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4 22:31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本名汪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府主席，汉奸。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区，因父母早亡被兄嫂照料长大，1904年（光绪三十年），汪精卫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学习，期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开始跟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后，汪精卫跟随孙中山赴南洋各地奔波，建立中国同盟会，宣传革命。由于同盟会在中国国内的起义接连失败，汪精卫决定回到中国北京对清政府官员进行刺杀，但最终暗杀失败，汪精卫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被释放，作为南方政府的代表与北方政府进行和议。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汪精卫赴法留学，期间几度往返中法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等运动。1919年底，汪精卫返回中国，进入国民党入职，在孙中山病逝后汪精卫一度成为国民党领袖。此后，汪精卫与蒋介石为争夺国民政府统治权进行了多年的政治斗争，期间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分共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暂时达成合作，但在日本的诱降下，汪精卫最终公开叛国，于1938年12月18日发表“艳电”响应日方的第三次近卫声明。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后汪精卫成为汪伪政府的主席，开始为日本奔走效力，在汪伪政府统治区实行“反共清乡”“奴化教育”等一系列出卖国家和人民的政策。1943年，汪精卫因当年被暗杀时未能及时取出的子弹引发后背剧烈疼痛，于次年前往日本进行手术。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情恶化去世于日本名古屋市，时年62岁。
汪精卫死后尸体被运回南京安葬于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日本投降后，汪伪国民政府随之解散。1946年1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陆军总部工兵将汪精卫的陵墓炸开，运往火葬场焚烧。熟悉汪精卫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曾评价汪精卫：“水性杨花，毫无骨骼，至危难时每易动摇变节。”
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区。汪精卫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其父亲汪在广东省游幕时寄籍于番禺区（今广州市）。汪精卫出生时，其父亲已经62岁，汪精卫在家中兄弟排行第四。
汪精卫父亲汪琡在三水区衙门做师爷，俸禄微薄；母亲吴氏艰难操持家务，管教子女。汪精卫5岁起开始接受家塾教育，9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守仁《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游的诗词。汪精卫13岁时母亲吴氏病故，次年父亲也因霍乱而去世。此后，汪精卫开始随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市署，在汪兆严格的教育下汪精卫开始学习文史、经世之学，并习应制文字。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18岁的汪精卫和二哥汪兆𬭎共同参加番禺区县试，两人同时考取秀才，汪精卫排名第一，二哥汪兆排名第三。县令钱璞如则以“弟不可先兄”为由将二人成绩互换。在后来的广州府试中，知府龚心湛将汪精卫列为榜首，汪兆𬭎为第二。
由于汪精卫的三哥和二哥接连去世，家中境况凄凉，汪精卫便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凖家中应聘为家中教师。此外，汪精卫还与古应芬、朱执信、胡毅生等青年知识分子在广州市组织群益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
1904年（光绪三十年），汪精卫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本东京法政学校速成科学习，同船前往的还有胡汉民、朱执信、古应芬、张树、李文范等广东省同乡。一年半后，汪精卫从速成科毕业，以自费的形式留在法政学校专科继续学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组建同盟会，汪精卫得知后与朱执信等人到神田锦辉馆拜会孙中山，并当即加入同盟会，拥护孙中山建立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在月底由孙中山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汪精卫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同盟会员共同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
同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孙中山出任同盟会总理，下设以黄兴为首的执行部，以邓家彦为首的司法部和以汪精卫为首的评议部。同盟会成立之后，决定筹办《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汪精卫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自此，汪精卫以“精卫”为笔名，按照孙中山提出的“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的方针，在《民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一文，揭露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和保皇派的“满汉不分，君民同体，以为政权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等谬论。随后，汪精卫又以“守约”“朴满”“枝头”等笔名先后发表了《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革命横议》《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大量政论文章，阐发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批驳保皇派反对革命的谬论。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汪精卫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接着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安南(今越南)等地秘密设立同盟会分会。期间，汪精卫多次往返河内、胡志明市、新加坡、仰光等地，募集革命经费，宣传革命，并与南洋富商陈耕基之女陈璧君结识。
