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3 21:06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29日，英文：The First Opium War，英国称通商战争、第一次中英战争，又称鸦片战争），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前英国政府对清政府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十九世纪前期英国为扭转中英贸易逆差，大力发展鸦片走私贸易，将大量鸦片输入中原地区，清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禁止鸦片入境并展开禁烟运动。道光十八年（1838年），爱新觉罗·旻宁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省查禁鸦片，林则徐抵广州市后于次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滩当众销毁鸦片，并在九龙、穿鼻口等地多次击退英军进攻。女王陛下政府获悉后于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1840年6月28日）命令英国海陆联军最高司令乔治·懿律率英国陆海军封锁广东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军进犯广东未逞之后北上袭击厦门市，并于七月攻占定海区，十四日英舰抵大沽口并要挟清政府谈判。道光帝派博尔济吉特·琦善到广州议和，后查理·义律趁琦善撤防之机命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三日（1841年1月25日），义律胁迫琦善签字订立《穿鼻草约》但被其拒绝，英军次日以此为借口强占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后爱新觉罗·旻宁下诏对英宣战并派爱新觉罗·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抗英，英军于同年二月攻陷虎门并进逼广州。奕山等人由于轻率进兵而致英军乘机炮轰广州，奕山向英军乞和并与之订立《广州和约》。英军为进一步扩大战果，七月至八月先后攻占厦门市、定海区、镇海、宁波市等城。道光帝再派爱新觉罗·奕经赴浙江省防剿，奕经于次年春（1842年初）在浙江反攻失败，随后英军相继攻陷来空法师、上海市、镇江市，进逼南京。清朝投降派大臣爱新觉罗·耆英等人暗中与英军头目书信往来，英军要求爱新觉罗·旻宁任命全权代表在南京谈判。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派遣耆英、爱新觉罗·伊里布等人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支付巨额赔款，开放广州市、福州市、宁波、上海、厦门市五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封建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战争暴露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腐败和虚弱，也促使部分中国人民开始觉醒并寻求改革方法，同时开展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国历史学者牟安世评价：“鸦片战争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掠夺性和侵略性，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殖民地掠夺政策的继续。”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主义思想熏陶后，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科技水平快速提升，主要的欧洲列强法国等国加快殖民扩张；同时大工场工业逐渐取代小作坊式的手工业，其中不仅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进口，还需要将大量的加工品销售出去，以此维持资本主义扩张。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殖民情况不是特别理想，美洲、亚洲、大洋洲的可殖民土地都被瓜分尽，面对非洲、南美洲内陆恶劣的热带环境，针对疟疾的特效药物奎宁（金鸡纳属霜）还无法通过人工手段进行合成。欧洲境内的人口和消费市场有限，无法堆积大量的工业成品，于是列强转而向较为封闭的大清帝国开辟市场。
鸦片战争前的中原地区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封建国家，人口众多且地大物博，但在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由盛而衰。爱新觉罗·颙琰、道光年间，清代内部天理教、白莲教、边疆少数民族起义不断，清廷为镇压起义而花费国库进行镇压，致使1820年爱新觉罗·旻宁继位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同时清朝人口飞速增长，至道光十年（1830年）已经增长到三亿九千四百七十八万人左右，而耕地面积只增长18%左右，因此出现人均耕地不足、民众生活疾苦的现象。此外，清朝长期施行闭关锁国政策，缺乏与国际世界的联系，统治阶级固步自封，无论是科技还是思想均落后于世界水平。且统治阶级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集中化，大量自耕农沦为佃农或流民，再加上战前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导致白银通过鸦片大量外流且银贵钱贱，农民赋税负担加重，各省积年拖欠田赋税课，国库收入受到严重影响。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清代军队武备松弛且纪律败坏，二十多万八旗官兵和六十多万绿营官兵战斗力较弱，军事操练的质量、官兵的身体素质以及武器装备的质量逐渐下降。
鸦片战争前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最强大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经过1640-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后初步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资产阶级政府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实行殖民掠夺政策扩张殖民地，并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如1838年侵略阿富汗的英阿战争等；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展开，从纺织部门扩大到机器制造业、运输业、冶金业、煤炭业等部门，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使得英国占据世界工业垄断地位，1840年左右英国的工业生产占全世界工业产量的45%，在此工业基础上英国建造更多的战舰和货船，确立海上霸权的地位。
