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17 23:34
让-保罗·夏尔·艾马尔·萨特（法语：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编剧、政治活动家、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于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巴黎第16区，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第14区去世。萨特以其哲学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积极的政治参与而闻名世界。萨特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的关键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法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与学说影响了之后的社会学、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文学研究。
萨特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中，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他于1924年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哲学。毕业后于1929年参加法国哲学教授资格会考，获得了第一名，同时也认识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之后两人共度一生。1933到1934年，萨特在柏林的法兰西研究所研究现象学。于1938年出版的小说《呕吐》标志着他文学生涯的开始。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积极参与法国抵抗运动，为反法西斯主义事业付出努力。1943出版的哲学作品《存在与虚无》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开端。战争结束后，他和好友共同创办了《现代》杂志，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引领者。萨特于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标志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探索。
萨特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存在主义领域，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他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主张个体通过自由的选择和行为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突显了对个体自由的重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强调个体选择与“他者”的争斗，并揭示了存在主义焦虑的复杂性。在人生后期，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强调了人的存在和选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尽管他关心社会正义和政治体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批判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拒绝，他强调对个体自由的维护，并对集体主义的倾向提出异议，使他在左派知识分子中成为独特的声音。
萨特留下了大量作品，包括小说《恶心》（1938）、《墙》（1939）、《自由之路》三部曲（1945/1949）等；戏剧《苍蝇》（1943）、《禁闭》（1944）、《死无葬身之地》（1946）等；哲学著作《自我的超越性》（1936）、《存在与虚无》（1943）、《辩证理性批判》（1960/1985）以及传记《萨特自述》（1959）、《词语》（1946）等。作为一名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被认为是对个体自由和责任的重要贡献；作为一名文学家，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表达了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关切；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他的政治立场引起了争议，他曾与法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后来对苏联的批判使他与共产党疏远。他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做法也引起了争议，一些人认为他在政治上过于激进，而另一些人则赞赏他对社会变革的执着追求。萨特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在《萨特传》中用一句话总结了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
让-保罗·夏尔·艾马尔·萨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于1905年6月21日出生在巴黎第16区的祖父母家中。他的母亲安娜-玛利亚（Anne-Marie Schweitzer）来自于一个资产阶级教授家族，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的父亲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因感染黄热病而逝世。因此，从1907年到1917年，萨特与母亲一起生活在祖父母家。萨特的祖父查尔斯·施韦泽（Charles Schweitzer）是一位德语教师和著名的教育家，他负责萨特在进入公立学校前的教育。在祖父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萨特从小就沉浸在由伟大的文学经典所构成的世界中。他在自传《词语》中说道：“他的人生是从书籍开始的，也会在书籍中结束。” 萨特更愿意阅读而不是与其他孩子玩耍，他在8岁时便写出了人生中第一篇故事。他的文学天赋，在祖父的启蒙和良好的文学环境中生根发芽。1915年，萨特考入亨利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期间接受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等人的哲学影响。
萨特的母亲于1917年与工程师约瑟夫·曼西（Joseph Mancy）再婚，萨特和他们一起搬到了拉罗舍尔（La Rochelle）生活。与继父共同生活的日子对于萨特来说是痛苦的。与祖父不同的是，继父希望他学习科学知识，并教授他几何学，可是萨特对这些毫无兴趣。母亲也因为他对继父无礼的态度而指责他。萨特认为自己并不属于这个新的家庭。在拉罗舍尔中学期间，萨特逐渐变得暴力，同学对他的霸凌，他也会予以暴力反击。1920年夏季，生病的萨特被送回了巴黎。他的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不良少年，便决定让他留在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学做寄宿生。在中学期间，萨特和保罗•尼赞（Paul Nizan，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在抵抗纳粹德国入侵的战斗中阵亡）成为了好朋友。尼赞也是一位热爱写作的人，他影响了萨特的写作方向。1923年，萨特成功在小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篇小说和一些小说章节，同时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
1924年，萨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大学5年对萨特来说是幸福的时光，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尤其是亨利·柏格森、勒内·笛卡尔、伊曼努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他每天都有规律地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3点到晚上7点进行学习工作，这个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修读了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和拉丁语的课程，对新的电影艺术形式和从美国引进的爵士音乐抱有极大的兴趣。当时，一批极富才华的学生在巴黎读书，有西蒙•威尔（Simone Weil，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法国哲学家）、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法国哲学家）和后来与萨特成为伴侣的西蒙娜•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法国作家）等。萨特与他们建立了友谊，并经常交流探讨学术问题。
1928年，萨特在哲学教授资格会考（Agrégation de 哲学 en France）中落榜，因为他在考试中给出的答案太具原创性。次年，萨特在第二次备考时遇到了西蒙·德·波伏娃，后来她成为了萨特一生的伴侣。在第二次考试中，萨特获得了第一名。1929年11月，他被派驻到圣西尔炮台（Fort Saint Cyr）作为一名军事气象兵义务服役一年。1931年4月，萨特开始担任法国东北部商业海港城市勒阿弗尔（Le Havre）一所中学的哲学教师。在学校，萨特赢得了学生的欢迎，这些学生欣赏他洒脱的仪表谈吐和自然的教学风格。
1933年，萨特同波伏瓦和雷蒙•阿隆一起在巴黎旅游。此时的萨特已经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对物理世界的不可还原性和偶然性的研究上，但他缺少对这些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和语言，这次旅行成为了萨特解决研究问题的一个契机。因为他的好友雷蒙•阿隆正在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现象学，他听了好友的学习成果后心潮澎湃，这正是他所需要的知识，即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描述一个对象，就要如人们所感觉到的那样就描述，然后从这个过程中提炼出哲学）。于是萨特在1933年9月，前往柏林学习胡塞尔的现象学。一年学习过后，萨特于1934年秋天回到了勒阿弗尔继续任教。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启发下，萨特于1936年发表了著作《想象：心理批判》和论文《自我的超越性》。在完成哲学领域的基础性创作后，萨特又将目光转移到了文学创作。1938年他出版了小说《恶心》，其中蕴涵了大量的哲学思考。到1939年，萨特实现了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抱负。尽管这时的他还未出人头地，但他的散文、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和新小说都在印刷，并广为流传。
