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53
《萨勒姆的女巫》（英文：The Crucible）是被誉为“美国戏剧的良心”的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代表作，又名《严峻的考验》《炼狱》，202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萨勒姆的女巫》于1953年在马丁·贝克剧院首次公演，同年获得了安托尼特·佩里舞台优秀剧目，并曾以633场的连演记录成为百老汇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1957年，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把《萨勒姆的女巫》改编为电影。
《萨勒姆的女巫》是以1692年发生在北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一场株连400多人、绞死72人的“猎巫案”事件作为素材原型的一部借古讽今的现实主义戏剧。《萨勒姆的女巫》讲述了伊斯兰教主义笼罩下的小镇出现了“女巫”，牧师巴里斯请来相邻教区的“驱魔高手”来协助调查。为了保护自己，人们开始相互怀疑、揭发甚至诬陷，随之引发蝴蝶效应，少女们的森林之舞最终将小镇变成了炼狱。男主人公普洛克托被人诬陷，却不愿以出卖朋友、出卖灵魂为代价换取屈辱的生存的故事。
在《萨勒姆的女巫》中，米勒借古讽今，采用犀利的舞台语言和激烈的戏剧冲突，批判了人性中明哲保身、伺机报复、攫为己有的邪恶品质，揭示了强权势力的残酷无情，并通过男主人公普洛克托以良知对抗权威、以自我奋战群恐、以名声抨击报复的种种胜利，抨击了麦卡锡主义泯灭良心、麻痹思想、扼杀自我、蓄意报复的邪恶反动本质，向世人昭显了正义的力量。
《萨勒姆的女巫》取材于169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的“逐巫”案。该镇一群姑娘深夜来到树林里狂欢跳舞、裸体奔跑，结果被一些居心测的人咬定是巫术作怪。于是，姑娘们开始了呐喊指控。一场以指控、逼供和株连为特征的“逐巫”行动在该镇全面铺开，众多心怀鬼胎之人藉此报复邻里之间的怨恨、羡慕、嫉妒以及过失，从而造成了恐慌、盲从和宗教狂热的可怕氛围。在这样的行动中，许多无辜的村民受到指控，被捕入狱，面临着绞刑和被剥夺财产的厄运“逐巫”运动中，人人自危，人性沉沦，不少人为了活命，或者被迫承认犯有子虚乌有的罪名，或者陷入歇斯底里转而指控他人。
萨勒姆逐巫案与美国的伊斯兰教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早期的清教徒迁居美洲后，提出“原罪”理论，意即人生而有罪，号召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守信等赎罪进而力争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不鼓励娱乐活动，对人们当时由于难以理解某些自然现象而产生的迷信活动一律斥之为巫师行为，重者判以死刑。《萨勒姆的女巫》搁笔于1953年，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对关国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野蛮迫害到登峰造极之时。麦卡锡是一名国会议员，他的言行是麦卡锡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利用他的政治身份放肆地煽动反共舆论，收集共产党员、民主进步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材料，并对他们进行恶意诽谤和无情迫害。1950年至1954年数以万计的人被列入“黑名单”遭到非法拘禁；不少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深陷囹，还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美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作者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1915年生于纽约，毕业于密歇根大学，是美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和剧作家之一，写出了《推销员之死》和《代价》等不朽杰作。有《我的儿子们》《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维希事件》《代价》《美国大钟》等多部戏剧，还写过两部小说。1987年米勒写了回忆录《时间弯曲》，年过古稀时，还写了剧本《踏破摩根山》和《末代美国佬》。他的作品针砭时弊、直言不讳，被誉为20世纪良心的代表。其中《推销员之死》是其最有影响的代表作。阿瑟·米勒一生获奖无数，包括1949年普利策奖，两次纽约戏剧批评家奖，奥利维尔最佳剧作奖。