18世纪晚期，由于英国王室贵族推崇和喜爱茶叶，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并销往英国本土，伴随着英国的茶叶消费群体逐渐扩大，茶叶在中英贸易中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白银不断流入中国而较少流出，致使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为扭转局面英国选择主要出口棉花原材料，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的棉花总出口额达到年均29万两白银左右，但很快英国国内纺织业迅速发展，同时工厂原材料需求飞速增长，大部分棉花都流入英国本土，英国对中国贸易依旧处于逆差。于是英国将目光转向鸦片贸易，由于控制全球最大罂粟种植区域印度、中亚，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对华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大肆通过旗下附属的商船和走私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致使大量白银从中国流出。截止1838年，英国对华贸易中鸦片出口额的比例已经占据总出口额的一半，加上走私成本缩减，英国逐渐完成扭转贸易逆差。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爱新觉罗·旻宁，详细陈述吸食鸦片和鸦片买卖的危害，并建议严厉打击鸦片走私和对吸食者处以重刑。道光帝随后将此事交由各省督抚讨论，各省督抚在禁烟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同年六月，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上书回复黄爵滋的奏折，陈述鸦片的危害并根据自己在湖广总督任内推行的禁烟政策提出六条禁烟的方案。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林则徐进京被道光帝授予钦差大臣一职，前往唯一的通商口岸广东省查禁鸦片并节制广东水师，此时广州私人商行为保障自身利益而共同成立公行，由于公行能减轻官府管理的负担而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是广东通商口岸负责对外贸易的垄断组织，因此欧洲商人想要在广东通商口岸进行正规贸易，就必须要找公行作为中介。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市并与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紧密合作，加紧督促禁绝吸食鸦片，同时照会英国等欧洲商人遏制鸦片走私，并且责令英国商人在时限内交出商船上携带的所有鸦片。但英商因缴烟期限已至而只交出少量鸦片，于是林则徐逮捕涉事英商。
同年三月（1839年4月），时任英国驻华最高领事、与林则徐商讨鸦片贸易的查理·义律（Charles·Elliot）被清军困在广州商馆，义律被迫答应林则徐缴纳鸦片，并向英商宣布承诺交出所有鸦片，并由女王陛下政府承担商人损失，义律通过外交辞令将在中国走私的鸦片从商人私人财产转变为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为之后发动贸易战争埋下伏笔。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接到爱新觉罗·旻宁的上谕后会同广东省各级官员，在虎门海滩用海水浸化法销毁收缴到的二万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广东民众、外国商人、领事、传教士纷纷前往观看，直到五月十五日（6月25日）全部销毁。之后林则徐请外商检查销毁情况，并照会此前有过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要求其出具保证书，承诺不再向中国出售或走私鸦片。查理·义律出于保证英国利益的立场，发布官方声明拒绝出具保证书，并从广州市将大部分英国商人带回澳门。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英国商船到九龙尖沙咀村停靠并上岸酗酒，期间与当地村民发生斗殴冲突，导致村民林维喜重伤，最后不治身亡。事发后林则徐照会义律，要求交出凶手，以清代法律论罪，遭到义律拒绝。义律私设法庭对涉事水手进行了审判，并以涉案人员需在英国监狱服刑为由，拒绝提供林维喜案的涉事人员信息。林则徐随后下令封锁查理·义律所在的澳门，并以官方命令停止一切向英国商人提供生活必需品，要求英国商人的中国雇工离开。同年六月（1839年8月），清政府禁绝鸦片贸易和封锁在华商人船只的消息传回英国本土，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在内阁会议上提议派出一支特遣舰队前往中国进行军事报复，并重新确定中英两国贸易条约和保证在华英国人的权力不受侵害，之后英国东印度防区舰队总司令马他仑派遣装有二十八尊炮的巡洋舰“窝拉疑”号来到中国海面，对中国沿海水师示以威胁。
第一次广东战争阶段（1839年9月-1840年6月）
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中午十二时，“窝拉疑”号舰长士密乘坐装备有十门旋回炮和四门三磅长筒炮的军用小艇“路易沙”号驶到九龙，并命令装备一尊十八磅炮的附属快艇随行，直到下午二时半，“窝拉疑”号舰长士密下令快艇向中国师船开火，但遭到清代广东水师的回击，“路易沙”号被打中十九炮。下午五时，“威廉要塞”号艇船和“窝拉疑”号开进海湾增援，同时英军“甘米力治”号船长得忌剌士命令攻击水师船只，水师船以火绳枪回击，于当天下午六点半将英军击退。九龙之战失利后，英国内阁会议于同年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决定派遣舰队到中国海面并训令印度总督对英军行动予以合作，之后外交大臣亨利·坦普尔密函通知查理·义律有关女王陛下政府的行动，于是义律公然违反中国禁令，通知各英商在不具结的情况下驶船至穿鼻码头进行鸦片贸易，他认为照式具结进口之事对自己的威权产生损伤。
