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01
牛耘（1928年～2014年），男，谱名家琰，安徽合肥人。曾任合肥市总工会工人政治辅导员，《合肥工运》副主编、《安徽工人日报》驻合肥记者站记者、站长。他的文章广泛涉及合肥风物民俗和历史变迁，共计3000多篇，近400万字，被多家出版物收录。牛耘被誉为“合肥活地图”“庐阳百事通”，并在多个文化、历史研究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2014年11月24日，牛耘因病逝世，享年86岁。
牛耘，1928年农历十月初四出生于合肥县城的撮造山巷，谱名家琰，祖籍合肥东乡长临河镇小丁村（星二村）人。“星二村”曾名“牛官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牛耘曾写过《江淮大侠牛洪川》一文，而这牛洪川就是牛官堡人。
牛耘的祖父排行老二。因聪明好学，曾祖父便对其重点培养，希望他能走出农村。可是，祖父在科举场上连连失利，被迫弃文经商。由于他以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生意做得兴旺，小有积蓄。恰逢辛亥革命兴起，李鸿章故居贱卖土地之机，祖父又借债购进大批田产，顿时成为合肥市大户。并在合肥城内撮造山巷建了两座四合院，从此举家落户合肥。牛耘的父亲系长房长子，且牛耘又是独生子。所以，不仅父母宠爱，更受到祖辈的看重。
四、五岁时，牛耘的父亲就教牛耘念《千家诗》、《三字经》，给他讲授合肥人文轶事、风物民俗。6岁时，便送他进合肥鸿仙小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还经常在晚间或节假日，向他讲述合肥掌故，以及言传身教地指导他参加各个传统节日的祭祀和纪念活动。而那时牛耘身边还有一位“故事篓子”的老保姆，几乎天天都给他讲一些民间传说。正是这些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培养了牛老研究合肥市历史民俗的兴趣。
牛耘18岁时，以祖母为首的家长一致要他停止读书，结婚安家做少爷，然后跟随在芜湖市经商的姐夫去做生意，但遭到牛耘的坚决反对。最后双方让步，再让他念书三年，然后回家办农场。
恰巧，当时的教育部在芜湖山设立职业训练班，内分工、农、商和新闻四科，两年毕业，必须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方可报考，芜湖的姐姐便替他报考了农科。正好，农科不考数理化，牛耘以优秀成绩录取。
学习期间，有次集体参观芜湖农场时，发现有个日本鬼子正在垂头丧气地骑马巡查畜牧园，于是，牛耘便写了一篇《敌骑归未得，丧气小园中》的讽刺短文。在校刊上发表后，受到时任芜湖市《大江日报》总编江汉钟的赞赏，并立即命人把牛耘找来，当面出题，要他现场作文，当场交卷。这篇现场作文又得到江汉钟的称赞，第二天就将他转到新闻科学习。不料，职业训练班只办了半年多就结束了，牛耘拿到一张“教育部芜湖职业训练班新闻科（ 大专） 毕业证书”。
1962年，牛耘在工人文化宫任宣传组长。当时的工人文化宫在建设规模上，属全安徽省一流，但活动内容比较单一。牛耘到职后，联合市科普协会、省文联等单位举办科普讲座、读书辅导报告等活动，这些都受到广大职工的欢迎。196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在青岛市召开全国工人文化宫会议时，合肥文化宫的宣传教育活动受到大会表彰，并在大会上介绍经验。
在当时，牛耘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举办多种类型的文化、科普讲座和学习班，在鼓吹“读书无用论”的当时，格外受到群众的欢迎。例如，书法班请的是葛介屏、陶南华、王石城、石谷风、刘夜烽、常秀峰等；美术班则请是萧龙士、孔小瑜、蒋孝游、徐子鹤、王石岑、张建中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家，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每次讲课，都是爆满，连滁州市、蚌埠市、六安市等地都来人听课，培养了不少书画名家。
牛耘的勤奋和贡献，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任安徽省政协主席的张恺帆专门为他题写了“人民之牛”条幅以及“力耕斋”的斋名赠给他。著名诗人、书法家刘夜烽，是牛耘的好友。有次，刘听说牛耘出了一本书，情不自禁地写诗致贺。
晚年的牛耘更是致力于合肥市民俗方面的研究，即使身患疾病也是笔耕不辍。牛老一生酷爱读书，书柜里摆满了关于老合肥的书籍。走进牛老生前居住的地方，十多平米的卧室里大多都是书和报纸、期刊。打开那一个简陋的木质书柜，《合肥县志》《安徽风物志》《合肥民俗》《中国老玩意之谜》《合肥民间文学集萃》陈列其中，几乎每一本都被翻得很旧，每一页几乎都做了注解。“父亲就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什么人来问他，采访他，他都会热情地接待，知无不言。”牛老的儿子牛忠国说。
在牛老的书桌上，有一个蓝色的大文件袋，这里面全都是老人生前保留的报纸，其中有很多都是与江淮晨报的故事。“山里山外天节”“合肥粮仓东大圩”“老手艺系列之吴山铁字”……一份份晨报，都被牛老珍藏着。曾经接受采访时，牛老曾说过，“为了收藏《合肥地理》其中的一期，我从坝上街一直跑到小花园，都没有买到晨报，最后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弄来复印的。安徽省新闻名栏目江淮晨报《合肥地理》原作者李云胜与牛老相识多年，因为合肥老文化，李云胜几乎每周都要与牛老见面约采访。“牛耘先生是我们《合肥地理》创办的第一个文史顾问，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无私奉献。”李云胜说，因为工作的关系，采访了非常多的专家，牛老是最热情、最专注的，他愿意告诉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病重前，牛耘每天的电话依然响个不停，多是好友、媒体和文史研究工作者打来的，多半询问的都是关于民俗方面的问题。然而在2014年年初，牛耘老先生在医院已不能开口说话了。“这一年都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气管切割开了，无法回答各界朋友的问题了。”牛耘的女儿牛忠群说，“2014年元月二日，牛耘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他接电话时，一般都是大嗓门说话。”牛耘的家人回忆，当时牛耘就在自己房间里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听不到他声音了，家人跑到房间一看，牛老已经倒地了。
经过几天抢救，元月八日，老人苏醒。“很快就恢复得很好，朋友来了都认识，而且思维很清晰。”牛耘的儿子牛忠国说。2014年5月份，牛老一度可以下床走路，“他说要锻炼身体，总在病床上不舒服。”“之后还让我们拿来纸笔，要写作，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努力。”这是老人孙子的追忆。
由于家人并没有从事文字工作，加上牛老走的突然，老人的五个儿女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父亲的遗物。在牛老卧室里，有一些他的手稿，大多都是关于合肥市变化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