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2 19:02
《花桥荣记》是白先勇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台北人》中。小说展示了男主人公卢先生的悲剧命运，他苦苦等待未婚妻，却被表哥骗走十五年积蓄，最终被心理负担压垮而走向了自我毁灭。文本寄寓了作者对意志力的文化反思。
文本的叙述者老板娘是一个从桂林市流落到台湾的妇女，由于丈夫“下落不明”，她“四处打听”也没有结果，只好自己打算，她想方设法拼凑了一点本钱在长春路上开起了一家小食店。在老板娘的店里来吃饭的多半都是穷顾客。老板娘首先为读者介绍了两个包饭的顾客：一个是曾经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的李老头，到台湾后被儿子遗弃在台中市，七十大寿后上吊而死；另一个是秦癫子，掉到长春路的大水沟里很长时间后才因为意外原因被打捞出来。在这两个悲剧小人物之外，老板娘重点叙述了小人物主人公卢先生的悲惨命运。卢先生是老板娘的桂林市小同乡，卢先生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爷爷以前在湖南任过道台，在桂林办了一所培道中学。在桂林时他们居住在很体面的卢公馆里。家道中落后，卢先生没有怨天尤人，还是“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他省吃俭用，勤劳本分，积攒下来的钱起码有四五万。老板娘很中意卢先生，希望把卢先生与她先生的侄女儿秀华配成一对。但是老板娘的好意却遭到了卢先生决绝的推辞。因为卢先生始终在等着他在桂林的未婚妻罗家姑娘。
卢先生拒绝了秀华，为此老板娘生了很长时间的气。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卢先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表哥终于和罗家姑娘联系上了。卢先生的表哥向卢先生索要五万五千块钱，以便委托偷渡的黄牛带罗家姑娘入境。然而令卢先生绝望的是，所谓的偷渡入境只是为了骗钱的谎言。卢先生的表哥把卢先生辛辛苦苦积攒了十五年的五万五千块钱吞掉了，然后矢口否认有这回事。此事给予卢先生沉重打击，“大概有半年时间，卢先生一直茶饭不思”，人变得更加沉默了，身体也更差了。接着卢先生与一个台湾人阿春同居了，阿春以洗衣服为生，与卢先生同居后，阿春也不洗衣服了，卢先生把她捧在手上，每天洗衣做饭，伺候阿春。即使卢先生对她百般伺候、迁就，阿春还是在卢先生房里与一个擦皮鞋的马仔私通，卢先生跑回去捉奸，被马仔踢倒在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之后打了阿春两个耳光，这遭到了阿春猛烈的回击。如果不是房东跑到街上喊救命，卢先生很可能被打死。此次事件过后，卢先生总认为别人在耻笑他。终于，可怜的卢先生死了，由于找不出毛病来，死因一栏填写为“心脏麻痹”。
卢先生
卢先生是在“花桥荣记”长期包饭的客人，是老板娘的桂林市同乡。卢先生出身大户人家，家境富庶，在大陆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罗家姑娘。后来由于历史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台湾，在长春国校做国文先生。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留居大陆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并支撑着他在台北市的全部生活。但后来，卢先生的表哥伪造罗小姐的信件，捏造了罗小姐计划来台的谎言，骗取了卢先生十五年的积蓄，也击碎了他长期坚守的理想。人生支柱的塌使他的精神陷入了空虚颓唐，在“肉弹弹”阿春的诱惑下，卢先生最终走向灵与肉的沉沦，最后心力交，死于“心脏麻痹”。
老板娘
“花桥荣记”店的老板娘是故事的叙述者、旁观者，在小说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和卢先生不一样，她性格外向，热情随和，喜欢和人搭仙聊天，而且喜欢评头论足，说人是非。她是个精明务实的生意人，和卢先生不肯屈服命运不同，她更多的是接受现实、顺应生活。然而，当她以拥抱现实、乐天随和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内心隐秘的痛楚与忧伤。她炫耀从前爷爷家的花桥荣记店的生意兴旺，对比着如今台北市的花桥荣记店的经营惨淡;她炫耀着家乡桂林市的青山绿水，对比着眼前台北恶劣多变的气候;她炫耀当年的年轻美貌，对比着如今的年老色衰，她炫耀着当年做营长夫人时的风光自得，对比着如今丈夫下落不明后的孤苦伶仃。如今，那些美好的过去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变成了一场梦，遥远又清晰，恬美又感伤。
小说中的老板娘、卢先生、李老头、秦癫子等都是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相近的处境，却有着不同的人生态度和生活准则，有的随遇而安，有的沉溺过去，有的无奈沉沦，人物之间相互对比、相互映衬，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艺术世界。白先勇以细腻写实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现实生存空间、深入到人物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通过人物的今昔之变和灵肉之争，多方位地呈现出在历史变迁中失根的一代人悲苦飘零的处境和内心无法摆脱的乡愁，通过他们与命运抗争的悲剧书写，道出了生命的虚妄和命运的无常。