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继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之后“撒克逊”号也遵令前来具结，义律即派“窝拉疑”号和“华伦”号兵船于中午赶至穿鼻洋阻止“撒克逊”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准备前往调查之际，“士密”号率先开炮以致挑起战火，于是关天培命令本船兵弁开炮回击并令后船助攻，战斗期间关天培亲自挺立船头并拔刀督战，清军水师船上三千斤铜炮击中“士密”号船头，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兵弁，连轰两炮击破“士密”号后楼，一小时后“士密”号和“华伦”号先后逃走。穿鼻海战之后，英军舰船又攻打九龙官涌炮台，至十月初八（11月13日）他们先后与清朝守军交战六次，清军大获全胜迫使英国侵略者放弃夺取官涌山炮台的计划。
道光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39年11月26日），林则徐奉令宣布自十一月初一（12月6日）起停止清朝与英吉利的贸易，已具结的英船仍照常进埔贸易，但爱新觉罗·旻宁接到林则徐关于穿鼻之战、官涌之战的报告后，于十二月初一（1840年1月5日）命令林则徐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英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同时严禁其他国家的商人私代英商运货，至此中英间正式贸易完全停止。两次大战之后，林则徐为防止英军再犯而在尖沙嘴、官涌地区添建炮台，扩充广东水师兵力并购置外国战船以增强实力，比如从美商旗昌洋行购置的“甘米力治”号船，此外烧毁怡和洋行的鸦片走私船“希腊”号等。道光二十年三月（1840年4月），经过英国国会的多轮讨论，最终主战派以微弱优势通过向清代出兵的决议，至同年五月（1840年6月）林则徐、关天培等人焚烧、剿灭英国鸦片走私和贩烟船只几十艘，致使英国侵略者不敢贸然进犯广州，只好调整对清军的作战计划，北窜侵犯东南沿海。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六月二日（1840年6月30日），英国海陆联军最高司令、海军少将乔治·懿律下令“都鲁壹”号、“拉呢”号、“海阿新”号及“哥伦拜恩”号等四艘军舰，连同武装轮船“进取”号以及陆军士兵4000人封锁广东海口，在广州海域稍作停留后，懿律与堂弟查理·义律率十二艘军舰、三艘武装轮船、一艘运兵舰、二十七艘运输舰等大小船舰共计四十三艘，由“康威”号领航北上，英军舰队于六月五日（7月3日）在厦门市海面率先炮攻岸上的中国军民，北洋水师中营守备陈光福、陈胜元等人安排士兵反击，不久英军停火撤退并留下“伯兰汉”号军舰和一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湾。次日英国皇家海军司令、海军准将伯麦爵士（Sir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率五艘军舰、三艘武装轮船、二十一艘运输舰到达舟山岛定海县，伯麦威胁定海知县姚怀祥献城投降，姚怀祥拒绝投降并与水师总兵张朝发商议坚守待援。六月七日（7月5日）下午二时，英军炮轰清军水师，张朝发左股受伤落水被送往镇海后不治而亡，水师也被英军击败，英军随即占领关山并乘胜攻占定海县城，姚怀祥于城陷时投普慈寺梵宫池殉难。
定海陷落后，英军为长期霸占舟山岛而聚集定海，并筹划在该处建立殖民地统治，乔治·懿律任命陆军司令布尔利上校管理定海军务、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同时宣布严密封锁宁波市的河流和港口，派遣“鳄鱼”号、“康威”号、“阿吉林”号等军舰四处劫掠。六月二十六日（7月24日），爱新觉罗·旻宁获悉定海区失守后下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革职，又令邓廷桢派水师赴浙江，之后又派遣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去浙江查办。六月三十日（7月28日），懿律等人率领“威里士厘”号、“布朗底”号、“窝拉疑”号、“卑拉底士”号、“摩底士底”号和武装轮船“马达加斯加”号、运输舰“爱尔纳德”号和“达维德·马耳科姆”号北上，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后懿律将《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递交给直隶总督博尔济吉特·琦善的代表千总白含章。爱新觉罗·旻宁迫于压力答应英国提出的恢复贸易、赔偿损失的要求，惩办林则徐并恢复中英通商，同时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负责对英谈判，九月初三（9月28日）道光帝正式下令把林则徐、邓廷桢二人撤职查办。
道光二十年九月间（1840年10月），英国金奈炮队的陆军上尉安突德被浙江定海乡民包祖才活捉，英国侵略者要求将其释放，于是查理·义律、马礼逊父子等人到镇海东岳宫会见直隶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浙江提督祝廷彪、福建提督余步云，双方就交还定海与释放俘虏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最终于十月十三日（11月6日）签署停战协定。几天后乔治·懿律率领英军从舟山市出发南下到澳门，中国方面专办广东省事务的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博尔济吉特·琦善也于十一月初六（11月29日）到广州市，同日英方全权代表懿律因患病返回国内，并由伯麦准将接替担任舰队司令，义律作为全权代表与琦善商讨和约条款细节。期间琦善为讨好英军而在广州从事卖国投降活动，裁撤林则徐之前所招募的北洋水师壮丁以及布置的战守设备。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1840年12月4日），琦善和查理·义律等人经过一再磋商达成初步的协议，其中英国人要求赔款二千万两白银，双方议定赔还六百万元并不加利息，同时英国人要求清政府允许他们随带家眷并设馆居住，此外还有开港贸易、给予兵饷、废除行商制度等，琦善认为英国提出的条件在合理范围内，但割地一项又顾虑皇帝不批准，于是开始试探道光帝的态度。与此同时英军也积极备战，直到同年年底金奈本地步兵第三十七团增援英国陆军；“加略普”号、“萨马兰”号、“朱匹忒”号和“前锋”号军舰、“复仇神”号武装轮船、“硫磺”号及“司塔林”号测量船先后进入粤江口，与本来在华的军舰组成英军广州舰队。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时，英军在虎门镇外发出登陆信号，他们进军约二小时以后抵达大角山脊，英军主力部队居高临下攻入有堑壕的军营，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于召集将士作战之际胸部中弹而牺牲，攻占沙角炮台（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清守军死伤700余人，被击毁舰船11艘。