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萨特响应服兵役的义务，被派遣到距前线只有13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为法国炮兵从事风力测量工作。德国在攻占波兰后不久，便向法国东北部发起了进攻。法军遭到溃败，萨特的老朋友保罗•尼赞于1940年牺牲在战场上。之后，从未见过战斗的萨特也被德国士兵关押起来。在作为战俘集中营的一名囚犯期间，萨特创作了《巴里奥纳》这一戏剧，他不但把它搬上了舞台，甚至还亲自出演。这是一部关于耶稣降生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戏剧，向集中营的囚犯们传达了一个有关希望的信号。
之后，萨特于1941年被释放回到了巴黎。这场战争把一个非政治的、无政府主义的信奉和平主义的萨特转变成了一个认为介入政治当中是必要的人。于是他在回到巴黎后便成立了“社会主义与自由抗战组织”，他与西蒙·德·波伏娃在法国的非敌占区与安德烈•纪德（Andre Cide）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两位作家碰头，试图把自己的小团队和整个抗战运动联系起来，但这两位作家都对他的组织不感兴趣。虽然萨特想要积极的参与到抗战运动中，但他的介入是无力的。波伏瓦在《时代的力量》（La force de l'âge）一书中写道，在政治上，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完全无力的境地。当萨特发起“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时候，他希望这个组织可以依附于一个更大的中心机构；但是他们的旅行最后并没有产生什么非常显著的结果。
在一系列直接介入抗战运动的失败尝试后，萨特决定专注于写作。从那时起，他开始了一个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即在咖啡馆写作，与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讨论。他经常出没在圣日尔曼大道上的花神咖啡馆或双叟咖啡馆，这两个咖啡馆在那时常常是知识分子们的流连之地。 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以及通过对想象、自我、情感的现象学研究，推出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之后萨特以此为基础，完成了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该书于1943年6月出版。 另外，萨特创作的戏剧《苍蝇》也在同年登上了舞台，这部戏剧传达出了他对抵抗侵略者的愿望。但这部剧却并不成功，法国作家、记者让·阿马杜（Jean Amadou）认为，在这部剧中看不到作者抵抗的意图。但这样的反馈却激发了萨特创作出更多的剧本。1944年，萨特创作了《死无葬身之地》这部戏剧。这部剧以《存在与虚无》中的哲理为基础，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时刻几名法国游击队员面临必死境况的行动，后世常被用作意念戏剧的范本加以引用。
1944年8月，巴黎从德国占领下获得了解放。战争结束后，萨特才开始被法国以外的世界所知晓，因为他的书籍和戏剧能够出版、发行、翻译和在国外上演。他被公众关注，发表大量的文章，并继续小说、戏剧和哲学的写作。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讨论和批判中去。因为他的盛名，萨特经常被请求去支持社会运动。他也常常如此做，比如直接参与到游行和抗议中去。有很多照片记录了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示威游行中的。同年9月，萨特与波伏瓦、梅洛·庞蒂、雷蒙•阿隆共同创办了一份新的月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之所以选了这样一个名字，部分原因在于萨特钟情于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936年以此命名的电影，另一部分原因是杂志致力于解决当代问题。尽管《现代》定位于有高水平文化修养的读者群，而不是面向劳工阶层，但它使得萨特和波伏娃有机会同其他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领袖进行每月一次的对话。
1945年，萨特受邀前往美国访问和讲学，在那里度过了4个月。同年，萨特出版了《自由之路》三部曲的前两卷《不惑之年》和《缓期执行》。这两部作品代表着他对哲学和人生探讨的新方向。1946年，他出版了哲学文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文章意在界定存在主义，并从宗教的存在主义中剥离出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来；再者，这篇文章表明了存在主义不是绝望、孤独和无助的哲学，而是一种人道主义；第三，存在主义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有生命力的替代思想，它不仅可以作为理解人类状况的一种方法，而且可以为人的选择和行动提供思想基础。直至1951年，萨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探求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规范理论，但是这样的尝试不太成功，他没有制定出一套理论框架来支撑他的想法。
1952年，萨特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虽然他不是法共党员，但做为它的同行者，他力争为它辩护，抨击它的批判者。这种立场上的改变，既出于哲学上的理由，又有实践上的原因。其中一个哲学上的理由是他没能发展出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规范理论。这种失败促使他要重新考虑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中所蕴含的支持伦理上的优越性；哲学上的第二个理由是他越来越怀疑《存在与虚无》夸大了个体的人的实际独立性。在政治的层面上，萨特已确信，唯一能够团结法国工人阶级、引发社会秩序变革的政党只能是法国共产党，因而一切形式的反共行动都会损害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已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所作的自我辩护，坚持认为人们应该避免对法国共产党或者对苏联的公开批判，这种批判会危及工人阶级而助长工人阶级的敌人。1954年5月，萨特访问了苏联。次年，萨特和波伏娃以共产党新政权的客人身份在中国度过了两个月。
1956年，苏联派遣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匈牙利镇压一场学生工人运动，萨特谴责这种行为是一种罪恶行径。因此，萨特调整了他最深层的政治信仰，不再对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抱有幻想，而是转身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中。之后的5年，萨特除了一些政论文章，没有写太多的东西，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新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中。这本书于1960年出版，该书的篇幅很长，内容艰深。虽然这本书并没有呈现出新的哲学体系，但却揭示了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原理该如何被运用来理解人类的历史进程。1964年，萨特出版了自传《词语》，这是一本关于10岁的他的自传。该书语句优美，充满个性，虽然在细节上不是很准确，但整体来说情趣盎然。同年，他被推选为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被资产阶级的机构所收买。1966年，萨特和波伏娃在“国际战犯法庭”任职，该法庭旨在抗议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升级以及这种升级对平民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1973年，萨特在中风之后身体越来越差。他每天抽两包烟，喝大量的酒，通过服用镇定和喝兴奋剂来调节睡眠和工作。他的血液循环衰弱，以至于大脑和双腿严重受损。万幸的是，西蒙·德·波伏娃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给予他身体上的照顾。但萨特的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无法再阅读和写作。他的朋友建议他雇用曾经的同事本尼•莱维（Benny Lévy）帮助萨特阅读和写作。莱维是哲学学生，拥有惊人的记忆力和傲慢的个性，对萨特的作品有很好的了解。萨特与他酝酿合作一本叫《权力与自由》的书的写作计划。尽管萨特的许多朋友觉得这个想法荒唐，认为莱维在利用一位年老体衰的人，但也有人认为，莱维会激发萨特对未来的期盼，有助于他保持活力。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昏迷状态中与世长辞。他去世的消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为了安葬他，1980 年4月19日，五万人走上巴黎街头，陪同他的游行队伍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他被安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第 20 区，之后于1986 年4月14日去世的西蒙·德·波伏娃葬在他身边。
《自我的超越性》（英语：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Ego，法语：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Esquisse d'une description phénomenologique ）写于 1934 年，其中一部分是萨特在柏林为研究胡塞尔现象学而写的。该作品共分为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萨特证明了“我”由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原始的“我（Je）”和反思的“我（Moi）”；在第二部分中，萨特探讨了“自我（ego）”是如何构成的。
