式军备的政策开辟了道路。在长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村田清风致力于新士风的塑造和武士教育，同时压缩财政开支，以37年为期限偿还藩和武士的借债，以整理借债。缓和专卖政策，减轻租税，并加强以下关为据点的藩营商业和海运活动，奖励洋学，采用洋式兵术。在肥前藩，藩主锅岛直正于农村推行均田制，实施陶器和煤炭的专卖政策，并铸造火炮，建筑炮台，以增强军备。在中下级武士的参与和领导下，以整顿财政和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藩政改革基本上获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对日后的树立维新政权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