第二次穿鼻之战失败后，博尔济吉特·琦善由于依然畏惧英军而未做应有的战守准备，他拒绝广东巡抚怡良以及邓廷桢等人的增防建议，也不允许镇守虎门镇远炮台的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李润堂等人申请援兵，并自作主张恢复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1841年1月21日）与查理·义律达成初步的停战协定《穿鼻草约》，其中规定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国、赔偿女王陛下政府六百万元、两国正式交往应基于平等地位等内容，但由于琦善对爱新觉罗·旻宁的态度不明而并未签字，也没有盖用关防。道光帝在知道博尔济吉特·琦善与英国私自签署和谈协议后，将琦善革职，另派御前侍卫内大臣爱新觉罗·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调各省防兵一万七千人，前往广东省负责对英作战，而英方对《穿鼻条约》也不予以承认，但英国侵略军却实际上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41年1月26日）强占香港，而且此前英军因物资供应困难和水土不服而从舟山市撤退，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于正月十六日（2月7日）派人与英方统帅胞诅交涉归还定海区，之后清代方面将俘虏安突德、拿布夫人等交给胞诅后收复定海县城。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一年二月初五（1841年2月26日）清晨，英军向虎门镇发动总攻，并开始从虎门的下横档炮轰上横档，清军不敌而退入炮台，于是英军在伯麦爵士和荷伯特的指挥下，由“威里士厘”号、“加略普”号、“摩底土底”号、“萨马兰”号、“前锋”号、“鳄鱼”号、“硫磺”号等前往攻打上横档岛上的横档炮台和永安炮台，并压制芦湾山方面巩固炮台的火力。炮轰之后，约在下午一点半，由“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运送英军在上横档后方登陆，亚娘鞋岛、西边的巩固炮台也相继被英军攻占，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于靖远炮台督战受伤多处，还亲自燃放大炮并坚守炮台，挥刀与英军士兵战斗，最后由于胸部中弹且被刺刀重伤而亡，都司署提标游击麦廷章也随之阵亡，虎门的南山、镇远、威远、定远、横档、永安六炮台全部陷落。同一天爱新觉罗·旻宁以博尔济吉特·琦善擅自割让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擅准通商之罪，将其革职逮捕并押赴京城询问，同时将其家产查抄入官。此外道光帝催促爱新觉罗·奕山、隆文兼程前进，并谕令杨芳先赴广东省督办。次日英舰溯江而上开进内河，乌涌炮台的守将不战而走致使乌涌失守，使得英军长驱直入抵达迫近广州市城郊，广州海域已被英军彻底封锁。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1841年3月3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在杨芳未到广州之际亲至黄埔区“加略普”号船上与查理·义律议和，而英国侵略者只同意停战三天，期间英军暗中派人探查内河虚实和江流情况，准备进一步军事侵略。二月十三日（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率先抵达广东并暂管军务，而英军从二月十四日（3月6日）至二十四日（3月16日），先后攻占二沙尾岛上的中流砥柱炮台、大黄水道上的绥定炮台、红山河沿岸的磨刀炮台、飞舒阁炮台、上闸炮台等，此时义律并不知道博尔济吉特·琦善已被革职查办而再次照会琦善要求停战谈判，但北上广州城的谈判小船途经凤凰岗时遭到清兵炮击，查理·义律为报复清军于二月二十六日（3月18日）上午十一时半，命令“摩底士底”号、“阿吉林”号、“司塔林”号、“青春女神”号、“路易沙”号、“复仇神”号等船由大黄滘北上，分三队进攻凤凰冈炮台、沙面炮台、海珠炮台、东炮台等，期间杨芳无视英军进逼导致清军溃败，大黄滘炮台的守军在临战前夕与英军商议“假战”，最终英军夺去火炮一百二十三尊并占领广州市商馆，次日英军直接致书杨芳要求通商，杨芳在与怡良、林则徐商议后，派遣时任广州知府余保纯同义律商议停火并恢复广州通商。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靖逆将军爱新觉罗·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两广总督祁抵达广州，被革职的林则徐重新被起用并派往浙江办理洋务，于是查理·义律按照此前与杨芳临时达成的休战协议内容进行确认，奕山便将义律提出的要求上书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帝接到上书后下令从各省向广州调集军队，同时驳斥此前杨芳与义律达成的协议，并督促奕山加强武备。义律获悉清军向广州市集结后，加紧将商馆内的侨民撤出广州，同时英国皇家海军作出向广州城进逼的态势。闰三月三十日（5月21日）晚，奕山准备用火船突袭英国海军但损失较大，英军重新整队并于次日黎明向广州城的驻军及水师发动反击，英国海军摧毁西炮台后溯江而上，同时英国陆军在广州登陆击败守备的清军，在几天时间内占领广州城附近的武备工事，将奕山率领的2万清军围困在广州城内。四月初七日（5月27日），爱新觉罗·奕山被迫遣使求和并授权余保纯与查理·义律签订《广州和约》，和约不仅要求奕山等人限六日内率军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还要限一星期内赔偿英军六百万银元，之后奕山等率军撤出广州城并勒索广州商行向英军支付赔款。
《广州和约》签订后英军在广州城内外纵火烧杀并奸淫掳掠，领导平海营水勇的林福祥与杨汝正劝谕乡民抵御英军，而后英军于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一年四月初九（1841年5月29日）到三元里街道一带抢掠烧杀且奸淫妇女，世居三元里东华里的菜农韦绍光之妻李喜外出时遭英军调戏，韦绍光不堪受辱奋起反抗，后他又亲自到唐夏村、萧岗等地求援，唐夏村农民颜浩长、萧岗乡举人何玉成等相继响应，他们召集三元里等一百零三个乡的农民义勇，并决定于当天夜晚在牛栏冈举行会议。次日三元里义勇进攻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台，并将英军诱惑至牛栏岗，英军使用的燧发枪发射药因骤雨而受潮无法发射，义勇趁机围攻英军，英军突围不成就以撕毁《广州和约》和进攻广州城的借口威胁爱新觉罗·奕山，奕山听闻后急派余保纯出城安抚英军，又带领番禺、南海两县令向团练中的士绅施加压力，最终围困四方炮台的乡民散去。英军撤出虎门镇时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同年四月十四日（6月4日），奕山为掩盖战败、签订和约的事实，在向爱新觉罗·旻宁上书的奏折中将败因归咎于有汉奸投敌带路，将600万银元的赎城款改称为广州商行的欠税，军队退出广州城的行为谎称为出城剿灭土匪，虚报战功，力图让道光帝批准通商。