萨特认为，“我（Je）” 是一个基础的概念，代表非反思的自我。它是一个纯粹的存在，不受认知或概念的影响。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人从出生便存在的原初的“我”。而另一个“我（Moi）”通常指的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反思的自我。这是人们根据社会、文化、他人的期望等因素形成的认知自我，其包含了主体对自身的反思和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身份、角色或者说是对外部期望的响应。萨特在对“我”这个概念进行阐释后，引出了“超越性”这个核心概念。他认为“自我”不仅仅是一个对世界的指向，更是通过对外部客体的指向、选择和对他者的认知而实现的。这种超越性使得“自我”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断演变的动态实体。
《自我的超越性》是萨特最早的哲学著作，拉开了萨特对现象学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是萨特《存在与虚无》这部作品的基础。西蒙·德·波伏娃评价道，萨特使用了胡塞尔的观点却又对立于胡塞尔后来的理论。在意识和心理之间，萨特坚持了他一直坚持的区分，即当意识是直接的（人们能够直接感知自己的思维和感觉）和自我是明确存在的时候，心理是对象的总体（如思想、情感、意愿等被看作是客观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只有通过反思活动才能被把握，它们就像知觉的对象那样只凭借侧面表现：比如仇恨作为情绪的超越物，人们通过体验领会去其存在是或然的。因此，萨特建立了他的最古老、也最执着的信仰：存在一种非反思意识的自主性（存在一种意识，它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理性思考或外部因素）。
《存在与虚无》（英语：Being and Nothingness，法语： L'Être et le néant：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于 1943 年出版，其副标题为“现象学本体论论文”。该书的创作建立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基础上，深受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影响。
《存在与虚无》的篇幅长达八百多页，涉及的话题数量庞大、类型广泛，包括时间的结构、有物存在的事实、自我意识、对他人之心的认识、人类性生活的动态和个性的概念。不过，萨特旨在让《存在与虚无》构成一个整体，从而系统地回答除伦理学之外的哲学问题。“人的自由”是将该书中的体系统一起来的主题，它是整本书的中心节点，而书中关于时间、自我意识、性爱等各种理论都是以它为基础，并参照它建立起来的。虽然借鉴了海德格尔的部分思想，但萨特对任何人类能够实现类似于海德格尔假设的“与存在重新相遇”的个人满足状态的措施都深表怀疑。在萨特的描述中，人类是一种被“自身来源”所困扰的生物（萨特称之为ens causa sui，直译为“自我引起的存在”），而许多宗教和哲学家将这种“来源”视为雅威。根据胡塞尔的观点，意识只能存在于对某物的意识中，萨特发展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在意识内部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隐藏”的自我。基于这个观点，萨特进而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出了哲学批判，其核心主张是意识本质上是自我意识。
《存在与虚无》被认为是萨特存在主义最重要的非小说类表达作品之一，也是他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之一。尽管其借鉴了海德格尔，但仍具有原创性。学界人士称赞该书“存在先于本质”的中心思想、对恶意概念的引入、对“虚无”的探索以及对性哲学的新颖贡献。然而，这本书因其深奥和对弗洛伊德的处理而受到批评。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为了谈论不同种类的存在，萨特发展了一套精致的术语。他使用“虚无”一词作为意识的名字。萨特之所以称意识为“虚无”，是因为通过意识，一切种类的否定才得以进入世界。正是意识引入了比较、期待和价值，这些东西使否定得以产生。当人们感知到一个鸡蛋是脆弱的、一个杯子是空的或一间房子太冷等等时，便正在把否定引入人们对物理世界的体验和与物理世界的互动中。意识的“虚无”力量的另一个例子是对“不在场”的感知。萨特描述了进入朋友房间发现他不在那里的情形：房间满是书，但萨特所看到的不仅有房间里所有的东西，还有房间里所没有的东西，事实上，房间里突出的恰是朋友的不在场。萨特称这些为否定的特例，并断言，它们是人们用以赋予这个世界以结构和意义的过程的基本所在。他还论证道，意识通过利用否定来把自身同它所意识到的对象区分开来，进而维护自身的同一性。于是，意识总是自觉到，它不是它所意识到的对象，比如人们区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时所意识到的区别和同一。
在小说《恶心》里，萨特使用了“存在”一词来谈论物理对象的独立实在性。而在《存在与虚无》里，他偏向于用“存在”来谈论人类所拥有的存在的种类，而用“自在的存在”这一表达来谈论物理对象所有的存在的种类。萨特试图把“自在的存在”描述为一个脱离开意识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尽力告诉人们，如果世界上没有意识，那么物理世界依然保持它本来的那个样子。他说，脱离于意识的“自在的存在”是一个未分化的总体，实际上没有什么真的东西可言。在《恶心》里，萨特创造出一套精致的形而上学描述，把这种“存在”描绘为一大堆无休无止的、未分化的粘性物。在《存在与虚无》中，他为把“自在的存在”说成是脱离意识的东西，提供了一个简短的、非隐喻性的总结，即“存在是其所是”。
现代哲学中有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即“他者意识”问题。这个问题是指，人们可以确认自己是有意识的，但对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的意识却无法确定。萨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有独特。他承认，他不能通过演绎推论去证实“他者意识”的存在，他把只是由类比推论所提供的可能性结论当作不相关联的东西而加以否弃。他断言，人的存在对“他者”的存在有一种前本体论的理解。这种前本体论的理解同可能性的计算毫不相关，它是一个“事实必然”的问题。他声称，人的意识的反思性“我思”（cogito）超出任何实际的怀疑（此观点来自于勒内·笛卡尔），人们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为他者的存在”。因此，人不能怀疑他者意识的存在，正如人不能怀疑自己的存在一样。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英语：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法语：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于1946年出版，该作品是基于萨特在巴黎一场学术会议的同名演讲（1945年10月29日）创作的。在这篇文章中，萨特介绍了他的存在主义并回应了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以及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批评，文章的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本文的目的是针对几种对存在主义的责难进行辩护”。 该书是存在主义思想讨论的一个流行起点，哲学家托马斯·鲍德温认为，萨特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力。
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关键出发点是“存在先于本质”。因此，他拒绝了他所称之为“决定论借口（deterministic excuses）”的观念，并声称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萨特将“焦虑”定义为，人们一旦意识到他们不仅对自己负责，还对整个人类负责时所感到的情感。“焦虑”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引导着人类，并使他们能够基于他们对自由的态度对他人进行评判。然而，给可能性赋予价值的不是意志，而是个体，但不是个体的意志，而是个体的计划。也就是说，取决于个体如何感知这个世界和如何体验它。萨特还将“焦虑”与绝望观念联系在一起，他将其定义为“对行动成为可能的依赖”。也就是说，萨特认为情绪是作为动力存在的。此外，萨特声称“人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类”，这表明个体的行动将影响人类。作为存在于自己的存在中并充分接受可能发生的任何后果的一种方式，存在者利用绝望来拥抱自由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他还将被遗弃描述为无神论者所感到的孤独，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一种没有雅威规定的生活方式。萨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必须创造自己的存在，对此他们负有责任。他们不能不是自由的，自由有一种必然性，永远不能被放弃。他认为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行动和自我定义的哲学，是乐观和解放的。