1907年，汪精卫在新加坡创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同时作为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随着《中兴日报》在南洋的影响力扩大，汪精卫人等又在孙中山的许可下，将《仰江新报》改组为《光华日报》，结合“演说社”“觉民书报社”等组织展开革命宣传。
这一时期，汪精卫在南洋为孙中山组织河口起义募集数千元经费。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出走美洲募集经费，党内事务暂时交由汪精卫。在汪精卫等人的努力下，先后在南洋各地建立发展同盟会支部100余所，并为宣传革命在各地发表了《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等演讲。
在汪精卫活跃于南洋之时，同盟会在中国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地发动的起义均告失败，加之章太炎、陶成章等同盟会成员分裂同盟会，另行成立“光复会”。汪精卫在失望之余，萌生了“刺杀清廷重臣，以表现革命党人决心”的想法。
1909年，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劝阻，与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黎仲实等人潜伏到北京琉璃厂少神庙夹道的秘密机关，以照相馆作掩护，进行暗杀活动。起初，几人的暗杀目标是清廷的爱新觉罗·奕劻奕劻，但由于奕护卫森严，故而一直未能得手。而后，几人又想在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暗杀自欧洲考察归国的清廷贝勒爱新觉罗·载洵、爱新觉罗·载涛等人，但当时火车站中头戴顶戴花翎的官员较多，汪精卫等人难以辨别载和载涛，免伤及无辜，只好作罢。最后，汪精卫决定以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为目标。
经过一番考察，几人选定了距离摄政王府较近、载每日必经的什刹海旁的银锭桥，但喻培伦和黄复生二人在埋炸药时意外被发现，导致暗杀计划最终暴露，汪精卫被捕入狱。受审时，汪精卫对谋刺行动毫不隐讳，并痛斥清政府及立宪党人假立宪的欺骗行径。清政府最终判其终身监禁，汪精卫在狱中写下了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表心志。
汪精卫入狱后，爱新觉罗·豪格爱新觉罗·善耆对其大施软化手腕，不仅多次赴监狱探视，与他谈论诗词和国家大事，还为他单独安排时间，让他能够行动自由。汪精卫由此生出感恩之心，并写下充满消沉之意的《述怀》等诗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又以释放政治罪犯的形势涣散革命党人的斗志。11月6日，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当时身在河南省的袁世凯，命令自己的亲信梁士诒通过关系找到汪精卫借以笼络，经过梁士诒的介绍，汪精卫还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结为异姓兄弟。
由于汪精卫与袁世凯的结识，革命党人开始将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身上。11月15日，在袁世凯的示意和革命党人的默许下，汪精卫和君宪党人杨度联合发起“国事共济会”，标榜“调和南北，共济国事”。因这一言论与先前论宪派的论调相同，遭到了《民主报》的公开批评。
而后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党人震慑清政府，一面对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12月1日，汪精卫在天津意租界召集革命党人会议，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并出任支部长。9日，汪精卫便作为南方11省议和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进行议和。议和期间，汪精卫赞同袁世凯出任总统的主张。
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市，在次日的干部会议上，被汪精卫与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会员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汪精卫还为孙中山起草了就职宣言。然而孙中山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就此，汪精卫对孙中山施加压力，诘问孙中山是否难舍总统之位。最终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下，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汪精卫与同盟会成员吴稚晖组织“进德会”，提倡“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作官吏”“不当议员”“不吸烟”“不纳妾”。1912年春，汪精卫在与陈璧君完婚后，辞去一切职务，携陈璧君前往法国留学。
孙中山组建中国国民党后不久，进行游说、演讲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站。案发后，孙中山接连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身在法国的汪精卫为支持革命两度回到中国，但都在失败后不久返回法国继续求学。
1916年汪精卫出任在法国巴黎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副会长，并任该会《旅欧杂志》编辑主任之一。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掌握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拒不召开国会，践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返回中国进行协助。
1917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但汪精卫仍不愿做官，只愿帮助孙中山做一些党务和政治工作。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计划于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军政府推举他为南方政府的和会代表，但汪精卫因对军政府不满而拒绝受命，最后以实地考察的名义前往法国，从旁协助。
在法国期间，汪精卫参与了拒签和约的斗争，以及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巴黎和会结束后，汪精卫于年底回到中国上海。
1919年底，汪精卫返回中国，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办理《建设》杂志事务。1920年底，孙中山在广东省重组军政府，汪精卫正式出任军政府顾问、广东省教育会会长职务。
