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超级大国》是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美国顶尖中国问题专家谢淑丽的著作。《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完全站在政治高层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空间。

简介

谢淑丽（Susan Shirk）是绝对有资格称之为中国问题专家的人。她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美国人；见过中国历代领导人；担任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务卿助理，主管中国事务。目前，谢淑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所长。

谢淑丽（SusanShirk）在大学里研究东亚问题的时候，她眼中的中国就像月球一样遥远。她根本不清楚，这一生是否有可能踏上大洋对岸那块神秘的、与西方隔绝的土地。但谢淑丽也没有想到的是，在1971年，命运给了她一个机会，使她得以与十五位美国研究生一起，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来中国游历一个月。

她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中国大陆的时候，对边界两边繁荣与凋敝的反差深感吃惊。大陆人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北京市和上海市的最高建筑只有十层左右，大街上的车辆只有政府官员坐的大块头苏式轿车。北京饭店仅有的外国客人是一群在中国受训的柬埔寨士兵。谢淑丽一行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好奇的人群。喜欢购物的她最后只买了几双黑帆布鞋和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卡其布包带回美国。

但当谢淑丽他们在北京时，中国外交也在酝酿重大的转折。那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正在中国筹划尼克松的访华事宜，而中国总理周恩来也邀请他们去人民大会堂对话，希望向世界传递中国对外开放的讯息。据谢淑丽回忆，周恩来“安详、很有幽默感、举止优雅、见多识广”。他半开玩笑地说，希望SusanShirk是美国总统，但由于尼克松已经当了总统，所以中国只好邀请尼克松了。不过，谢淑丽一直在劝说中国人叫她的中文名，因为那是一个漂亮的名字。“但这需要一点时间，最后到90年代我才成功。”她笑言。

此后谢淑丽便经常来到中国做实地研究，成为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她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该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她是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在1997－2000年克林顿任内担任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并就中国问题著有多本专著。

评论

谢淑丽只强调了政治高层受到社会底层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其实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反狭隘民族主义的压力，如要求保持温和稳健对外政策的商业集团。这一点是她的致命伤，即政治高层面临的压力来源不仅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要求，也有来自经济集团的政治要求。根据王绍光的研究，对政治高层起作用的压力模式有很多，有民众参与程度较高的动员模式、借力模式、外压模式，也有民众参与较少、精英参与较多的关门模式、内参模式、上书模式。网络、基层、大众、新的商业精英，到底是谁在支持民族主义，到底是谁更能影响政府，显然不是谢淑丽讲的这么简单。威权主义这个狗皮膏药是否还能到处乱贴都成了问题。用执政党的话来说，议程设置已变得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总之，谢淑丽对民族主义的动员对象缺乏认真深入的分析，对中国政治体制中利益表达与集中方式的解读也还欠火候。她简单地罗列了一连串外交事件，用政治高层转移视线的政治选择来解释狭隘民族主义的动员模式，却没有认真地考察中国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确切联系。

说到底，谢淑丽是把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看得过于重要了，她基于这个要点的解释有些过头了。对于一个权力集中的威权主义国家来说，最高领导层对权力表面上的垄断，让谢淑丽的解释视角显得格外具有吸引力，因为似乎“他们几个人就可以说了算”，政策自然是基于他们建立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也就是得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新的替代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失效的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但是，政治家看似权力集中、无比自由，但其决策却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压力的约束，这种约束强度可能几乎与民主国家无异。谢淑丽完全忽略了中国本身经济利益的结构性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要求她在对外政策上与美国开展竞争，争夺国际生存空间。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关键还是看其国内经济利益在国际层面上的诉求是什么。中国社会内部新经济阶层的利益结构是什么？他们与政府的制度性联系是怎样的？工人、农民等底层群体的经济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群体经济诉求与国际问题的关联在哪里？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