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35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之一，1961年10月开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明报》上连载，是金庸唯一一篇以女性为主角的武侠小说，也是金庸修改得最多的一篇作品。
故事从年幼的文秀随家人骑白马逃离追杀开始，讲述了失去双亲的李文秀与计老人一同生活在哈萨克族部族，并与哈萨克少年苏普青梅竹马，但苏普长大后爱上本族姑娘阿曼，李文秀心事无托。这部小说书写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单相思”，有夺宝、恋爱、奇遇与复仇等情节，表达了“求而不得”的人生常态19。
小说创作于作者所创办的《明报》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作者历史观发生转变的时期。“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小说借由苏鲁克对李文秀的偏见的转变表达了这一思想，探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模式。“不喜欢，不乐意”是一切文化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如爱情一样遵循这个永恒的道理。
本书以"情”字贯穿全文，用感伤而浪漫地叙事语言表现诗化意趣，从反江湖、反武林的日常语境中诱发对人性的独特演绎，并融入影剧、童话等文体因素，完成了从"武侠本位”、“正义核心”，向"小说本位"的艺术蜕变，从而成为金庸小说中反武侠相对彻底的一部作品。
《白马啸西风》是金庸小说中比较冷门的一部作品，曾在1982年改编为电视剧，由香港亚视制片。
辛亥革命在反清排满旗帜下迅速胜利，民族革命具有巨大号召力，民国建立后，阐述这类意识的文化产品应运而生。20世纪40-50年代，阶级观点在学术领域被引进大陆，几次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大陆地区的文学继承了抗日根据地的传统，强调要反映阶级斗争，20世纪50-70年代，武侠文脉在大陆地区完全中断。
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业性报刊的负责人迫于报纸的生存压力，为提高营业收益，大力发展通俗文学。“新派武侠小说”形成燎原之势，并迅速波及到中国的港、澳、台及新、马等广大亚太地区。
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写小说的同时，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明报》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赢得越来越多读者，金庸也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原来的东家《大公报》《新晚报》展开论战，其历史观的转变，体现在了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中，《白马啸西风》主要展现出金庸在民族平等方面的思索。
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在报社工作，也为电影公司编剧本，有四五年时间，他边写小说边写剧本。《白马啸西风》是一个没拍出来的剧本，金庸把它改成了小说，笔调较之写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连城诀》，更接近沈从文。金庸在最初构思剧本时，很可能是想改编《边城》，将故事框架，乃至其间的悲悯情怀，由“湘西”搬到“回疆”。写这部小说时，金庸并没有去过新疆，这种对边疆民族的写作热情，或许是想从“落后者”身上，追寻汉族曾有的野性与深情。