《辩证理性批判》（英语：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法语：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共分为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960年，第二部出版于1985年。在《存在与虚无》出版后之后，萨特开始试图将他的自由概念与具体的社会主体相协调。他在这方面受到朋友梅洛·庞蒂的影响，后者在 1940 年代末出版的著作《意义和无意义》，开创了一条综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梅洛-庞蒂随后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而萨特则继续探讨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萨特在 1957 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工人学生运动后转变了政治思想，但他仍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哲学” ，并表示有必要复兴马克思主义。《辩证理性批判》正是他对这个想法做出的回应，他展示了萨特对康德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念的深刻批判，他不仅通过辩证法审视社会和历史，同时也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从抽象的科学方法转变为对人类实践的深入关照。但该书的复杂性和深度也引起了争议，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以及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分析使其备受关注，在学术界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解读和争议。一些人将这本书视为萨特对最初存在主义的放弃，而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他早期作品的延续和阐述。
萨特在这部分对实践群体这个概念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研究。萨特在其中提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通过共同的实践和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实践群体。这一概念强调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个体通过参与这些实践群体的活动从而被塑造。同时，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思考在第一部分占有重要地位。他试图将辩证法从单纯的科学方法转变为对广泛的人类实践的反映。这一重新思考超越了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强调社会的发展是由实践群体的具体实践所决定的，突显了社会的动态性和多元性。另外，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也是这部分的核心议题。萨特指出，个体在实践中通过选择和行动获得自由，但这种自由伴随着对其选择和行为的道德和社会责任。他深入探讨了自由的本质，强调自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参与实践群体的过程中获得的。这种自由与责任的紧密关系在整个书中贯穿始终，成为后续讨论的基础。
该书的第二部分叫作“从群体到历史”，表明萨特想要进一步深化对实践群体和历史的探讨，他在其中发展了有关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社会结构演变以及对他者的态度等核心概念。首先，萨特对群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讨论。他提出，实践群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决定。这种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群体内部的动态变化，也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社会结构的演变。其次，萨特认为历史是通过实践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斗争而塑造的，强调了历史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他深入研究了历史中个体和群体的角色，揭示了实践的力量如何推动历史向前发展。除此之外，萨特还强调了他者这个概念。他者是与个体或群体不同的存在，会对个体的认同和自我意识产生影响。通过他者的存在，个体在社会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第二部分还涉及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议题，包括权力、阶级、意识形态等。萨特探讨了这些问题如何与实践群体的活动和相互作用相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社会的结构和发展。
萨特于1931年开始创作《恶心》，历时7年后出版。书中的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神危机时期萨特的代言人，他把内心的孤独和焦虑通过主人公发泄出来。该书一方面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三十年代法国日常生活某些侧面和社会焦虑，另一方面以小说虚构来解释萨特的哲学困惑和发现。他将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构成独创的作品。评论界将其誉为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罗冈丹游历多年，最终选择在布维尔住下，生活在循规蹈矩的市民们中间。他准备写一部历史论著，论述18世纪冒险家罗尔邦。为了写论文，他经常去市图书馆，在那里结识一位人文主义的自学者，此人按字母顺序读书。晚上罗冈丹待在酒店，专点一张爵士歌曲唱片“这些日子里”，有时跟酒店老板娘上接幽会。他四年来一直爱恋的女人安妮已离他而去，因她执意追求“完美时刻”，罗冈丹为在她周围再现“完美时刻”而精疲力竭。分手后，罗冈丹渐渐忘记过去，陷入扑朔迷离、奇异荒谬的现在，生活失去了意义。他先前以为会有美好的奇遇，如今只剩下“历史故事”。于是他开始专心致志研究历史人物罗尔邦，认为死者应当为生者辩护。不料就在此时，他开始经历真正的奇遇，一种叫他五官七窍难受的感觉影响着他的七情六欲，一种恶心感从四面八方向他悄然袭来，他仿佛飘浮在温热的时间水塘里。是他变了，还是世界变了？仿佛屋宇、花园、咖啡馆都在恶心，似乎空气、光线、路人都散发着腐臭。终于他明白了，他要论述的那个古人不会复活，因为死者永远不能为生者辩护。接着春天来临，他悟出恶心的意义就是存在的揭示。突然安妮给他来信，使他重抱一线希望。他们又重逢了，但安妮变得肥胖臃肿、垂头丧气。她已不再追求“完美时刻”，就像罗冈丹不再追求美好的奇遇。她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存在，但是他俩已经无话可说，再次分开。罗冈丹又陷入孤独。怎么办？向谁求救？周围都是道貌岸然的资产者，他们逢人便举帽致意，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最后罗冈丹决定离开布维尔，临行前再去咖啡馆听一遍“这些日子里”，就在唱片转动的时刻，他瞥见一线希望、一个机遇，朦胧感到自己可以立身处世了。
萨特的《墙》于1939年出版，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包括4个短篇小说和1个中篇小说。该小说集则可被视为是萨特的“文学挑战”。他从两个方面提出挑战：在哲学思想上，他以现象心理学的意识主导论来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原动论；在文学创作上，他以多斯•帕索斯来反对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捧前者为“时代最伟大的作家”，批后者“不是小说家”。总而言之，萨特通过创作《墙》来批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莫里亚克，进而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
萨特在《厄罗斯忒拉特》中探讨“存在” 的意义。主人公希尔贝是个反人道主义者，他否定欧洲人文主义的传统观念，厌恶和仇视人文主义者所热爱和歌颂的“人”。他蔑视正面英雄，崇拜厄罗斯忒拉特式的“黑色英雄”，并且试图通过杀人和犯罪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使自己扬名天下。但真到采取行动时，他又丧失勇气，向行人开枪已使他惊惶失措，自杀更是下不了决心。归根结底，他和社会的对抗纯属胡思乱想，他最终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荒谬存在。
“在面临死亡时，什么是死亡？”是萨特笔下主人公帕勃洛首先思考的问题，虽然十分迫切，但他却整晚避而不答。他无法找出答案，就像要给“无限”下定义一般，不知从何下手。于是他转而以数学推理的方式来进行哲理思辨：对死亡的恐惧首先在自己身上引起生理反应，尽管还不清楚恐惧的客体究竟为何物。但随着推理的深入，害怕死亡的理由慢慢被排斥，他悄悄强迫自己听天由命。他莫名惊诧：“这不是想到死亡，也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不可名状的”。死亡在即，当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一身冷汗和小便失禁时，反而不再羞愧不再发怒，进而不再留恋生命。最后如何解决“什么是死亡”这个疑难问题呢，干脆不去想它，因为想也想不出所以然。既然死亡摧毁一切，人的生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生命既无价值可言，人类的活动便都是可笑的。于是主人公开始以潇洒的态度对待死亡，他想捉弄敌人，向敌人提供假供。不料假供变成实供，假出卖变成真出卖。面对这样的结局，他不禁失声大笑。事实似乎证明，他对生与死的思考徒劳无益，人依然未能战胜偶然。
萨特在《卧室》中提出了伦理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主人公的父亲达尔贝达先生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的共识，即疯子应当被幽禁在疯人院里，隔离于世人之外。因为疯人已不属于正常人的范圈，但夏娃拒绝了父母和医生的建议，坚持和精神失常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她宁愿在他的病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时亲手杀死他，也不肯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她试图进入疯魔的世界去理解疯魔，试图适应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但正如大夫所说：“所有的疯子都是说谎的，人们想区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他们编造的感受，那是白费心力”。夏娃尽管作了勇敢的选择，却完全无视真实的存在，结果是枉费心机，最终她不得不意识到丈夫的那个世界完全是虚妄的，他已不再有正常人的思想感情。