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于“永丰”舰，汪精卫登上“永丰”舰会见孙中山，并陪同孙中山前往上海市避难。陈炯明叛变一事使得孙中山决心学习苏联革命经验，并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商谈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武装问题。汪精卫支持改组中国国民党，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受孙指派参与改组工作。但汪精卫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召开，汪精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后又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汪精卫随行。但孙中山北上期间病倒，汪精卫随即负责协助处理一切事务，孙中山病危之际汪精卫受命代行起草遗嘱。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内部为争夺领导权展开了明争暗斗，当时汪精卫与廖仲恺、胡汉民并称为孙中山麾下“三杰”，后者分别为国民党中的左派和右派，汪精卫则为中间派。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市成立，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领袖。次日，在庆祝仪式上，汪精卫宣布挥师北伐，并亲自签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国民政府军事部组织法》《国民政府外交部组织法》，得到了在场军民的拥护。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左、右两派的争夺仍在继续。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胡汉民因此事离开国民政府携家人前往苏联。之后，汪精卫又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并与蒋介石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部分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个“反共”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不仅通过了“反共”的相关议案，同时也对汪精卫开除党籍六个月和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等处分。并且，在西山会议后形成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们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
为此，汪精卫于1926年1月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针对西山会议派，会议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邹鲁和谢持给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同时，汪精卫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兼常务委员。蒋介石则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了国民党中央领导的核心成员之一。
随着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中地位的上升，与汪精卫之间的嫌隙也开始增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以“反共，反汪”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事件。事发当天，汪精卫因病卧床在家，对事件毫不知情，又不敢与蒋介石“决裂”，只好无奈地看着事件一步步发展。“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因处境狼狈，以“迁地就医”的名义辞职，前往法国旅居。
汪精卫负气出走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利，而其独断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很多人士的不满。1926年年底，北伐军攻克了湖南省、湖北、江西省等省后，中国国民党内部发生了迁都之争。国民党左派认为长江流域的工农运动发展很快，主张首都应该设在武汉市。自11月15日起，国民党中央委员及政府委员第一批起程抵达武汉，并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在党部政府未到武汉以前行使最高权力。蒋介石在认为“自身军权重在闽、赣当面”，力主将政府设在南昌市，在南昌市形成了第二中央与湖北的联席会议形成对立。
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形成了“迎汪回国”的呼声，蒋介石碍于当时的呼声之高，也向汪精卫发出“迎汪通电”，邀请在海外的汪精卫回国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直至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站召开，汪精卫仍未出席，因此会上的“迎汪”呼声仍高居不下，蒋介石则在会上被免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与组织部部长职。
4月1日，汪精卫在一片“迎汪”中从法国经由莫斯科抵达上海市。面对蒋介石“分共”的想法，汪精卫暂时不愿与中共方面决裂，于是联合中共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在4月5日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即“汪陈联合宣言”，宣言主旨是表明两党合作的决心。但宣言引起了蒋介石等中国国民党右派人士的不满，李宗仁一度想要软禁汪精卫。武汉市政府派到上海迎汪复职的代表宋子文担忧汪精卫若有危险则无法向武汉政府交代，于是协助汪精卫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汪精卫抵达武汉后，继续在演讲中表示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进行“清党”，杀害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的行为。在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谴责过程中，蒋介石于4月18日联合胡汉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所在的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对峙”。
汪精卫则以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进行北伐。
“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一面组织北伐，一面与蒋介石做斗争。然而，当时的武汉市面临着帝国主义、蒋介石等外部的威胁，以及武汉国民政府财政枯竭、将领反叛等内部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反共的气氛日益浓厚。6月5日，汪精卫看到了第三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问题的紧急指示《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认为共产党意图从内部颠覆中国国民党，而非诚心合作，于是决心分共。
随后汪精卫前往郑州市，与冯玉祥进行商议组织了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由冯玉祥出任主席，指导陕、甘、豫的党务；还成立了河南省、甘肃省、陕西省三省政府；又将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成7个方面军，其中第4方面军撤回武汉市。之后，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员的负责人商讨分共方法。