《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是金庸在创作《倚天屠龙记》的间隙完成的两部中篇小说。金庸此前的小说基本是传统武侠小说寻宝、夺宝故事的重新书写，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思想，但在《倚天屠龙记》的创作中，他开始意识到，所谓“宝”，带给人的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意义，对于“宝”和人的关系，金庸有了新的思考，很可能这与《倚天屠龙记》的原有构思相冲突，金庸才另外写了这两篇小说来表达这种新的思想。
1972年，金庸封笔，并对自己的武侠小说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修订。“修订版”授权香港的明河社（1977年），台湾远景出版社（1980年），台湾远流出版社（1986年），大陆三联出版社（1994年）出版。与三联的授权合同到期后，2001年12月由广州出版社推出“新修版”《金庸作品集》的“平装版”和“口袋本”。
《白马啸西风》由于篇幅短小，在出版时往往与其它作品合为一本，例如与《鸳鸯刀》共同收录于《雪山飞狐》。
李文秀一家因“高昌迷宫”地图被吕梁三杰（霍元龙、史仲俊、陈达海）追杀至回疆大漠，父亲白马李三和母亲上官虹双双战死，留下白马载着八岁的幼女李文秀，趁着风沙逃至哈萨克人部落，当地唯一的汉人计老人帮她躲过追查。找不到李文秀的霍元龙和陈达海，趁着部族中壮年男子前往北边猎杀狼群，大肆掠夺，“哈萨克第一勇士”苏鲁克的妻子与大儿子也因此遇难。
此后，小文秀与计老人相依为命。她因天铃鸟与苏鲁克的小儿子苏普结为好友，两人合力杀死一只恶狼，苏鲁克看到十分生气，阻止二人来往。苏普仍将狼皮送给阿秀，文秀欣喜，却发现苏普遭到憎恨汉人的父亲苏鲁克的毒打，原来在哈萨克族的习俗中，每个青年会把第一次的猎物送给心爱的姑娘。为了不让苏普再遭毒打，文秀偷偷把狼皮放到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女孩阿曼的住处，此后不再与他相见。
长大后，苏普和阿曼成为了一对恋人。在一个哈萨克族节日上，苏普比武获胜，阿曼冲上去和他幸福相拥。一旁观看的文秀黯然，独行至草原边缘，霍元龙的手下发现了白马，无处可逃的文秀，将一行人带至戈壁欲同归于尽，巧遇隐藏在此的“一指镇江南”瓦尔拉齐，在他的指导下击杀了敌人，并帮华辉取出十二年前所中毒针，拜他为师，习武两年。
一日为避风雪，苏普与阿曼来到马家骏家中，习武归来的李文秀以男装示人，碰巧陈达海也行至此处为风雪所困，他打伤了苏普，掳去阿曼做奴隶，来寻儿子和女儿的苏鲁克与车尔库也为他所压制，李文秀在关键时刻救下苏鲁克，打败陈达海，夺回阿曼还给苏普。
苏普用来止血的手帕，是小时候杀死恶狼受伤时，文秀帮他裹伤的，这次因为受伤更严重，血渍浸染后，手帕的纹路中出现了迷宫的地图。陈达海在众人欢呼时，趁机带上手帕逃走，直奔迷宫，一众人追至此地，发现并没有传说中的金银财宝，却遇见躲在这里的瓦尔拉齐。他真名叫瓦尔拉齐，在追求仙丽雅（阿曼的母亲）时败给车尔库，逃亡中原，习得一身武功欲回来报复，徒弟马家骏不愿听他指使在井里下毒，用三根毒针刺伤师傅后逃走，易装成计老人避居在哈萨克族部族。一场激战之后，师徒二人重伤而亡。最后，李文秀骑着白马，独自踏上回江南的路。
李文秀温柔仁善，永远以善心来对待世上一切的人，小说中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全因李文秀的善意而洗涤、升华。她将母亲留下的玉镯送给苏普，只为换天铃鸟的自由。不忍心苏普被父亲苏鲁克鞭打斥骂，主动为苏普和阿曼的因缘牵线。在戈壁碰到华辉，也是首先担心他被强盗害死，让白马先带他逃走，看到华辉痛得可怜，主动提出帮他拔去毒针。
风雪之夜，知道苏普和阿曼彼此间的情意后，文秀从陈达海处夺回阿曼，还给苏普，因为“苏普喜欢你，我不会让他伤心的。”
文秀知道暗器是师父放的，看到苏普为了阿曼，要和“恶鬼”决斗，陪着他一起再次进入迷宫。当众人把瓦尔拉齐的故事拼凑起来的时候，她也生出了怜悯之心，最后也不忍让他在黑暗中独自等死，念着他对自己的好，陪着他一块儿，轻轻说出“师父，你得不到心爱的人，就将她杀死。我得不到心爱的人，却不忍心让他给人杀了。”
在“修订版”中，李文秀对拜师学武的态度是消极被动的，目的在于为父母报仇与追求爱情。
苏普有着哈萨克族男性的憨直豪勇，他和文秀因天铃鸟结识，他们一起牧羊，听文秀唱歌、说故事。后来他们一起杀死了一头大狼，苏普也没有忘记小时候说过的话，将狼皮送予文秀。但他搞不明白为什么狼皮到了阿曼手中，也不知道汉族的姑娘，心里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不要再见他。