《床第秘事》探讨的是哲学和伦理学，具体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目光和他人的目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主人公吕吕嫁给一个性无能的男人，她该不该离开他。吕吕的朋友丽蕾特认为这样的夫妻关系完全违背情理，竭力怂吕吕离家出走。但吕吕由于患有性冷漠症，并无离家的强烈愿望。最终吕吕还是听从了自己的选择，可是她却以社会伦理、家庭的责任及义务等大道理掩饰真实的自我，实际上只是自款欺人罢了。
中篇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讨论的问题是哲学的终极问题，即人是什么，以及来到世上干什么。吕西安作为企业主的继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为他安排妥当。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谁，该怎样生活，怎样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年幼时，就按照家人给“乖孩子”制订的行为规范而生活，但这让他感到与演戏没什么差别。进入少年时期，他开始探索自我：我是谁？第一个答案是哲学老师援引勒内·笛卡尔的一句话：“我不存在”。第二个答案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运用精神分析法对他作出的判断：吕西安是个“不安分的精神混乱者，同性恋者”，但很快又被他的哲学老师否定了。经过长期努力，他摆脱了恋母情结，同性恋情结等等，但始终无法为自己界定。他觉得真正的吕西安并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无主的行尸走肉。“我是什么呢？” 勒莫尔的评语也不合适，他说，吕西安到头来变得像“一块明胶状透明物”。吕西安·波拿巴找不到答案，开始怀疑问题的提法不对头：他提的是哲学问题，应当用哲学思辩来解决，而他偏要从他人的目光认出真正的吕西安。终于他明白必须从实践角度提出问题，要通过自己的行为确立自己真正的形象，但不幸，为表现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他选择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自由之路》三部曲是萨特于1945和194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该书承接《存在与虚无》中的哲学命题“人注定自由”，即对自由的哲学讨论。但萨特对该书的创作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在经历了战争后，萨特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于是该书事实上成为了一个未完成的作品。
《不惑之年》的情节发生在1938年6月13日前后48小时之内，正是西班牙内战高潮时期，欧洲局势已动荡不宁，但法国人依然麻木不仁。日常琐事填满了人们的生活，谁也无暇顾及其他。主人公马蒂厄是中学哲学教师，他头脑清晰，独立不羁，一心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是他生命中的最高追求。他收入稳定，又是单身贵族，按理可以活得十分潇酒，完全可以作出自由的选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比其他人更自由。他同情西班牙人民，甚至考感过到西班牙去投入战斗，但又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从报上读到马德里被轰炸的消息，真心诚意地为西班牙发生的惨状而愤慨，愤慨之余还产生了强烈的自责，他承认“法国人是混蛋”，甚至认为自己也是罪人，然而他依然没有任何行动，他摆脱不了自己深陷其中的生活：伴侣怀孕了，但他已不再爱她，并且不愿和她结婚；他想要让她在产科大夫那安全的堕胎，却又筹借不到这么大一笔钱，时间紧迫，除了偷盗似乎别无良策；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却又不知道是否应当向她表白。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人人都处在自己的种种现实矛盾之中，无法超脱，无法回避。他如众人所说是个“想得到自由的人”，然而他和众人一样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被种种日常的、无聊的麻烦事填满了人生。在全书结尾处，他无限感慨地说道：“没有人妨碍我的自由，是我的生活吸干了我的自由。”
《缓期执行》原名《九月》，小说描述了1938年9月23日星期5下午4点30分至9月30日星期5下午整整一个星期的社会动态。全书既无集中的情节，也看不出谁是故事主人公。只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大量构的人物交替出现，蒙太奇式的镜头转换令目不暇接接。各阶层、各类型的人物各自按其本来面目登场表演：雅克的慕尼黑立场，比尔南沙兹的侥幸心理，皮埃尔的祛懦，菲利普的和平幻想，路易的忿满，萨拉的菩萨心肠。法国人普遍对战争缺乏心理准备，谁也不愿改变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生活，唯有共产党人希望战争给革命带来机遇，流亡中的俄国贵族指望希特勒的进攻能摧毁苏维埃政权。总之，不管人们是否关注世界大事，在这场巨大的危机面前，谁都不能置身事外。人们抱着侥幸心理，只求大战不要烧到法国。马蒂厄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思考整个局势，却得不出客观、确切的结论。马蒂厄厌恶战争，从来不曾想到要参与战争，但是动员令一下达，他别无选择，只能应征入伍。他开始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是无法分割的。
《痛心疾首》描写1940年马其诺防线的崩清和巴黎的沦陷。全书的主题是对法国惨败的反思，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是反省法国的战败是否完全无辜，谴责包括萨特自己在内的法国人一贯蜷缩在个人生活的小天地里，从未意识到每个人都对世界、对人类承担着一份责任。小说分上、下两篇，上篇再现6月15日至18日马蒂厄及其战友得知法国一败涂地时的心理反应；下篇记叙6月18日至29日法国战俘被转移到德国的过程，以及共产党员布吕内在战俘中酝酿和组织抵抗活动的动态。
萨特从小便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自编自演。他创作的戏剧的魅力不在于故事的曲折、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以人物的思想冲突和变化引人入胜，以崇高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绝对的主观和无情的客观之间的对立使读者产生激情。
萨特通过《苍蝇》的主角俄瑞斯忒斯来揭示他的绝对自由观。这部戏剧主要讲述了，俄瑞斯忒斯来到阿耳戈斯城。他与悔恨交加、自泰自弃的全城居民相反，没有任何自卑自贱的情结。他，年轻，英俊，富有，成熟，摆脱了一信仰的羁绊和奴役的梏，没有家庭、祖国、宗教、职业的牵挂，既“可以自由采取一切介入行动”，又“可以永远不承担任何义务”。他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甚至不屑报杀父之仇。然而他虽自由得像空气，却为无枝可依而烦恼。于是来到阿耳戈斯扎根，以便结束游丝般生活在空中的自由，做个平常人，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脚踏实地，以平常心过真正平常人的生活。但面对满城敌意，他不知所措。不过他以特殊的旁现者身份，很快看清了形势。
《禁闭》是一部富有哲理意义的荒诞剧。三个死者，一男二女，进入地狱后，互相排斥，互揭隐私，明枪暗箭，斗得不可开交。这是一座特殊的地狱，既无刑具，亦无皮肉之苦，他们的炼狱只是日夜通明的灯光。他们不眨眼皮，永无睡意，始终保特清醒的头脑。因此他们无法逃避彼此的日光，亦无脱身之计，因他们已是死者，再也无法改变活人他们的看法。他们永远孤独无援，并注定呆在一起互相折磨。
注1：该作品列表内是萨特已完成且发表的作品（如有缺漏，欢迎补充），未完成作品不列入其中。
注2：该作品列表内不含萨特的文学评论、哲学评论、书信、采访和非萨特本人整理的学术论坛发言稿等，上述部分文章中译本收录于《萨特文集》（人民文学出版）、《萨特哲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萨特自述》（天津人民出版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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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这种理论和决定论相对，认为人类有绝对的自由。“上帝已死”这一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名言可以看作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的第一个后果是在人的身内身外，都无法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第二个后果是，在抛弃了上帝这一假设之后，没有什么能提供使人们的行为合法化的价值或者命令，因此人无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这就是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并不是自愿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但同时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虽是萨特哲学试图将“雅威”这个超越性的存在抹去，但在其思想中也带有“上帝”的影子。有学者认为，其是“反有神论”者，而不是“无神论”。
自勒内·笛卡尔以来的哲学都把“自我意识”当作“意识”的核心，认为有了自我意识，才会有意识现象与外部现象的统一与综合，胡塞尔也不例外。萨特接过胡塞尔关于“意向性”的理论，对它作了新的解释，把它改造成一个不再以“自我”为核心的意识理论。按照萨特的解释，“意向性”不是表示“自我”与意识活动和现象之间关系的特性（不仅仅在意识内部活动），而是表示意识与外界事物之间关系的特性。也就是说，意识的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内在的内容，而是指向了超越自身、包括外部世界、未来期望等更广泛范围的事物。这突显了意识的开放性和指向性，超越了简单的内部经验。萨特认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具有超越性而自我意识没有。自我意识的对象是从意识对自身的反思活动中得到，而不是从“指向某物”的意向活动中得到的。在反思活动中，先前丰富多样的意识变成一个完整的对象，即自我。而以自我为对象的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简而言之，意识是自由地设置意向对象的第一级意识，是以外在事物为意向对象的意识；自我意识是以意识为对象的第二级意识。