7月13日，中共方面发表《宣言》，称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公开准备反共，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在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4日晚的秘密会议上确定了分共决议。次日，汪精卫以《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为证据，要求实行分共，获得了大部分中国国民党官员的认同。
8月1日，中共在南昌市发动武装暴动，汪精卫决心进行武力“分共”，在武汉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屠杀。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向蒋介石的武汉政府表达了反共立场，希望借机达成宁、汉合作，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宁、汉双方争吵不休之际，各西方帝国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支持各派系军阀。蒋介石希望联合日本和奉系张作霖进攻武汉市，但冯玉祥和李宗仁、白崇禧等则主张联合武汉，继续北伐张作霖。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与此同时，军阀孙传芳又率部反攻，徐州市失陷，浦口区告急。被孤立的蒋介石于8月13日宣告下野。
蒋介石下野后，出走日本，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并决定迁都南京。8月22日，宁、汉双方在庐山市正式会谈，达成和议，史称“宁汉合流”。
汪精卫抵达南京后，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希望以此统一国民党各派，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但汪精卫的主张遭到反对，宁方的吴稚晖，张静江等对汪精卫均以反共的“先进”自居，而被国民党开除的西山会议派则以反共的“先进的先进”自命。双方联合起来，不承认汪精卫的领袖地位。
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组成一个由每方六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代替国民党中央部，并改组“国民政府”。但汪精卫与其派系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以特别委员会的产生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随之返回武汉市，依附北伐军中路军总指挥唐生智，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至此宁、汉再次分裂。
1927年10月，南京方面开始讨伐唐生智。汪精卫因在武汉难以立足，被粤系军阀张发奎，联合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以及一些中国国民党政客们迎接至广州市。唐生智被南京方面打败后，陈公博、顾孟余等也逃到广州，宁、汉对峙变成了宁、粤对立。
汪精卫在张发奎的支持下，要求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统问题，并致电蒋介石表达合作的诚意。蒋介石于11月10日由日本返回上海市，他认为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的李济深与桂系李宗仁等关系密切，于是采用“联汪反桂”的计策在李济深离粤期间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声言打倒新桂系。
广州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上海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会上李济深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并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在汪派和反汪派的互相攻讦中，中共共产党人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于12月11日在广州市发动暴动，战斗3天后撤离。
广州暴动发生后，汪精卫受到反汪派的指责和攻讦，汪精卫发表引退声明，与陈璧君出走法国。
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重新上台并独揽党政军大权，并利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排挤了汪精卫集团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人。汪精卫自1928年4月起，开始和中国的汪派进行联系，提出“国民党改组精神”。1928年11月，陈公博、顾孟馀等人在上海成立改组派，主张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被认为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迅速扩张，相继在国内外多个城市建立支部，成为反蒋势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派别。
1929年3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警告汪精卫、永远开除陈公博党籍、开除顾孟余党籍三年的决定。同时蒋介石以“叛党乱国罪”，开除了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的党籍。大会之后，国民党内部矛盾迅速爆发，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等新军阀混战。汪精卫认为反蒋时机已到，一面指使陈公博在中国利用改组派开展反蒋斗争，一面准备亲自回中国进行倒蒋。
1929年10月，汪精卫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了护党救国军，以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为五路军总司令。汪精卫的公开反蒋，使其于12月12日被永久开除党籍。由于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又采用拉拢分化的手段，反蒋斗争最终失败，汪精卫被迫避居香港，观望形势，以图东山再起。
次年，国民党内部纷争再起，汪精卫再次利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对蒋介石的不满，联合进行反蒋。为此，汪精卫与过去与之不和的西山派领导人邹鲁、谢持等人联合，酝酿另组反蒋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在阎锡山的电请下汪精卫到达北平市（北京）主持党务。8月7日，汪精卫在北平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颁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府委员，阎锡山任政府主席，形成了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的局面。
在蒋介石的努力下，屯兵东北地区的张学良通电出兵华北，蒋介石取得蒋阎冯大战的胜利。汪精卫由北平逃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并被蒋介石开除党籍。1931年1月，蒋介石宣布解散“改组同志会”。