在爱新觉罗·奕山的蒙骗下，道光帝认为中英战事结束，便同意与英国重新通商，并下令东南沿海各省裁撤军备。六月二十一日（8月10日），新到任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和新任海军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抵达中国，并按照英国内阁的指示向奕山发出外交照会，并要求按照此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递交的国书进行中英谈判。奕山向爱新觉罗·旻宁隐瞒璞鼎查的真实要求，只将此事称为英国更换外交领事。璞鼎查的外交谈判没有进展，只好按照此前英国内阁的指示，率领从印度增援的军队连通此前抵达的军队，沿着中国海岸线向北进发。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五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领“威里士厘”号、“伯兰汉”号、“布郎底”号、“阿吉林”号和“响尾蛇”号等十艘军舰，并载炮三百二十门，同时带领四艘轮船、二十二艘运输船和两千多名陆军官兵北上侵略。几天后英军驶至厦门青屿口门并要求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弃城投降，窦振彪因出洋巡缉海盗而不在城中，于是闽浙总督颜伯焘、金门县总兵江继芸指挥白石头、屿子尾和鼓浪屿守兵抵御英军，下午一点左右英军进犯鼓浪屿和厦门沿岸炮台，他们避开清军的火炮强行登陆，直到次日早晨攻入厦门城，期间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等人均阵亡，颜伯焘率军退至同安区。英国侵略军进入厦门市城后奸淫焚掠，并破坏水师造船厂、铸炮所、火药库和炮台等设备，之后于七月二十日（9月5日）退出厦门北上，但“阿吉林”号和三艘运输船及五百名士兵占据鼓浪屿，爱新觉罗·旻宁听闻厦门失守后命内阁将颜伯焘交部议处，降三品顶戴并革职留任。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下午，英军舰队驶至舟山群岛海面并聚集在黄牛礁一带，巴加和郭富乘船闯入定海区的竹山门被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击退，两天后英军登陆竹山门不成，于是绕至定海城南并占据五奎山，八月十五日（9月29日）英舰“布郎底”号等军舰在五奎山以南停泊，并掩护炮兵在山上建造迫击炮台，葛云飞率军向英军开炮并多次击退英军舰船的进攻。同年八月十七日（10月1日）拂晓，英军第55团、第18团利用大雾天气和火炮掩护，趁定海守军疲惫之际向晓峰岭进攻，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军奋勇作战，被炮打断一腿阵亡，之后处州镇总兵郑国鸿也中炮牺牲。英军第49团等部进攻东港浦并仰轰关山炮台，葛云飞率所部二百余人英勇奋战，转战到竹山门时被炮弹击中而阵亡，于是定海区第二次失陷。
八月二十五日（10月9日），英军进泊镇海甬江口外，镇海防兵此时数量在四千以上，次日黎明英舰“复仇神”号上的四百四十名士兵在甬江南岸登陆，随后两路夹攻金鸡山，总兵谢朝恩率兵救护金鸡山炮台之时被炮火击中落海，英军攻占金鸡山后开炮猛轰招宝山炮台，并于上午十一时一刻登陆攻城，直到中午前后镇海完全被英军攻陷，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裕谦投泮池自尽未死，被士兵救出后在余姚市吞烟自尽。英军占据镇海后立即溯甬江而上，海军司令巴加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下午一时率军达到宁波市城下，浙江省提督余步云、宁波府知府邓廷彩等官员弃城而逃，英军轻而易举占领宁波。随后浙江巡抚刘韵珂断曹娥江西岸而守，没有东渡以防备英军，致使英军在宁波以西的余姚、慈溪市和以南的奉化区烧杀抢掠。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41年10月18日），爱新觉罗·旻宁获悉定海区、镇海失守后任命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又以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调兵1.2万人驰赴浙江反攻讨英军，同时升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奕经于十月二十日（12月2日）始抵苏州市，起初他不主战而是在苏州沉湎享乐，鼓励沿海各省训练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直到次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前驻绍兴市，奕经不考虑军备、敌我优劣，反而和参赞大臣文蔚以梦见英军登舟出海为“吉兆”决定“进剿”，又往西湖关帝庙占得“虎头签”，据寅属虎择定“四寅期”——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1842年3月10日凌晨3至5时）出师，又以寅年（虎年）出生的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为进攻宁波市的主将，分三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并以此上书道光帝。
然而爱新觉罗·奕经的反攻计划尚未开始，守卫的英军早已有所准备，正月二十九日四更（3月10日夜）反攻宁波的三千六百兵勇在余姚东南大隐山聚集，并从该城西门和南门两路进军，但进攻西门的阿木穰被城内的伏兵和地雷击败，四川守备王国英被俘就义，进攻南门的游击黄泰战死，余步云等人未接应黄泰而弃战逃跑；同一时间文蔚的副将朱贵、参将刘天保屯驻镇海西门外的大宝山，部署两路军队进攻镇海，但两路军队未能真正攻入城中而被英军火炮击退，副将朱贵自骆驼桥退慈溪市并在大宝山扎营，英军随后进攻大宝山，朱贵及其子英勇作战但中炮身亡；第三路爱新觉罗·奕经任命海州区知州王用宾从岱山县进击定海区，但被英军击败，而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为报父仇督水勇乘火船，冲入定海道头港围攻英船，致使英军装备损失不少。奕经反攻失败后英军趁机先后攻占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区三城并四处劫掠，此时爱新觉罗·旻宁由于主战的信心不足，而任命爱新觉罗·耆英为钦差大臣，命令前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辅助耆英，前往浙江省负责对英事务。英军占领宁波市后，璞鼎查此时不愿与清政府和谈，于是策划将战线推进至长江，以此威胁清政府的南北漕运，迫使清政府同意己方的和谈要求。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八（1842年5月18日），英军对乍浦镇发动进攻，依然采用海军正面炮击、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驻防乍浦的清军拼死作战，英军以9人死亡、55人受伤的代价，杀伤清军1500余人，杀死平民1500余人。乍浦沦陷之后，清朝的投降派爱新觉罗·伊里布等人着手释放英方俘虏以对之羁，但未能阻挡英军的侵略步伐。英军撤出乍浦之后，其舰队停泊于乍浦以东的崎岖列岛一带，直到五月五日（6月13日）巴加司令率舰队到吴淞江口，并于三日后的上午六时半左右对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吴淞口炮台发起进攻，清军在吴淞至宝山沿线约安置一百三十四门大炮，且北洋水师守军配备航速较快的明轮船，上面载有大抬枪、铜制大炮以及火绳枪等。