萨特认为，自我意识的存在是由他人意识引起的，“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形象地说明了自我意识的发生过程，萨特举例说，想象一个人出于嫉妒和好奇心而无意中把耳朵贴在门上，通过锁孔向里窥视，此时这个人所注视对象是他人，把他人当作意向对象。然而，现在这个人突然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发现有人注视着他，羞愧感会油然而生。这种羞愧向这个人揭示了他是何种存在。在这个例子中，正是这个人感到他人有可能注视着他，他才会注视自己，这样自我意识就会被唤醒。人们可以将他人理解成为一面镜子，只有当注视镜子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得到一种反馈，从而产生更多的判断。
但萨特强调，自我既不能完全把他人当作对象，又不能完全把自我当作他人的对象，也就是双方都不能将彼此简单的“对象化”看待，自我与他人是相互作用的。第一种情况是，当他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时，自我可以自由地投入到他人的自由中去，这就是恋爱。恋爱者努力要使自己作为对象被别人爱，人们越爱“我”，“我”就越失去我的存在，但“我”不可能自由地成为他人的完全对象，“我”仍然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人也是一样。因此，爱情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磨擦。另一种情况是，当“我”把他人当作对象时，“我”可以自由地成为和他人一样的对象，以便同化他人的自由，这就是情欲，情欲是痛苦的肉身化，即“我“想通过把他人表现为一个工具来表现肉体。第三种情况是“我们”的“共在”：在主体”我们“中，个人不是对象。”我们“包含相互承认为主体性的众多主体性。萨特把“我们”的“共在”描述为“共同观众的意识”，此时“我”与他人有共同的注视对象。简单来说就是，共同当中包含着个体，但两个个体又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萨特认为存在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即“自在的存在”（自在）和“自为的存在”（自为）。自在的存在是指一件事物自足的存在，如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它是其所是，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这件事物的存在总与它本身相合，不赖于人的意识存在。而自为的存在是与意识领域同属一个范围的，意识的本性在于它不断地超出它自己，比如人们参加了一个聚会，在离开了一瞬间，一阵悲哀感袭来，人们会突然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因此，自我意识、自我反思和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状态的特点，它表明人们具有主观性和自我决定的能力。人类是自为的存在，因为人们有能力思考、选择和创造。人们能够超越他们的存在状态，对自己进行反思，并决定他们的行动和价值观。
萨特认为，人类既有自在的一面，也有自为的一面。他强调个体在一定程度上被社会和历史的限制所约束，但又同时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在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中，人们被赋予某些特定的身份和角色，但他们也有权利去选择、去创造，并在选择中承担责任。个体在追求自在和自为的过程中，会经历焦虑和责任感。自为并非轻松的状态，而是需要面对选择所带来的困境和责任，这使得人类的存在变得紧张而不断地自我界定。
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代表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呈现出一种独特而复杂的理论构架。首先，他对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突显在对社会问题的全面审视中。他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过于简单化，过分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忽略了个体自由和选择的复杂性。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中个体的自由和责任感至关重要。他强调，社会不仅仅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机械结构，更是由个体的存在和选择所塑造的。这意味着个体在社会和政治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创造性的角色，而非被动受制于历史的潮流。阶级斗争在他的理论中也得到了重新诠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冲突观点不同，萨特强调阶级斗争的本质是对存在和自由的争夺。他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更是社会中不同群体对于权力、自由和个体权利的争夺。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了政治和社会中个体权利和责任的复杂交织。
萨特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展现了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怀疑。他认为，社会变革不仅仅由经济条件推动，还受到文化、意识形态和个体选择的影响。他的观点挑战了社会发展的单一路径，提出了对多元影响的更为开放的观点。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上，萨特表示怀疑，尤其是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体制。他认为这种制度压制了个体的自由，使其沦为无名之辈，与存在主义中个体自由和责任的核心相悖。这种批评带有强烈的政治关怀，反映了他对社会正义和个体权利的深刻关切。萨特鼓励政治参与，并强调这种参与应建立在对自由和责任的深刻理解之上。他认为，个体不仅仅是社会的被动观察者，更应该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以实现更为公正和自由的社会。因此，他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更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复杂、多元且注重个体自由和责任的社会理论。
萨特的整个哲学体系都围绕自由这一核心概念。他的伦理观把自由当作一个根本的价值，并且把作为自由的人的发展当作本真性最理想的体现。所以可以说萨特的伦理学的目标是人的发展，而只要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是自由的，这一发展就是有可能的。萨特的伦理观以人的发展目标，因此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伦理观：它以个人为中心，否认任何超验领域或价值的存在。萨特的伦理学不强调人行动所应遵守的规则，它完全没有涉及对人在做决定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则或指导方针的讨论。它让人自己来选择价值。但人在面对自己的自由时可能已经非常痛苦，还要选择价值可能会让他更痛苦。
萨特认为哲学和文学是有层次之分的：哲学是第二位的，文学是第一位的。因为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因为境况的变化导致哲学的相应变化。它的正确与否不能在当下作出判断；它不是为同时代人写的。它推究永恒的实在，谈论的是永恒，这样就难免被别的东西超过，它会被拉了下来。它谈论的是那些远远超越人们今天个人观点的事情。而文学正相反，它记下的是当前的世界，是人们通过阅读、谈话、情欲、旅行发现的世界。如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哈姆雷特》，人们总能从当今的世界看到这些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的影子，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经久不衰。
保罗•尼赞（Paul Nizan，1905-1940）是法国作家、哲学家和记者。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小说《阿兰·斯巴达克》（Aden Arabie）、《为了共和国》（La Conspiration）和政治著作《活着的马克思》（Les Chiens de Garde）。尼赞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强调了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他呼吁年轻一代参与政治，并提倡革命与社会正义。
他与萨特在中学期间成为朋友。萨特在自传中描述到，尼赞的穿衣风格总是紧跟潮流却不落俗套，他对妇女很有吸引力，但同她们保持着距离。尼赞的性格很好，从未见他愤怒的说话，他有着玩世不恭的心态和优雅的进取心，萨特被他的气质深深吸引。萨特和尼赞都热爱写作，并且将写作视为一生的目标。不仅如此，两人也对一些作家有着相同的兴趣，并互相评价彼此创作的作品。1922 年，他们完成了中学的课程，并决定一起前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之后两人转到了路易大帝中学就读预科课程。1924 年，萨特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第六名，尼赞也同样被录取，两人同住一间宿舍。在大学期间，尼赞对政治方面很感兴趣，虽然萨特对政治无感，却觉得尼赞的生活很有乐趣。但之后，两个人却走上不同的道路，尼赞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参与到了革命运动当中，而萨特继续深耕于学术。1940 年 5 月 23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进攻敦刻尔克，尼赞在雷克苏尔赫姆科夫城堡的战斗中丧生。萨特在其自传中说：“尼赞的死愚蠢而残酷，正像他总是惧怕和于是的那样。”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是法国作家、存在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她的主要作品包括《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和小说《精致的幽灵》（L'Invitée）等。波伏瓦强调女性的存在和权利，她在《第二性》中阐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对存在主义的贡献。她主张女性应当通过独立和自主来超越社会对性别的固有观念，并提倡人的自由和责任。西蒙·德·波伏娃通过文学和哲学作品为女性解放和平等权利发声，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女性主义运动。