首先，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就是老板娘春梦婆“我”。“我”与丈夫失散，撤到台湾后就开了这家小食店，也因此见到了很多流落台湾的大陆人。这些人大多生活窘困，像是李老头、秦癞子等更是恶形恶状，也因此，同为桂林人又知礼识数的卢先生也就分外特别起来。卢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他兢兢业业，补课养鸡，增加积蓄，从老板娘的眼里，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有着爱与希望的读书人，他虽然落魄，但并不像其他人一样自甘堕落。这样就使读者一开始便对卢先生抱有好感，也对之后卢先生的沉沦更为同情。另外，作者借助第一人称真切地讲述了漂泊人的心声：对故土的怀想，对亲人的思念，对往昔不可追的淡淡惆怅。这都更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感，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小说将“我”的故事轻描淡写地掠过，详写卢先生的遭遇，暗含了一种不动声色之中的对比：老板娘与丈夫也是在战时失散，在她的梦中有丈夫遇难的身影，自己也隐隐感觉到丈夫已然去世。然而，她却没有被这样的命运压倒，而是重开了花桥荣记，在这陌生的土地上继续坚强地生活着，她对丈夫的爱也没有淡却，这与卢先生受到打击后一蹶不振自我沉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我”在故事中是一个特殊而边缘的存在。春梦婆只是一个米粉店的老板娘，她与卢先生虽然有着同乡之谊，但关系也并不紧密。作家采用了外视角，这样读者就能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上全面客观地看到卢先生的一生。卢先生被人骗去钱财，失去与未婚妻见面的希望后，“他的头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之后也“一直茶饭无思”，“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借助老板娘的眼睛，我们能看到一个因巨大的打击失去全部希望与生活的热情的可怜人，这样的凄凉让人更加同情不忍。另外，读者可以见到卢先生所言所行，可并不知道卢先生所思所想，卢先生遇到打击之后的巨变也是从房东顾太太的叙述中表现出来，这就造成了一种疏离感，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真实的艺术效果。而且，“我”在全文中一直是用一种淡然的语气叙述，表面上冷静客观，看似始终没有流露出强烈的感情，然而就是在这种淡然之下，我们可以读出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一种暗含的同情，一种同命相连的惆怅与凄凉。
从叙述时间的角度看，小说中多次运用插叙，或是借助回忆，或是借助人物的对话揭示人物的过去，灵活多变，一步步揭示卢先生的过去与现在。这篇小说在时间上其实是没有明天的，有的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对去过去无尽的追忆。事实上无论是老板娘，还是卢先生，都是生活在过去之中的：“我”对自己的丈夫和桂林市的花桥荣记的念念不忘，卢先生对自己未婚妻的依依不舍、牵肠挂肚，都显示出他们都没有真正从过去中走出来，他们牵挂的还是在桂林的旧时光。这些旧日的时光被作家巧妙地运用插叙，安排进了小说之中。白先勇尤其擅长浓缩时间，在小说的最后，“我”在卢先生家见到的照片上，年轻的卢先生与美丽的未婚妻，“两个人，肩靠肩，紧紧的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仿佛时光回溯，定格在了好的曾经，这是卢先生美好的少年时代，而老板娘看到照片的时间是他凄凉而不堪地死去之后，这人生的无数大起大落、悲欢离合都被浓缩在了这一刻，今昔对比之鲜明更让人不由唏嘘。照片是可以定格时间的，这些旧照片其实才是他们真正生活的时光，也正是小说中不断追述的时间。
从叙述的地点来看，小说中出现了一种现在与过去的分离。整个小说的发生地点是在在台湾的长春路，而卢先生的爱情故事却发生在桂林市。事实上，不止是卢先生，“我”的思念与爱也同样在无比遥远的桂林。这就造成了过去与现在在空间上的分离。同时，桂林是故乡，是灵之所在，而台湾是肉的寄居之处。两地的距离暗示着灵与肉之间的距离，他们的身心永远无法统一，所以对于外乡人来说，台湾永远有一种疏离感，永远不是真正让人安心的故园。这种陌生感与不认同感，也真切地表现出了异乡人心中的凄惶与不安，也因此，小说有了潜在的叙述对象。
白先勇，作家、评论家，生于1937年。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散文集《树犹如此》等。近年来致力于昆曲的复兴与古典名著《红楼梦》的重新解读与推广，重新整理了明代汤显祖戏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记》等。曾获第28届上海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