为了让此剧更适合搬上舞台，米勒并没有试图让剧中的角色完全符合其历史原型。他发展了人物个性使其更符合剧情的需要。现存的剧本并没有为作者刻画的人物性格提供太多证据。米勒将几个人的性格融合到了某一个人身上，例如法官霍桑和丹佛斯代表了涉及此案的数名法官，而类似地，案件中涉及的女孩也减少了。艾比盖尔的年龄从11岁增长到了17岁，这样就为她与普罗克托之间的私情创造了可能性，而这段私情是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但是，大部分历史角色都得到了准确地呈现，剧中人物的审判结果和原型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致。该剧发生在萨勒姆居民作为大不列颠岛殖民者在当地生活17年之后。剧中角色的原型应该保留着比较浓厚的故乡方言的味道。米勒笔下的角色都有相同的口语习惯，例如“Goody”代表好主妇，并刻画了像《钦定版圣经》一样的说话的韵律与模式，以达到与历史背景对应的效果，这正是作者想要的。
小说的英文标题为“埚”（Crucible），是一种金属容器，可以将金属或其他物质放入其中高温加热。剧中的每个角色都隐喻着某种金属，接受着周围环境（高温）的考验。那些拥有超越死亡的道德的人物，例如约翰·普罗克托和瑞贝卡诺斯寓指拒绝融化的物质。同时“Crucible”还是一种文学技巧，指角色被安排在一个无法逃脱的情景中，被迫去面对矛盾。小说的中国版本译名则为《萨勒姆的女巫》，以方便读者理解。
剧本开头，萨勒姆地区的牧师巴里斯的女儿贝蒂和伙伴跳舞时受到惊吓，导致神志恍惚，一病不起。与此同时，镇上希拉里·普特南夫妇的女儿萝丝也病倒了。乡镇里于是谣传出现了巫术。巴里斯的侄女阿碧格也是跳舞的姑娘中的一个，她在普洛克托家做女仆，因为勾引男主人，被女主人赶出家门。她对普洛克托大嫂怀恨在心。参与跳舞的姑娘担心被当成女巫，在阿碧格带领下，交代说自己看见很多人和魔鬼在一起。遭到诬陷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那些跳舞的姑娘摇身变成了圣徒，阿碧格更是趁机想要陷害普洛克托大嫂。
后来，遭到诬陷的人被判处绞刑，普洛克托下定决心说出他和阿碧格的私情，试图以此阻止她的阴谋，却反而因此害了妻子。普洛克托家的女仆玛丽·沃伦良心发现，在法庭上翻供，却在副总督丹佛斯、哈桑法官、巴里斯和阿碧格带领的姑娘们的共同威吓下，又收回供词，反而一口咬定普洛克托给魔鬼干活。普洛克托被关进监狱，在生命受到威胁之下，他决定招认自己和魔鬼打交道，但副总督却强求他公开忏悔，并且供出其他和魔鬼在一起的人。普洛克托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愿以出卖朋友、出卖灵魂为代价换取屈辱的生存，最后毅然走上绞刑架。
《萨勒姆的女巫》是一部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其魅力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黑暗和一切邪恶势力的无情鞭挞，以及深刻剖析了人物的心灵。阿瑟·米勒的笔就像是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把人物的心灵，把诬陷、捍造、诽谤、报复、株连这人性中的黑暗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读者和观众而前，使人们在体味迷惘、压抑、愤怒、无奈和悲伤的同时，也为英雄的大无畏精神所鼓舞。即将被绞死的普洛克托曾说“上帝死了”，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因为正是“上帝的名义”这个最高指针，使得萨勒姆镇上所有“上帝的子民”成为在劫难逃的目标。在一个神权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普洛克托竟敢宣布上帝死了，说明他看清楚了那些打着上帝的名义表面公正实则为己谋利的那些审判官的真实嘴脸。
剧作所揭示出来的真理是：“谬论”的存在并不只存在于社会政治层面，更深层次的存在于柔弱的人类心灵之中。“女巫”有可能随时出现在每一个灵魂出壳的人身上，包括普洛克托。普洛克托只是不愿出卖朋友，还认为自己是人，还要维护自己的名声，才拒绝堕落。人之为人的基本信念，使普洛克托的灵魂走出了“神”和“兽”的魔障，回归了对“人”的认同。所以，做人是极不容易的一件事，既要避免“神”的诱惑，又要警惕“兽”的膨胀。与此相对应的阿碧格就是装神弄鬼、放纵情欲、受“神”“兽”诱惑而偏离人性基点的人。
当人性被污染腐蚀，“女巫”就出现，“谬论”就蔓延。它有时以“女神”的方式呈现，有时则以“女魔”的面貌示人，都具有对人心的蛊惑性。《萨》剧中天真无邪的小女孩阿碧格、蒂图芭、贝蒂、玛丽。沃伦，他们懵懂无知，装神弄鬼，只是游戏，他们借上帝的名分，从想象的“女神”被引导着变成了“女魔”。其中玛丽·沃伦的心理转变过程是震撼心灵的。与普洛克托、伊丽莎白的相处，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玛丽·沃伦希望改变女仆的地位是正当的人性要求，她也不希望用装神弄鬼来陷害他人，特别是她的善良勤劳的主人。可是，事实是当她希望守住人性的底线时，却有人一定要把她往魔鬼里推，在“神”与“鬼”的选择中，她最终选择了“神”。可就在她放弃人性选择“神”的时候，她也就戏剧性地变成了失去人性的“魔鬼”。《萨》剧在这里揭示出来的是“神”和“鬼”本质的一致性，即它们的非人性，这是令人震惊的。
