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4 11:35
王功新，1960年出生于北京市的中国艺术家，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并曾任教于该校。他的艺术生涯跨越了绘画和新媒体艺术，被认为是90年代中国最早从事场域特定录像装置创作的艺术家之一。王功新曾在多个城市举办个展，包括墨尔本、纽约、丹佛、维多利亚港、布里斯班、深圳市和北京。
1960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1982年到1987年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1988年到1995年生活和工作于美国，1995年至今居住于北京。
董冰峰（策展人，易比利亚艺术中心杂志社主编）评价：王功新80年代的作品，简单来说和我们统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套学院体系是非常一致的。当国内开始进入“85新潮”的阶段时，王功新很快去了国外，所以他并没有卷入这个潮流当中。但是他之后直接接触的就是西方的当代艺术，尤其是1989前后这种世界激烈变动中的艺术现场，他是有很深入的体会和理解的。所以90年代初期回国以后，他反而可以轻松的放弃现实主义的创作，不断的采取以新的媒介来反映艺术中的当代性的问题与价值。
我觉得他的个人的艺术发展和变化，有很多个人因素，也有整体世界艺术潮流的变化对他的影响。但是这些潮流和现象没有直接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他反而是强调个人的体验和文化关怀。我一直在想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历史叙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应该怎么继续来讨论，有没有新的价值和概念被继续的发掘，中国当代艺术在90年代以后的“国际化”过程当中，艺术家的身份和活动区域的变的更加多样和复杂，我们看到很多的实验艺术创作与这种“流动性”密切相关，反而并不特别的重视国家、文化和民族身份这些议题。那么在中国的录像艺术的发展线索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例子。
杨北辰（策展人，美凯龙艺术中心总监）评价：王功新从绘画向媒体艺术的转型，我认为其中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技法”线索，就是如何将绘画训练中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肉身经验，融入后来媒体艺术“去身体化”的实践中。王老师之前曾谈过，很多时候他不愿意回顾1990年代的“过渡”阶段，因为那段回忆是非常痛苦与纠结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痛苦与纠结对于艺术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是剥离、挽留与新生的过程，是旧与新之间彼此竞争与相互转化的过程。另一条线索却是暗含的，即“生命经验”的线索。王老师曾经说过2015年上海市OCAT的个展是一个节点，之后就比较少做大型的沉浸式影像装置了，反而会回顾与触及一些之前的工作。那个展览的设置中比较有趣的是回应了三幅绘画作品：居斯塔夫·库尔贝的《画室》，王式廓的《血衣》以及《雷锋的故事》。这三件隶属于“现实主义”脉络的作品，与王功新的媒体艺术的创作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其实很值得玩味。这里面就不仅仅涉及艺术家个体的意识，而是某种时代的集体印记，在如王功新、汪建伟、张培力与胡介鸣这代艺术家工作中，这种印记会自动植入，进而形成了中国当代媒体艺术的一条隐秘的线索。这些早期都具备写实绘画，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造型功底的艺术家，在完成自身向媒体艺术转变的过程中，以各种或明确或潜在或破碎的方式处理之前的生活经验与意识形态记忆，这些处理的结果事实上形塑了他们面对与操作这些新媒体的态度与方法。
皮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曾任中央美术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及讲师，现任香港M+博物馆高级策展人）评价：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艺术哲学其实都是在研究“存在者”（seiende，艺术家、艺术思想、艺术的主题和对象、作品本身），而后现代艺术或者艺术哲学的更核心问题应该追问“存在”，即存在者之间的关系。90年代末期中国艺术的变化其实也折射出了这种变化。比如同样是无聊感，在玩世现实主义中的无聊感充满了可辨识现实、社会和政治的动因，而在这些媒体艺术家的作品当中，无聊感则是一个抽象和普遍的方式。王功新这样的艺术家正是通过追问无聊或者强迫感，从而真正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在那个消费后殖民主义和异国情调的年代，这恰是王功新这类媒体艺术家身上的革命性。正是王功新对于这些“小麻烦”的着力呈现，让我愈发将他作品理解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对于存在的考察和追问。海德格尔在经验死亡的讨论中提出了“烦”（德语是sorge，拉丁语是cura，相当于英语的care，意思是关注）这个概念。烦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也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活动。我们是通过“烦”感觉到自身的存在，就好比通过轻微的摩擦感觉到内衣的“存在”一样。王功新的作品不是研究“为何而烦”，或者“烦什么”，而是“烦”本身。只有通过“烦”我们才能感觉到断裂处，感觉到存在。人生在世，就是和其他事物之间交流，共同存在的过程。这种共存的心安理得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沉沦”。而只有通过“烦”的存在，这种共存才会被打破，从而引发思考而强化“我”之存在。“沉沦- 浮升- 再沉沦- 再浮升”是我们存在的基本规律，人的价值在于被不断地置于沉沦之中，但却永远不甘于沉沦。因此，可以把王功新的作品理解为一把日常生活的手术刀，他找到了那些貌似微不足道的不适，然后一刀下去，把创伤面扩大，从而把病灶暴露出来。但是和90年代那些流行的风格相比，其中最显著的区别是，王功新的工作是在一个更抽象和形而上的层面上展开的。通过一次次不断地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些痛处，王功新仿佛告诉我们，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形而上层面，在今天之中国，沉沦或许是我们的命运，但是不甘沉沦，却是艺术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