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翼贤（1899-1951年），男，湖北蕲春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20年代初步入新闻界，任天津市《益世报》驻京记者以及神州通讯社记者，是当时北京新闻界的活跃人物。

个人简介

1928年，管翼贤在北京创办了闻名一时的小型报纸―《实报》后并人《华北新报》。该报以下层民众为主要对象，采取“小报大办”的方针，对稿件进行精编、浓缩，版面编排也生动活泼，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万多份，居华北各报之首。初创时，该报就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其立场转向抗日救国，曾发表过一些抗日言论，也举办过为抗日战士募捐药品、钢盔等活动。北平市陷落后，管翼贤即发生人格上的分裂，沦为汉奸。“现有的资料还无法呈现其转变的‘心迹’，仅仅从表面的情况看，他似乎是‘嗜’报如命，以至于甘愿以丧失人格、国格为代价，通过日军报道部追回已被人占据的《实报》资产，继续其已失去了新闻意义的办报生涯，《实报》也随即沦为日伪宣传工具”。

《实报》是管翼贤一生中亲自创办和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它具有卓越办报才能的一个有力证明。

1928年10月4日，《实报》在北京创办，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创办之际，管翼贤即把“发扬党义”、“提倡民生”作为宗旨，以求能在妥善处理与政治关系的同时，走一条市场化的道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采取“小报大办”的方法，在尽量增加新闻容量的同时精采细编，多方面多层次迎合读者需求，颇有点今天“厚报”的做法。针对城市市民的兴趣和品位，他还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在报纸上开辟了“小实报”、“特别区”等副刊，发表一些旧体小说、讥讽文章、滑稽小品等作品。此外，管翼贤还注重加强内部管理，强调推广销售。管翼贤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使《实报》吸引了大批市民读者，短期内成为当时一张相当有影响力的大报。1931年后，《实报》最高发行量竟超过14万份，被称为“华北各报发行之首”。①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作为一张中国人主办的中国报纸，管翼贤的《实报》曾经表现出抗日的色彩。事变的当晚，管翼贤接到来自东北的电话报料，第二天即将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抢在各报之前发了出去，还在报纸上开展了为抗日捐物活动，对捐款捐物人登报表扬，还把捐来的财物送往抗日前线。其新闻报道和评论，也呼吁人们在“国难当头”时要“息争御侮”，②号召国人“速起救己，收复失地”，③先后发表了《中日不并存》、《抗敌惟赖决心》、《舍奋斗无以求生》等抗日救国社论。老报人张友渔在对管翼贤这一阶段的评价是“以其进步的政治倾向和办报方法的成功，获得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界的赞赏”。④

●委身日伪鼓噪汉奸理论

然而正所谓“岁寒识松柏，疾风识劲草”。管翼贤及其《实报》随着中日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开始变化。中国军事战场上的失利严重动摇了一些中国国民党要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抗日前途的信心，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华北危在旦夕之际，管翼贤迅速改变宣传方向，《实报》的抗日报道渐无声息，不久，调子一转，开始鼓吹与日亲善的汉奸理论。

北平沦陷后，民营报纸产生了分化。大部分“义不受辱”，要么毅然停刊，要么易地再办；一部分舍不得停业，不得不接受日伪检查；少数竟然屈膝附敌，成为汉奸报纸。此时，管翼贤先是到武汉市、香港特别行政区走避了一时，很快又回到北平市，在日伪的利诱之下，很快和日伪人员打得火热，得到了日伪政权的欣赏和信任，被委任为刚刚创刊的伪治安总署机关报《武德报》的第一任编辑局长。在日本社长龟谷利一和管冀贤的经营下，《武德报》很快成为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各报的统治中心，设在北平王府井大街的《武德报》的报道部对华班经常和华北各省联络。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市陷入敌手，举国悲愤，《实报》却幸灾乐祸地抛出了一个“国民再生论”，大谈“南京之陷落，实给与中国一般民众以彻底反省之重大机会”，称中国国民党首都南京之陷落，实是中国“再生纪元之一大转变，……应重新建立以东亚文化为基础之新中国”，规劝中国人民要“乘机彻底反省，决心努力新中国之实现”。12月16日，《实报》推出精心策划的庆祝南京陷落特刊，将南京失陷称为“最可庆幸的事件”，“南京陷落之日，就是讨赤反党军事工作大告成功之日，就是我们大家得到复苏之日，我们要庆祝皇军的告捷。”在以后长期的报道中，《实报》经常刊登“党军”、“共军”被日军击溃的消息，将日军的暴行说成是“拯救中国”和“和平”的需要，为日寇侵华贴金。⑤

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缓解压力，日本将对中国的政策由“进攻为主，招降为辅”变为“招降为主，进攻为辅”，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1938年12月22日，日首相近卫发表了对中国的招降声明，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得知后准备响应，29日，代表汪逆叛国宣言、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报纸发表。此后，管翼贤以及《实报》支持汪伪与日寇的“合作”，传达汪伪的声音，恶意诬蔑和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1939年，管翼贤出任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开始行使伪“局长”职责，帮助日伪制订华北地区的有关宣传纲领，指导“华北宣传联盟”和“华北新闻协会”的宣传工作。1944年4月以后主持过由天津市《庸报》改名的天津《华北新报》。先后充任的日伪官职有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局长、华北剿共委员会事务主任、中国新闻协会副会长、中华新闻通讯社副社长、《华北新报》总社社长等职，通过领导、指导日伪新闻事业，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和奴化中国人民的法西斯主义政治服务，极力宣传“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和平建国”、“反共救国”等法西斯理论和汉奸卖国谬论，在汉奸报人群丑中占有重要一席。

●后事之师教训足记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管翼贤以汉奸罪被拘捕。1946年11月5日，被国民党政府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管翼贤上诉请求复判，致拖延数年未能执行。1951年，新中国人民法院对其执行了死刑。

管翼贤的一生以喜剧开场，却以悲剧落幕。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为何却难以驾驭时局？一个在抗战初期也曾有过抗日倾向的人为何最终沦为国人所不齿的汉奸？个中原因，不可不察。

管翼贤才华横溢，精于编务，善于管理，无异是一位杰出的办报高手，然而在复杂局势下，却不足以看清方向，驾驭时势。加之缺乏一位优秀报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民族气节，终于身陷汉奸泥淖，不可自拔，沦为千古罪人。管翼贤的悲剧提醒我们，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优秀的“报人”，骨气的培养和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历史已经通俗地证明：一个力气虽大却不识水性的人，如果落入湖中，扑腾得越厉害，下沉得就越快！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