正如人性只有在最严厉的拷问下，才能显示出它的罪恶一样，人性最光辉的一面也只有在最严厉的拷问下才能显示出来。而生死的抉择，就是最严厉的拷问。在生命与良心面前，很多人都是选择了生命而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而以普罗克托和翠贝卡为代表的人们却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世界的正义而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没有屈服，而是更坚强地站了起来。普罗克托当众撕毁了所谓的认罪书，高声朗诵着《圣经》，慷慨赴死。在这里，普罗克托等人的人性经受住了考验，走向了永恒。这群人向世界宣告“人”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是戏剧最后的胜利者，人的尊严是不可侮辱和战胜的。
阿瑟·米勒在剧中对普罗克托、翠贝卡以及黑尔牧师的肯定，是对人性光辉的颂扬，而对以艾比盖尔为首的少女及法官们的批判，则是对人性黑暗的尖锐讽刺。该剧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人性可能是光辉的，也可能是灰暗的，关键就在于而对考验时你如何选择；而所谓的诬陷既可以使人性沦陷，同时也能使人性得到升华。
《萨勒姆的女巫》原文名是“The Crucible”，直译是《坩埚》。坩埚是一种在高温中熔炼金属的一种熔器，作者将其作品取为金属熔器，意为在逐巫案中人们在精神上所受到的高度折磨如同金属在高温下进行熔炼一样。该剧一共四幕，以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写作而成，一幕到四幕对应着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语言精炼，结构严谨，有很强的戏剧性。作品延续了阿瑟·米勒的一贯风格：矛盾冲突强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与其他剧本不同，这部作品在第一幕出现了一些评论性的语言。虽然它在整个剧本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效果。它除了交代了人物历史和故事背景，还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最重要的是，它让读者带着思考、带着态度去观察这件疯狂的闹剧，就像是在阅读一份历史档案。这样的间离有助于读者有意识地保持头脑清醒和客观，冷静地参与到事件当中，而不是仅仅把这部戏剧当成一个故事。
《萨勒姆的女巫》取材于历史，体现出强烈的文本意识，完整地诠释了新历史主义关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理论。新历史主义在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阿瑟·米勒不是历史学家，他的终极关怀不是历史的客观性，而是用文本来再现审视反思那段历史。作为严肃的剧作家，阿瑟充分认识到他的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他审视集体意识所产生的破坏性躁狂恐惧，反思恐惧心态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构成所谓的威胁。作为书写主体，他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尽可能做到忠于历史真实，而没有随意把历史主体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
这部作品的上演，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以633场的连演记录成为了百老汇大道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一部经典作品。1981年这幕剧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今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的时候，为了吸引观众，改名为《萨勒姆的女巫》，一连上演了50多场，观众们觉得剧中反映的美国历史上的冤案和“四人帮”造成的许多冤狱很相似。
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作家沈大力：《萨勒姆的女巫》说的是一则关于人性善恶、魔道冲突的寓言。（沈大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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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姆的女巫.豆瓣读书.202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