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很快与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交恶，1931年2月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从而引发了新的反蒋运动。胡汉民一派的重要成员古应芬等人联合陈济棠、李宗仁等共同反蒋，汪精卫也于5月下旬回到广州市，联合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但胡汉民派对于汪精卫存有戒心，仅接受汪精卫个人，对于陈公博等人则持排斥态度。
不久，“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日本出兵东北地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中国人民纷纷指责军阀混战，要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蒋介石被迫下野，并释放胡汉民。宁粤对峙由此转化成了权利分配的谈判。由于汪精卫与胡汉民两派的裂痕，汪精卫转而与蒋介石寻求合作。
在1931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蒋介石、胡汉民和汪精卫则均被选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然而当时蒋介石下野，胡汉民滞留香港特别行政区，汪精卫称病缺席，孙科内阁难以展开工作，组阁不满1月的孙科宣布辞职。孙科内阁垮台后，蒋介石与汪精卫经过谈判，于1932年1月组成了汪、蒋合作政府，汪出任行政院院长，后又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
汪、蒋达成合作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抗战爆发，面对十九路军战士的英勇抵抗，汪精卫提出了“一面抗战，一面交涉”的方针。[由于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寡不敌众，于3月撤出战场。汪精卫和蒋介石指示外交次长郭泰祺与日军交涉，最终在5月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
1932年7月，日军进犯热河省，汪精卫电令张学良出兵热河，却被张学良发表宣言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精卫气愤不已，通电下野并对张学良不听指挥大加指责，张学良也随之提出辞职。张学良请辞后，汪精卫于8月17日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会议批准张学良的辞职申请，并撤销北平绥靖公署，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
蒋介石希望二人能够互相牵制，于是宣布成立军委会北平分会，自任委员长，由张学良代行职权。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借汪精卫之力迫使张学良交出部分兵权，使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直接由其指挥。汪精卫大为不满，当面向蒋介石请辞，在上海修养了一段时间后，又与妻子陈璧君先后在法国、德国休养。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区，中日关系再趋紧张。汪精卫担心若长期不归，恐生变故，动身返回中国，在与蒋介石于南京会晤后，于3月30日复职。时值日本成功侵占承德市，张学良被迫通电下野，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中国人民认为《塘沽停战协定》是一个卖国条约，社会舆论多对其指责和批评。汪精卫则为《塘沽协定》辩护，称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正确的。
1935年后，日本企图进一步控制华北，制造了华北事变，汪精卫接连对日妥协，批准签订《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出卖国家权益的条约。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召开，汪精卫主持会议并发表演讲。在会议结束合影留念时，一名青年记者向站在第一排合影的汪精卫开枪，导致汪精卫身中三枪，其中两枪命中要害。合影留念时，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被汪精卫妻子陈璧君指责是该次刺杀事件的幕后主使人。
汪精卫重伤疗养期间，蒋介石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将汪派上层分子排挤出行政院，汪精卫虽被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行政院院长职务则被蒋介石所取代，蒋、汪合作至此倒台。1936年初，汪精卫前往法国治疗枪伤。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听闻事变兼程返回中国，但当他于1937年1月14日回到上海市时，“西安事变”已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汪精卫试图取代蒋介石的计划落空。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日军又于8月13日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汪精卫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中国国民党宣传部人员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和。为制造和谈的舆论，他们利用躲避空袭的机会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进行集会，并将自己的小团体取名为“低调俱乐部”。后又网罗了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无知青年，在汉口成立了以进行文化宣传为幌子的公开团体“艺文研究会”，宣扬战必败和投降卖国主张。
1937年10月，中、日双方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介入下开始停战谈判，面对日方提出的条件蒋介石认为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汪精卫认为“和平有望”。12月6日，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但随之日军在几日后攻下首都南京，追加了更为苛刻的条件，蒋介石和时任行政院的孔祥熙等人开始心存顾虑，最终陶德曼调停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未如期答复的情况下失败。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声明，表示不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面对日本施展的分化策略，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成员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共同商议对策，陈璧君鼓动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