和阿曼在计老人家躲避风雪那天，他主动向计老人打听起儿时的玩伴，得知她“去世”时，眼眶微湿，他不许陈达海说他的朋友阿秀的坏话，看到他翻阿秀的“遗物”，也几次按刀欲起，在陈达海要去“掘墓”时，和他大打出手。而他用来包扎伤口的手帕，正是小时候杀狼时，阿秀给他裹伤的，也是陈达海在寻找的高昌迷宫的地图。
一众人跟随陈达海的足迹前往高昌迷宫，在雪地露宿时，仍以男装示人的文秀问苏普，如果阿秀的墓上裂开了大缝，他是否会像故事中那样，跳进坟去永远陪她，苏普叹气说“不。那个小姑娘只是我小时的好朋友。这一生一世，我是要陪阿曼的。”
阿曼是“草原上一朵会走路的花”。避风雪那日，在苏普落下风，陈达海即将刺出致命一剑时，她拦在苏普身前，答应只要陈达海饶苏普一命，就跟他走。在车尔库被陈达海刺伤时，她继续向陈达海求情，并向真主起誓做他的奴隶来保全父亲的性命。
在文秀夺了她做女奴，又放了她还给苏普时，她看到了文秀痴痴瞧着苏普的眼神，知道了她是女子。她也知道，苏普的眼光一直在自己身上，“便有一万个姑娘痴情地瞧着他，他也永不会知道”。
华辉本是哈萨克族人，叫瓦尔拉齐，和车尔库争仙丽雅输了，起了杀心，后被驱逐出本族，到中原学了武功，收马家骏为徒。回疆后，他刺死仙丽雅，叫马家骏往水井里下毒，反中违命的马家骏三枚毒针，自此躲在戈壁的山洞养伤，直到碰到被强盗追杀的李文秀，取出毒针，并收她为徒。伤愈之后，他仍计划着复仇。他装作鬼怪，毒死了车尔库的两个徒弟，一匹马，一个青年，掳走了阿曼，之后被众人合力杀死。
旧版中，华辉是汉族，修订版中被设定为哈萨克人，这样哈萨克人里也有了坏人。
不管在哪个版本中，华辉都是一个奸险深沉的人物，印证着他悬挂在屋中的木板对联“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早达笑弹冠”。在修订版中，他被塑造为感情受挫而性格变态的“情魔”。死前想刺死文秀这段情节，是修订版中新增的，因文秀不经意提到他的初恋情人，撼动了他的心，而“再也没有力气将右手提起来”，使他的形象更深度丰满。
马家骏性格温柔怯懦，怕师父瓦尔拉齐没死，一直以“计老人”的身份避居在哈萨克族部落。在高昌迷宫中，他数次阻拦文秀揭开“恶鬼”的身份，他热切地盼望着，能和文秀回到中原一起生活，叫文秀不去理会哈萨克族里的事，文秀执意要帮苏普找回阿曼，知道身份可能暴露，他也跟着文秀继续往前，在文秀处于下风时，“和自己最惧怕的人动手”，在与华辉的交战中丧命。
旧版的马家骏算一个反派人物，例如进入迷宫是为了夺取宝藏，暗算华辉是想独吞迷宫宝藏的秘密，修订版由于主题思想的转变，尤其是想突出爱情上的“求之不得”，马家骏被净化成比较正面的角色，对文秀的态度上，由长辈对晚辈的照拂怜惜之情，掺入了男女恋爱的因素，扮鬼杀人、掳走阿曼等行动也皆改为华辉所为。
苏鲁克的长子与妻子被陈达海一行人杀害，激起他内心的哀痛与偏见，他称文秀为“真主降罚的汉人女孩儿”，反对儿子苏普与文秀来往。在和车尔库一起寻到计老人住所时，“宁可冻掉脑袋，也不进汉族家里”。在被李文秀救下时，也倔强地说不要汉人救，但憎恨汉人的信念逐渐有了动摇。在迷宫交战后，他终于承认：汉人中有做强盗的坏人，也有李英雄那样的好人，哈萨克族人中有自己那样的好人，也有瓦尔拉齐那样的坏人。
修订版让苏鲁克复活，并参与到迷宫中的决斗，引出文秀问他为何不帮同族人，与对华辉的种族设定变动一起，将人的好坏与种族因素脱钩，把善恶提升到普遍的人性层次。
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侠人物身上更多承载的是儒家的精神，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所写的作品，人物身上开始体现出道家精神和佛家精神，个人灵魂的自由成为生活中的第一位。
小说描写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单相思”，上官虹和吕梁市三杰中的老二史仲俊原是同门师兄妹，史仲俊有情，但自己的师妹爱上了李三。一别十年，三位情仇冤家相会于甘凉道，李三背上致命的长箭便是史仲俊所射，而他则为上官虹蒙骗，双双死于金银双剑下；在高昌迷宫中装神弄鬼杀马杀人的瓦尔拉齐，因情场失意而致偏狭歹毒；原本可以一直隐藏身份的马家骏最终出手，为情而死；李文秀没有及时退出，拼命要保全苏普的性命...