萨特与波伏于1929年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的时候相识，后来她成为了萨特一生的伴侣和知己。他俩并没有结婚，甚至也没有住在一起，一直保持着一段他们称为“开放式”的关系。萨特向她建议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注定的，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享受一些“偶发的爱情”，而事实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自由地和别人发展关系，两人却从来没有考虑过和对方分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每天都会和对方共度一段时光；如果不能碰面的话，他们就会给对方写长信。西蒙·德·波伏娃认为萨特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另一个自己。萨特的许多作品的题词都是“献给海狸”。“海狸”是波伏瓦的昵称，她的朋友勒内•马厄（Rene Maheu）认为海狸的英文发音不但和波伏瓦的法语名相像，而且很能代表波伏瓦富有创造力的个性，因此给她取了这一昵称。
萨特不但认为波伏瓦与自己在智性上相当，而且常常称她其实更胜自己一筹。他经常评价说波伏瓦比自己更聪明，当他写作了一篇哲学或文学作品时，他总是向波伏瓦寻求批判和建议。而西蒙·德·波伏娃在写作完成后也总是与萨特交流。他们是彼此的第一个读者，总向对方提出尖锐的批判。他们教师资格考试的结果可以很好地证明两人在智性上是有多么的接近。萨特在1929年第二次考试的时候，他获得了第一名而波伏瓦获得了第二名，考官们其实犹豫和考虑了很久，他们觉得在两人中波伏瓦才是哲学思维更严谨的那一个。尽管波伏娃坚持认为，她不同于萨特，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有体系的哲学家，她只是追随了萨特的哲学道路。但她的这种看法遭到了众多女权主义学者的质疑。例如，凯特与爱德华•富布鲁克（Kate and EdwardFullbrook）就论证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的大多数观点都是从西蒙·德·波伏娃第一部小说《应邀而来》的早年草稿那里借鉴而来的。但是他们作为无话不说的亲密恋人，观点的差异事实上是很难明确的区分开来的。只能说，萨特的一生与“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这两个名字是密切相关的。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是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道德与行动》（Dialogues à la Sorbonne），《暴力与政治》（Le Siècle des totalitarismes）和《国家的逻辑》（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雷蒙·阿隆的思想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观点。他主张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反对过度理想主义和教条主义。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强调个体自由和有限政府的重要性，并对共产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
萨特与阿隆在巴黎高师相识，是大学同学。雷蒙·阿隆十分欣赏萨特的智慧，并认为他是最好的哲学家。1931年到1933年，萨特全身心投注到对物理世界的不可还原性和偶然性的信仰上。他相信，像桌子、树木这样普通物体具有不依赖于人们对它们的感觉的实在性。同时，他也认为，这些物理对象的存在是不可解释的。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存在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它没有必要非得是神圣的创造者的产物。萨特所欠缺的是力阐发这些信仰所要求的某种方法和语言。对萨特来说，阿隆是启发他解决问题的重要人物。在1933年去巴黎旅游期间，萨特与西蒙·德·波伏娃同他们共同的朋友雷蒙•阿隆（当时正在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现象学）度过了一个夜晚。他们在喝酒时，阿隆指着玻璃杯说，倘若你们是现象学家的话，就可以谈论这鸡尾酒，从中发掘出哲学来的。萨特听了心潮澎湃，这正是他寻觅数年，孜孜以求的东西，即要描述一个对象，就如他所碰见、所触摸到的那样去描述，从这一过程中提炼出哲学来。萨特决定对胡塞尔进行一次严肃的研究，争取在来年接替柏林法国研究所的雷蒙·阿隆。同年9月，萨特开始了他在柏林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1944年9月，萨特与雷蒙•阿隆、西蒙·德·波伏娃、梅洛·庞蒂共同创办了一份新杂志《现代》。但1947年，萨特与阿隆因为思想分歧而断交，之后两人的分歧越来越大，阿隆针对萨特在1953年的评论中指责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处死了被当作原子间谍的朱利叶斯（Julius）和埃塞尔 • 卢森堡（Ethel Rosenberg），把萨特刻画为极端约瑟夫·斯大林主义者。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其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作品包括《鼠疫》（La Peste）、《局外人》（L'Étranger）和《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他认为人类存在本身就是荒谬的，生活在一个缺乏明确意义的宇宙中。他强调接受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反对追求绝对真理和意识形态。并且他主张在面对不义和压迫时，个体有责任反抗，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虽然阿尔贝·加缪认为存在是荒谬的，但他认为人们要在荒谬中热爱生命，尊重他人，并对不公正保持反抗的姿态。
1943年6月，萨特与加缪相识在他的戏剧《苍蝇》的首演式上。同年11月，加缪迁居至巴黎，担任伽利玛出版社的审稿员，这同时是他和萨特的出版商。他们两人在彼此没有接触过之前，就已经阅读了对方的作品。不过他们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加缪对戏剧的热情，萨特在谈到他的新剧本《禁闭》时，建议由加缪担任主演。加缪在同一出演后，排练了几遍，萨特很欣赏他的热情。虽然后来因为赞助商的原因，主演有另外的专业演员担任，但两人的友谊却巩固下来。
阿尔贝·加缪在评论萨特的小说《恶心》时称赞了萨特对荒谬的刻画：“这是一种当强加于存在之上的日常组织在洛根丁（小说中的地名）生活中瓦解时产生的苦闷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恶心。萨特灵活自如地驾驭着这一古怪而陈旧的话题，以一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活力和确实性’游走。”加缪十分欣赏萨特的创新能力。萨特也对加缪的小说《局外人》青睐有加，他钦佩加缪的想象力，认为他极简的语言和调动身体感官的能力，对日常生活有着令人难忘的描述。
虽然在文学方面萨特与阿尔贝·加缪相互欣赏，但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却让两人的关系破裂。加缪是个理想主义者、道德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他对人们的苦难极为敏感，却把它纳入到“自然”之中。而萨特却一直批判理想主义，想要挣脱最初的个人主义而到“历史”中生活。加缪憎恨俄国人，而萨特却支持苏联。两人都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终导致友谊分崩离析。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国哲学家和现象学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有《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和《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等。他的核心思想聚焦于对感知、身体和存在的深入研究。他挑战了传统哲学中将身体与心灵分隔开来的观念，强调身体在理解世界中的关键作用。在《知觉现象学》中，他主张感知并非仅是对客观数据的被动接收，而是与主体的感官经验紧密相连的主观行为。梅洛·庞蒂关注感知和行动的统一，认为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从而塑造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梅洛-庞蒂与萨特在路易大帝中学相识，之后都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成为同学和朋友。1944年9月，萨特与梅洛-庞蒂、西蒙·德·波伏娃、雷蒙•阿隆共同创办了一份新杂志《现代》，梅洛-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编辑。萨特与梅洛之间的问题是从1950年开始的，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在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文章，但萨特在看到这篇文章后觉得它毫无价值，而作为主编的梅洛依然不负责任且肤浅的写了“编者按”。萨特在看过内容后，单独将“编者按”删除，让文章光头出版。梅洛知道这件事后十分不满，他打电话给萨特，不仅指责了萨特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而且表达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分歧，以及他们在哲学甚至个人方面的分歧。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时，萨特瞒着杂志社的人，擅自发表了他的文章《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而梅洛·庞蒂认为，如果没有他在1950 年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初稿，萨特是不可能发表他所写的文章。同年，梅洛失去了他的母亲，他也彻底离开了杂志社。