在一番思索过后，汪精卫开始派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高宗武以及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的梅思平与日方进行密谈，最终双方在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位于上海市的私宅“重光堂”经过多方谈判达成“重光堂密约”。双方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明确规定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并商定了汪精卫等降日的“行动计划”。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与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重庆市出逃，经由昆明市飞往越南河内。
汪精卫成功出逃后，日本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以“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对汪精卫公开招降。汪精卫则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称“国民政府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汪精卫公开叛国后，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国民党于1939年元旦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随后，蒋介石接连派出正在河内给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和与汪精卫有关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劝说，但均遭汪精卫的拒绝。
蒋介石笼络不成，派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戴笠前往河内刺杀汪精卫，但由于特务陈恭澍误伤汪派的另一人物曾仲鸣，刺杀最终失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由河内秘密抵达日军占领区的上海市，住进土肥原贤二之前居住的公馆。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织政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精卫向日方乞求以“中国国民党（指汪派国民党）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此外汪精卫还与日本陆军、海军、财政、外务大臣等进行了会谈，请求他们支持自己建立伪中央政权。
在日方的支持下，汪精卫于6月回到中国，与上海市、南京等地投敌的汉奸梁鸿志、陈群等人筹划组建伪政府事宜。至7月下旬，汪精卫组成了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叶蓬、李士群、丁默邨等近二十人的汪伪政权的基本班底。1939年8月28日，由汪精卫一手操办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大礼堂举行。几日后，在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汪精卫寓，汪精卫再次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并在会上成立了“中央党部”。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与此同时，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构“梅机关”一方面与汪精卫加速成立汪伪政府；一方面与重庆蒋介石政府进行谈判，代号“桐工作”。由于重庆市方面认为日本有意扶持汪精卫，“桐工作”失败。汪精卫则派出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与日本“梅机关”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举行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但在谈判中，陶希圣与高宗武看出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原地区的意图，于是秘密出逃，并于1940年1月22日将汪精卫与日方的密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揭露，史称“高、陶事件”。
汪精卫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举举行青岛会议，作筹组伪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在与日方经过7、8两个月的“调整国交”的谈判后，汪精卫于11月29日撤销伪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汪精卫正式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日方的保护下，汪伪政府所管辖区仅有南京、上海市两市，以及苏州市、浙江省、安徽的一部分，以及湖北、江西省、湖南省等地的少数地区。汪伪政府与次日与日方签订了《中日国交调整条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
1941年6月，汪精卫从日本获取了三亿日元的贷款。次月，汪伪政权获得了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政府的承认。11月25日，汪精卫受邀参与德、意、日等国延长《国际防共协定》有效期的会议。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德、日、意等国一起“坚守东亚轴心”和“世界反共轴心”。
日军于同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汪精卫向日本表示愿意“同甘共苦”并提出参战意愿，但被日本拒绝。但日本出于强化汪伪政府，将上海市、厦门市、广州市、天津市、汉口等地租界的行政权移交汪伪国民政府管理，汪精卫对此“深表感谢”。
次年初，汪精卫受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的会见，会议上汪伪政府被获准对英美宣战。汪伪政府随即发出声明，表示“当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与此同时，汪精卫还与重光葵签订《共同宣言》，以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与日方完全协作。
1942年10月30日，汪伪政府与日方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同盟条约》及《附属议定书》,以取代《关于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有关附约。1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纠集汪伪、伪满、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政权在东京都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出席，并大会议表示“大东亚会议得到泰、缅、菲三国参加及印度临时主席列席，共荣圈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危在旦夕,汪精卫心情日趋恶劣，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其身体健康。1943年8月起，汪精卫因之前遇刺时未能及时取出地子弹弹头所含铅毒损伤脊椎，从背部偶有阵痛发展为剧痛。随后病情不断加重，在汪精卫的请求下，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派出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为汪精卫做全面检查。黑川利雄认为汪精卫的背部子弹不适宜取出，然而汪精卫的病情持续恶化，疼痛难忍，遂请出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与当时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医后藤诊治。在经过全面检查后，汪精卫进行了手术，成功取出子弹。