爱而不得的史仲俊、华辉、马家骏、李文秀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从中体现出爱的不同表达方式，揭示了人类永恒的困境，即佛家所谓的“人生七苦”，李文秀的失落，对应着一种“求不得”。
唐朝认为自己文化先进，送给高昌国自己的文化典籍，希望他们学习自己的先进文化，是一种文化上的“单相思”。李世民赐给高昌国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高昌人把它们放在迷宫了，自己并不去看。书的结尾处，李文秀的固执，也代表着古高昌国人，“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金庸意识到了文化力图改变人的自然属性的荒谬，在小说中第一次以异族眼光来审视汉族，强调了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的观念，“华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在其小说中开始凸显。
《白马啸西风》所表现的主题与民族观，修订版与连载旧版有明显不同。旧版可能是想通过华辉的遭遇，写“世情险恶”，李文秀的善良是一种对比的设计。修订版的主题则是李文秀所言：“你心里真正喜欢的，常常得不到。别人硬要给你的，就算好得不得了，我不喜欢，终究是不喜欢。”这种主题思想的变化，很可能是因为金庸不愿意重复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而师徒反目、人和人之间的猜疑，在《连城诀》中已有表现且更加明确。
情孽牵连是小说的缘起和推动小说进展的动力。李文秀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本心和主动，大半是出于一种无奈的自制，另一半出于一种真爱和超越，充满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淡淡悲哀，和一种无法言明亦无需言明的深深的感伤。“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这个《可兰经》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形象含蓄地写出了人生的本色本味，李文秀悲哀莫名的心路历程，组成了故事的主干和韵致。
小说线索纷纭复杂，曲折奇幻，揭穿了，无非一个情字。得不到情人的态度，成就了种种孽缘，一系列人类情感的迷宫也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形成了结构严谨的叙述文体。“有情皆孽”的写法，且几乎都以悲剧结束，使得故事“深刻而又生动，悲哀而又美丽动人，简要而又丰富深厚”。
本书的叙事语言也十分有特色。金庸惯用的是以叙事为主体的笔法，而本书的语言不仅充满童话色彩与浪漫情调，还深藏着感伤情怀。
本书中李文秀对苏普剪不断、理还乱的痴恋，以及马家骏对她“润物细无声”的暗恋，是整部小说最感人的一条抒情线索，在这个含蓄内敛的三角恋故事中，存在一种舒缓悠扬的情调，这种情调甚至一直流淌到故事的尾声："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族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调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以此句为结尾，在形式上戛然而止了，却又有了一种余味无穷的意蕴。
小说中，作者在武侠小说文体里有意无意地融入了诸如影剧、童话等多种文体因素，从而使之在总体风貌上，表现出明显的跨文体性。
在小说开头，作者就运用了影剧化的叙述方式。"（大远景——远景）在黄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尘沙飞起两丈来高，两骑马一前一后的急驰而来。（全景）前面是匹高腿长身的白马，马背上骑着个少妇，怀中搂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平摇）后面是匹枣红马，马背上伏着的是个高瘦的汉子。"[A]、这一段叙事不仅有分镜头剧本，镜头的运动、景别的变化也均非常流畅。
本书的童话特征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叙述语调中，如“过了秋天，过了冬天，李文秀平平静静地过着日子，她学会了哈萨克族话，学会了草原上的许许多多事情。”这种讲述式叙述是童话中惯用的。在人物形象方面，李文秀是一个被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作者赋予她超凡的"善"的特征。李文秀也依靠这种品质将一切邪恶、仇恨乃至血腥净化了。在这种净化中，武侠小说常有的"善恶对立"理念被彻底消解了。童话是人们用以"净化"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本书的这种内在特征，便正表明它与童话在深层意义上的相通性。