五月八日（6月16日）上午，英军向吴淞进犯，清军在江南提督陈化成领导下英勇作战，双方连续炮战达两个半小时，巡洋舰“布郎底”号上的少尉希威特被清军炮火击中身亡，但徐州总兵王志元、参将周世荣与崔吉瑞等人却作壁上观而不救援陈化成，英军“摩底士底”号华生舰长趁机率领海军陆战队等在炮台附近登陆，吴淞炮台附件的防御工事很快被英军攻占，两江总督牛鉴等人仓皇逃走，陈化成没有援兵而孤军奋战，最后带领部下与英军近战重伤而亡。随后不久英军相继占领宝山、上海市县城，之后留下部分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海军和陆军则沿长江进逼镇江。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1842年7月20日），英军全部舰队集中于镇江城临近运河入口处，清军镇守镇江的是京口副都统海龄，此外还有二千四百名士兵和几门火炮。次日拂晓英军登陆进攻，镇江城外守军齐慎、刘允孝未战而退保辛丰镇，英军顺利攻至镇江城外，但遭到城内四百名青州旗兵的坚决抵抗。早晨约在十点钟左右，英军炮兵前去援助陆军向西门进攻，守城清军予以炮击，致使英军十六名海员和八名炮兵受伤，最终英军用炸药轰开镇江城的西门并用云梯攀登城墙，攻入城中后清军与之展开近身肉搏战和巷战，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但由于装备不足且敌众我寡而失败，镇江城最终被英军攻占，副都统海龄自杀殉国。英军在镇江之战中当天死亡三十七人、受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三人，于是他们在据城之后为报复而大肆屠戮平民，掠取和破坏城中的武器等军用物资，运走六万元的纹银，而清军汉奸颜崇礼却隆重招待英军侵略者头目，并给英军银五十万元（三十五万五千两白银）以作为扬州和仪征的赎城费。
英军在镇江市的胜利，宣告英军不仅能随时切断清政府南北运河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威胁到清朝财赋重地江浙一带的安全。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1842年8月4日），英国舰队在毫无抵抗的情形下驶抵南京，由于投降派大臣爱新觉罗·耆英、爱新觉罗·伊里布和牛鉴等人与璞鼎查、巴加、郭富等英军头目书信来往频繁，璞鼎查提出双方在两江省城江宁（南京）会谈，同时要求清代赔偿鸦片和战费、平行通交以及割让海岛，并且要爱新觉罗·旻宁任命一个全权代表来谈判，于是耆英等人没有在南京积极设防，而此时清军防守南京的是提督刘允孝、江西省总兵李铸、吴淞总兵王志元和年逾八旬的江宁将军德珠布，以及不过四千五百名左右的士兵。
南京谈判的过程可以分成预备会议阶段和正式会谈阶段，七月三日（8月8日）爱新觉罗·伊里布到达南京后，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外委陈志刚等人到英舰“皋华丽”（HMS Cornwallis，亦译汗华、康华丽）号上递交照会，并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译员马礼逊父子、郭士立等人谈判贸易和赔款等问题，期间英军以开战相威胁，于是伊里布等人派遣张喜、陈志刚到南京北门仪凤门外的静海寺与英国代表会谈，麻恭、马礼逊等人要求清政府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后清朝方面于七月九日（8月14日）将派委爱新觉罗·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的上谕正本交给英方，双方正式谈判开始。从同年七月十五日（8月20日）至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耆英、爱新觉罗·伊里布、牛鉴三人与璞鼎查先后在英舰“皋华丽”号、南京城外静海寺和南京城内谈判，爱新觉罗·旻宁的上谕要求耆英等人不可在福州与英国通商，但英方获悉后不许而提出以天津易福州的条件，清代方面为避免英军节外生枝而被迫让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上午十一时左右，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在英舰“皋华丽”号与英方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至此中英两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清政府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四次，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双方于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英军旗舰“汗华”（HMS Cornwallis，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该条约为中国近代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清政府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商欠、军费共2100万银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
3.清朝政府开放广州市、厦门市、福州市、宁波市、上海市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這些地区派驻领事，英商及其家属可自由居住；
4.英商进出口货物所缴纳的关税，由两国商定；
5.清代政府废除公行制度，允许外国商人自由选择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