1944年元旦，汪精卫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而在1月9日上午出席所谓“参战周年纪念大会”后，汪精卫身体急转直下，高烧不退，下肢失去知觉。汪精卫不得不停止了一切工作，由周佛海、陈公博等代行职务其职务。在经过多次检查后，汪精卫被诊断为“脊髓神经发生严重病变”，需要立即手术。3月3日，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以及子女等前往名古屋市进行手术，术后汪精卫身体有所恢复，但此后病情时好时坏。11月10日下午4时，汪精卫不治身亡，时年62岁。汪精卫死后，尸体被运回南京安葬于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以示其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后也要随侍左右。
汪精卫死后，汪伪政权陷入互相倾轧的状态，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公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汪伪政权宣告解散。1946年1月，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布置和策划下，国民党陆军总部工兵秘密炸开汪精卫的陵墓，将汪精卫的棺木运往火葬场焚烧，因当时没有亲属在场，汪精卫的骨灰也未能保存下来。
1941年，日军在华北实行“扫荡”的同时，决定对新四军最为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为此，汪精卫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精卫出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实际负责并任秘书长。
“清乡委员会”在其统治区分批分期进行“反共清乡”，汪精卫调动大量伪军配合日军设置封锁圈，挨家挨户进行搜索，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以及镇压抗日群众。为配合“清乡运动”，汪伪政府的报纸对“清乡”工作进行大肆宣传。汪伪政府将此事列为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中心任务，汪精卫亲自主持召开“清乡”地区行政会议。
汪伪政权在其统治区对民众进行“和平反共”思想的灌输，利用报纸、电台、图书、电影等对沦陷区的强行实行奴化统治。同时汪伪政府确立了以中日永久和平和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通过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中学、小学,推行“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纲领，灌输卖国投敌思想，实施奴化教育。1940年7月6日，汪伪政府按照日方要求将日语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
1939年10月，日本为实现侵华目的，在日本国内大搞“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在中国积极响应，发电声称“中日两国只应为友，不应为敌，中国也须于日本国结成联盟”。1942年2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成为“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并出任会长。
在“清乡运动”展开的同时，汪精卫还展开“新国民运动”，在沦陷区发起向领袖“宣誓”活动，胁迫人们宣示画押，表示“誓以至诚接受最高领袖的指导，服从三民主义”。汪精卫借此大搞对自己的偶像崇拜，汪伪军中的“青年团”“童子军”“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每天早上出操时都需要高呼“汪主席皇帝”的口号，此外还规定在听到“汪精卫”名字时立刻“肃立”等，以示对汪精卫的敬重。此外，没有过从军经历的汪精卫还穿上佩有“特级上将”的军装，以显示其军事领袖的身份。
为了配合日军的抗争需要，汪伪政府于1941年在南京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大量伪钞，日军则控制着伪钞的流通。在日军的统治下，汪伪统治区设置了大量苛捐杂税，仅在苏北便设有六项专税，以及大车税、民生税、团税、枪税等诸多名目繁多的税种。在汪伪统治区，通货膨胀严重，民怨沸腾，而日方则强征物资，掠取了大量军用物资。
汪精卫在世时反映其思想的文章都曾先后发表，并为世人所熟知，如《汪精卫演讲录》《汪精卫文存》等。汪精卫病重时，曾嘱咐自己的手下不要留存自己的文章，诗稿可留存。
汪精卫的前半生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和诗人，为驳斥资产阶级立宪派对革命的攻击，汪精卫在《民报》发表了《民族的国民》等大量笔锋犀利、富有感情，鼓吹共和，反对君主立宪的文章，对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了积极作用。而其早期的个人诗作也多有“个人影响主义”，在其刺杀爱新觉罗·载沣未遂被捕入狱后，写下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被传诵一时，诗篇曾激励不少青年投身革命。汪精卫生前留有《双照楼诗词稿》《汪精卫诗存》等诗歌作品。
中国国民党右派人物吴稚晖（吴稚晖）曾称汪精卫是“伪君子”和“花瓶”。
熟悉汪精卫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曾评价汪精卫：“水性杨花，毫无骨骼，至危难时每易动摇变节”。
李宗仁认为汪“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
汪精卫公开叛国后，朱德、彭德怀于1940年1月电呈蒋介石批判"汪逆及其党徒之无耻丑恶,只图卖国肥己,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
曾追随汪精卫多年的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在得知汪精卫降日的行径时，将其行为斥为“无耻勾当”，早已沦为“日本人的工具”。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失败入狱后，1910年冬，陈璧君冒着生命危险与黎仲实到北京营救汪精卫。陈璧君等到北京后，几经辗转，托狱卒带给在汪精卫送去十多枚鸡蛋，其中藏有一封书信，是陈璧君告知汪精卫等待救援。汪精卫看到信后，被陈璧君的深情所感动，但也担忧陈璧君的行为有危险。于是，汪精卫回给陈璧君一封血书，书有“信到平安”以及一首赠给陈璧君的词，词中表达了对陈璧君的爱意。陈璧君收到汪精卫的来信后，既不能保存也不舍丢弃，于是吞下汪精卫的血书。由此汪精卫与陈璧君铁窗情深一事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