萨特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成为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哲学中将人类本质或目的视为先验的观念，强调了个体存在的自由性和创造性。这种主张对哲学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引领了存在主义运动的兴起。如法国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将存在主义理论以女性视角进行阐释，主张女性应当通过独立和自主来超越社会对性别的固有观念；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发展了萨特存在主义理论中关于生命无意义的观点，他在《局外人》中，通过主人公梅尔索的经历表达了对社会规范和生命本身的荒谬感；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受到萨特对权力结构和个体自由批判性思考的启发，对社会机构、监狱制度和生命权力深入研究，关注权力如何通过知识的构建与传播来维系社会结构，并通过对社会控制、身体政治以及个体自由的思考，揭示了权力在多个层面的运作机制。
另外，存在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在欧洲社会激励了许多人参与政治运动。萨特本人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存在主义观点在欧洲的学生抗议和社会运动中起到了推动变革的作用，特别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存在主义理论对“无神论”的倡导，引发了人们对权威进行了挑战，质疑了传统的宗教、道德和政治权威，推动了对社会结构的重新审视。这导致了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促使了对更为自由和平等社会秩序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存在主义对人权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将个体尊严、独立和自由置于人权运动的前沿。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推动了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关切。
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场思想的解构，他挑战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和观念的看法。他用存在主义理论中对于个体自由和责任的观点，替换掉过去马克思主义中较为机械唯物主义的倾向，为后来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其次，萨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思考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理论支持。他强调了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在塑造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与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较为机械的历史观相悖，使得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注重个体在历史中的扮演，认为社会变革不仅仅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更受到个体意识和行为的影响。另外，萨特对阶级观念的重新审视也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他强调了存在的自由和选择，这使得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的阶级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自由和选择被赋予更大的价值，而不仅仅被视为历史发展的附庸。萨特通过对人的“恶意”的讨论，拓展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的自我认识和解放的理解。他认为，人类常常逃避自由，沦为社会角色和期望的奴隶，这种逃避是一种“恶意”。这一概念对于后来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成为理解人的社会处境和自由解放的关键工具。但在萨特之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认为，萨特在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阐释中过于关注个体，强调了个体的自由和责任，而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他强调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塑造和制约，而不仅仅是个体的选择和行动。他认为，社会的底层结构对于个体的意识和选择有着深刻的影响，而这在存在主义者的视角中得到了较少的关注。
萨特的文学作品蕴含了丰富的存在主义思想，因此被视为存在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之后的存在主义文学传承了萨特的核心思想，以关注个体的自由、责任和存在为意义。他在文学作品中采用了实验性的手法，比如小说《墙》通过时间和空间的非线性展示，挑战了传统的文学结构。这为后来的实验性文学提供了一些创新的灵感，一些作家通过小说、戏剧和诗歌尝试新的叙事手法和表达形式。如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作品，尤其是《等待戈多》和《终结游戏》，采用了极简主义和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挑战了传统戏剧的规范。这些作品通过舞台语言和动作，传达了存在主义和荒谬主义的主题。另外，萨特的相对主义思想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后现代主义文学通常通过对现实的多元解释、叙述结构的颠覆和对语言的怀疑来表达。如美国作家堂·德里罗（Don DeLillo）的《白噪音》，这部小说以其对当代社会、科技、媒体和文化的深刻洞察而闻名，表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对复杂、多元、虚构的现实的反思。
萨特的伴侣西蒙·德·波伏娃在《萨特传》中说道：“纵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去‘脱胎换骨’。”
阿尔贝·加缪在对萨特《恶心》这本小说评论时说道：“人们可以向这位作家（萨特）期待一切，他如此自如地在自觉思想的遥远边界上敏捷游走，如此令人痛苦的清晰，预示着不可限量的天才。有理由迎接《恶心》的到来，它是人们急切地盼望其作品和教诲的思想独特而有力的人的第一声呼唤。”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批评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他说道：“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使用‘存在’（existentia）和‘本质’（essentia）这两个术语。从柏拉图以来，传统形而上学一直认为‘本质’先于‘存在’。虽然萨特颠倒了这一命题，但颠倒形而上学的命题本身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命题。在这个陈述中，命题与形而上学一同存在，伴随的却是对‘存在’的遗忘。”
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将一种焦虑和无意义投射到存在本身（人或事物）上，“就存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学说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即它使用一种错误的假设将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特征与人类存在的特定历史联系起来。因此，存在主义成为了它所批判的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其展现出的激进性是虚幻的，为非事实性的臆测。”
《导读萨特》的作者达伊格尔在其书中说道：“萨特是20世纪哲学和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作为存在主义哲学领军人物的萨特，给他的同代人和下一代人带来了复杂、充满新思想的著述，代表了存在主义理论化的巅峰。萨特写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想要取代从过去继承过来的宗教话语和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宣称人从根本上是自由的，而且人通过计划来造就自己，他提出了一种以绝对自由和选择这些概念为中心的哲学。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哲学和文学的面貌，并且赋予了知识分子一种全新而重要的角色。”
一个完整的人，他由一切人所造就，是他们的价值总和，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和他一样有价值。——《词语》
他人即地狱。——《禁闭》
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 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而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人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在投出自己、融合在自己之外时，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正是对于超越目的的追求，他才有可能存在。人处于这种自我超越的状态，把握着那些与自我超越有关的事物，因此成为其超越性的中心。除了人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主观性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世界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问题不在于选择时代，而是在时代中自我选择。——《什么是文学》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恶心》
只有在虚无中，存在才能够被超越。——《存在与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