6.英国在通商口岸拥有领事裁判权，英国公民在中国涉诉案件中，由英国领事裁决。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三年九月（1843年10月8日），女王陛下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次年清政府相继与列强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国、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之后比利时、瑞典、挪威、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来华胁迫中国订立类似条约，葡萄牙甚至于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九年七月八日（1849年8月25日）强占澳门。
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伤亡人数，英国吉瑟林《在华六月记》、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张玉田《中国近代军事史》、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麦华生《在华两年记》、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牟安世《鸦片战争》等各国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对于这次战争的伤亡人数存在较大出入，中国学者茅海建在其作品《天朝的崩溃》中，根据多方的考证，给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代战败后，英国侵略者通过《南京条约》以及其他后续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香港特别行政区等领土，致使中原地区的领土主权受到严重损害；英国殖民者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导致中国在司法方面的主权受损；中国的关税税率被英国殖民者控制，清政府的关税自主权受限，使清朝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殖民者通过支持傀儡政权、利用清政府内部的矛盾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政治走向，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为阻止英国一家独大，相继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更多不平等条约，规定美国、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传教权等，之后比利时、瑞典、挪威、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来华胁迫中国订立类似条约。但从侧面来看，中原地区传统的天朝体制也在西方侵略者的侵略下开始崩溃，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从客观上受到了近代国家平等理念的冲击，开始形成近代外交体制。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内市场被迫开放，列强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致使中国的白银储备不断流向外国，加剧国内经济困境。商品交易中鸦片贸易逐渐合法化，鸦片的种植和吸食造成农村贫困化和农民身体素质下降，致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和资源掠夺，如开矿、筑路、办厂等，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中国逐渐沦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地，对外依赖程度加深，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实现工业化，导致国家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以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实现自主发展。此外清政府为偿还战争赔款，不得不大量发行银行券以至于引发通货膨胀，同时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金融命脉。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后续条约制度的冲击，也使得中原地区开创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的经济形态。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通商口岸和租界成了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基地，客观上打破了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加强了同世界的交往，并且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文明的扩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并意识到国家实力的差距和民族危机，他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制度，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一批有远见卓识的爱国人士如林则徐、魏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科技和思想并寻求改革，传播新思想的同时提倡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推动国内的教育改革和科技进步以振兴民族。林则徐领导编撰的《四洲志》、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的《海国图志》、稍后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寰志略》成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和认识世界的最初的窗口。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传教士随着侵略者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等西方宗教。