从《白马啸西风》开始，金庸小说出现了从“侠”到“无侠”的关键性转折，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反武侠倾向。在本书中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小说中不仅无“武”无“侠”，还忽视了武侠小说最根本的特点之一——通俗性。
“武”本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色。但本书中既没有精精彩的武打场面，也缺乏真正的武功高手，其中最厉害的人物瓦尔拉齐，其厉害之处不过是暗器。而且本书也是金庸唯一一篇没有在其中“发明”新奇武功的小说。甚至连“武”的情节功能（推动情节发展等）也被舍弃了。
本书中同样没有真正的“侠”。小说中的“正面人物”，无论论是主人公李文秀，还是哈萨克族勇士苏鲁克、车尔库、苏普等，都既缺乏侠士的"侠气"和品质，更缺乏真正的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中更多的是人性、私利性、私情性。就连小说开头的那对情深义重、英勇赴死的李三夫妇，也因作者没有交代其拼死保护藏宝图的动机，而变得侠义意味全无。
本书的"反通俗性"主要表现在主题方面。本书的主人公都带着人格面纱，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内心深处，小说设计的高昌迷宫又与这种人性的深藏异质同构，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深化了人性。这一深刻的主题更进一步违反了武侠小说的“通俗性原则”。
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严家炎在论说金庸笔下的“情”之时，说起一类“爱得缠绵悱恻，结果却是曲终人散”的爱情，他认为在这一类人物中，“写得最优美、最伤感的是一篇不太起眼儿的小说的主人公：《白马啸西风》中的李文秀。”小说不长，笔调却全是抒情性的，“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大漠黄沙的背景使作品显得心绪苍茫，草原上天铃鸟的歌声增添了作品的悠长婉转......这样流水般抒情的笔法，忧伤的调子，余音袅袅的结尾，都显得精致而不俗"。
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同样认为《白马啸西风》“文字写得十分好”，“明丽流畅又多愁善感”，“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同情，而且洋溢出一种至高至深的善念。这是一般武侠小说里鲜见的，也是它最特殊的地方”。
著名小说家，香港四大才子同时也是金庸好友的倪匡则评价说《白马啸西风》修改后由“不通”变“通”，但“还是不好”。他认为“金庸的写作，是一种慢热的过程”，“短篇完全不给金庸以发挥的机会，无可奈何之至”。
浙江社科院越文化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金庸博士生的卢敦基评述说，“《白马啸西风》是金庸作品中最无趣的小说”，“情节简单，表述生硬，理念大于形象”，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又显得非常的重要”，是金庸从前期着重民族关系和阶级矛盾，到后期描写人性的转折点，“有着里程碑似的意义”，“意味着金庸正从流行意识挣脱出来进行艰难的蜕变”。小说“在艺术上不很成功”，说明了作者当时思想变换上的费力。
与金庸有着二十多年接触、离金庸最近的一位金学家陈墨点评，“平心而论，与金庸的那些鸿篇巨制相比较，这部中篇算不得佳作”，如果把它当做一部武侠小说来读，“不够热闹”，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和层次来阅读，则“别有洞天，另有妙处”。小说的妙处，“不在其武，而在其情；不在其侠，而在其孽；不在其善，而在其美；不在其事，而在其人；不在其热闹，而在其淡雅；不在其轰动，而在其感伤；不在其曲折，而在其深沉……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却大有韵致。”
《白马啸西风》曾在1982年改编为电视剧，由香港亚视制片，姜大卫、关聪主演。台湾博主Pi在其部落格上亦有制作动画来呈现《白马啸西风》的故事。
A.括号中文字为引用文献作者标注，非《白马啸西风》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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