部分中国人开始接触并信仰这些宗教，从而引起了中国宗教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宗教信仰，促使中国人对宗教进行重新审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寻找各种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国内封建专制统治，最终找到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走上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清末大臣赵尔巽在《清史稿》中评价：“远方的外国人来华贸易，制造争端挑起战争……所谓有英明的君主而没有能干的大臣，大臣能顺从圣意而不能匡救国家，国家局势的衰微正是肇始于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评价：“英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目的不正义、永远玷污英国名声的战争。英国国旗被高高举起保护可耻的走私。如果它除此之外从未在中国的沿海升起过，我们应该因其丑恶而自惭形秽。”
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评价：“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民国历史学家胡绳评价：“鸦片战争的爆发是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后，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重要影响在于，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且陌生的阶段：在新旧历史的更迭以及中西方两种文明相互碰撞的过程中，清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末路，并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美国历史学家勒芬·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阿诺斯评价：“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产生了一个新中国，产生了至今震撼着远东和全球的影响。”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卡尔·马克思评价：“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中国台湾历史学者柏杨评价：“这一场战争（鸦片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
中国历史学者牟安世评价：“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或起点，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鸦片战争集中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性、掠夺性和侵略性，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殖民地掠夺政策的继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蒋大椿评价：“鸦片商人及其集团帮助策划和直接推动英国政府对华用兵，更加集中地反映了英国发动的这次战争主要是为鸦片而战。”
《中国近代史(1840—1949)》编写组所编《中国近代史》中对鸦片战争评价道：“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后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帝国主义与华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从此反帝反封建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民族民主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博物馆位于广东省虎门镇解放路88，始建于1957年，是一家纪念性和遗址性相结合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主要由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海战博物馆、沙角炮台旧址和威远炮台旧址四部分组成。其馆藏文物共计8083件（套），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258 件（套）。虎门林则徐纪念馆（林则徐销烟池旧址）旨在纪念林则徐及其领导的禁烟运动。海战博物馆则以鸦片战争古战场——虎门炮台旧址为依托，通过文物史料和现代声光技术，真实、生动、逼真地展现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沙角炮台旧址和威远炮台旧址则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实际战场遗址，向世人展示了当时战争的惨烈景象。
大沽口炮台遗址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原置于海河南北两岸，俗称“津门之屏”。大沽口炮台始建于明代后期，清代多次进行修正，逐渐形成以“威”、“镇”、“海”、“门”、“高”为主体的完整防御体系。近代，随着外国列强对华侵略，大沽地区更成为北方的军事要地。大沽口炮台遗址主要遗存内容为南岸的“威”字炮台、镇”字炮台、海”字炮台、长炮台 4 座炮台，以及南岸营地、弹药库等。这些遗址见证了近代以来多次战争和历史事件，如 1840 年至 1900 年间的 4 次外国列强入侵，1858 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遗址，以及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政府海战。
宁波镇海海防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地处甬江入海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海天雄镇”和“两浙咽喉”之称。镇海口海防遗址现存 30 多处，包括威远城、月城、安远炮台、烽火台、明清碑刻以及后海塘遗址等。明中叶以来，镇海口先后经历了抗击倭寇和抗英、抗法、抗日等外来侵略战争，留下了明代名将卢镗、俞大猷、戚继光抗击倭寇；鸦片战争时，钦差大臣裕谦在抗英斗争中国捐躯，民族英雄林则徐莅镇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