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当李、牛等人到案后，他们又揭发出“对头”王某等人的一些不干净行为。同时，上海高等检察处又接到密报，也批转地检处一并查明。这份报告的披露，不料引起的又是一片“质疑”。

正文

行总舞弊案是指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因中国国民党腐败而导致的监守自盗的一桩大案。

“行总”，即行政院救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的略称。它由行政院长宋子文直接管辖，首任署长是蒋廷黻，继任霍宝树。所掌管的事务，一是接洽、管理美国等国外援华救济物资，二是接收行政院批准用于国内救济的日伪物资。

“行总”在上海市设有总财务厅、物资购销处、渔管处等机构，由副署长李卓敏、总财务厅长董承道等常驻上海办公督领。黄浦江、吴淞江沿岸的码头，包括复兴岛上不少仓库物资都听凭它调度处理

1946年6月26日，有一只大木帆船停泊在苏州河的泥城桥码头，正往一辆小卡车上起运货物时，恰逢一艘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巡逻艇驶来。木船上的老大和几个水手慌张之神情，引起了军警们的怀疑，几个军警跳上车搜查，在车厢里发现了白铁铅皮295张，电动马达1只，各类五金零配件及锁具等20余箱，这在当年百业待兴的上海市，全是必须办理通行手续的紧缺物资。

“通行证！”一声喝问，船上的人更慌了神。当再厉声问：“货主呢？”一个身穿海军服的人跑过来，他叫牛春龄，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一会儿说是“代运”，一会儿声称是“朋友向黄牛收的”。军警将货物和卡车一同押往稽查处，这个人才承认他是驻复兴岛的海军陆军队三营一连排长。

实际上，这次稽查处当场拿获人赃，绝非偶然遭遇，而是有人事先告密举报的。这就要从复兴岛的接收说起。

复兴岛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入口处，抗战前为上海市的主要水产品交易地鱼市场。日军侵略上海，把它筑成海军基地，还改名为“昭和岛”。光复回归，它先由海军进驻，辟为日侨遣返集居地，随后行政院救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接管。因早年岛上曾为鱼市场，救济总署便下设了渔管处。该处官员上岛后才发现他们真是“老鼠掉进米缸内”。日本鬼子为在岛上造军用码头和工事设施，囤积了一批钢铁材料和建材物资，这可是一批炙手可热的紧缺货。这就让一些人打起了算盘。其中最先生歹意的是渔管处的事务科长李某某，他是天津人，年逾半百，曾随军入川，可叹始终未得到“发一发”的机会，眼下大权在握，再不下手真是时不再来。课内几个课员王某某、王某等都是平津河北一带同乡，稍一串通，无不相从。这样，他们便收买了警卫仓库的海军部队排长牛春龄。牛是山东人，爱喝酒，讲义气，三杯下肚一拍即合。他正有几个弟兄被部队裁员无处安身，便介绍到渔管处李手下当临时工。然后合演了一幕内外勾结、监守自盗的“双簧戏”。李、王等人公然地从仓库里偷货出来，警卫的牛排长从不验单。他还让那帮兄弟将货装船运到靠外滩的太古码头和吴淞江的泥城桥码头去兜卖。一来二去，牛又结识了一帮专事收赃的黄牛。事久愈发弄大，岛上纷纷传言他们发了大财。其中有一个最眼红的，就是处里的技术专员王某。他与李有旧，李这个位置他还有引荐情面。李手下的王某某就是他的族兄，李收留他以作报答。恼火的是他虽嗅着腥味，却连小鱼虾也捞不着。同时，两人又在人事关系上交恶。王便唆使人写信向外告发，称王某在岛上旧防空壕掘地发现两浴盆金条，由李拍板隐匿私分，并称李已获巨额赃款在南京市购买了价值4100万元的房地产，等等。

如此耸人听闻的告发，传到了时任苏浙皖区敌伪物资清查团团员杨弼亭那里，再传到蒋介石那里。蒋便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手谕行政院长宋子文，令其彻查真相，又一级一级批下来，上海地方监察处受命调查此案，军警也配合暗中监视。可牛被押时因未摸到检察处和军警方的底牌，还是一味抵赖。李一伙也心存侥幸，他打通关节前去探视，嘱其应付对策，并看望牛的家人，赠以金钱，有人便举报说李分赃给牛金条30两。这就更使案情复杂。

然而，自牛在码头上被当场拿获后，上海地方检察处的侦查工作也步步深入。牛销赃的黄牛被一一寻获，他们交出了牛收受货款开的字据，数额和次数虽不少，但远非检举数之大。警方抓紧对案件的几个关节展开调查，诸如掘出两浴盆金条，检查人员几次亲往实地勘察，因无目击证人和可靠证据，最终结论只能向蒋介石报告：“尚难认定浴缸内确有藏金悉为被告等隐匿情事。”至于李在南京市购买巨额地产事，也以“检举人未提供准确地址、门牌侦察”报告。就连李分赃牛30两金条事，李、牛都对李曾去监所探视一口承认，但说因由是牛曾协助李排解了仓库临时工与警卫士兵相骂事，李特来致谢。牛的家属也称，李来是给了一笔赠金，然仅是够二三个月家庭开支的纸币，何其有3根大金条？这就使案件愈发扑朔迷离。但是李、牛等人串通倒卖国家财产一事，确是铁证如山，据查证前后共达电声7次，截至1946年6月的案发日，涉案金额已达600余万元。当然，这时的通货膨胀也如脱缰野马，一袋面粉也在8000元以上。有意思的是，当李、牛等人到案后，他们又揭发出“对头”王某等人的一些不干净行为。这就让检方对该处来了个“一窝端”。

这一事件披露后，上海市市民对官场腐败和世风恶浊更为义愤，报刊纷纷抨击几乎人人喊打。1947年2月，上海地方检察处对李等4人以贪污罪提起公诉；牛某以现役军人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处置；王某等7人因贪污金额不大，符合蒋介石“伪国大”的大赦条例免予追究。经上海地方法院审理，后李等被分别判处4年以下徒刑。于是轰动一时的第一次“行总案”风波很快便落幕了。令人遗憾的是，此案教训何在？此后又如何防范？“行总”上下似乎未引起震动，给人有“小洞不补”之感。

高官贪污“行总”果酿团伙大案

李、牛等人入监后，舆论包括报刊文章对“行总”的非议未断，甚至有指责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不久，果然又有人放了更大的一把火。一具名为陈比行者密函上海市地方检察处和江苏省监察使署，检举“行总”上海最高领导、副署长李卓敏及其属下6名厅、局级高官集体贪污舞弊案。这次涉案金额巨大，并案涉副部级高官，上海地方检察处和江苏监署不敢怠慢，迅速逐级呈报到蒋介石案头。蒋一看大为震怒，前案刚了结，这次竟涉及更高层官员，于是立即批令，着监察院派专员到上海监察此案。

陈比行的这封举报信列举的事实触目惊心：1、“行总”署购销处实际开标配销电扇1万架，而向上报销则为2万架，私自处理1万架渔利；2、署库存美棉数百万磅以600磅换24支纱400磅，而报销列账则以690磅结算，侵吞国家库存；3、署库存小麦加工救济面粉以每百斤掺水5斤侵吞救济麦、粉；4、署储运厅运输货物向运输行老板抽取运费回扣数百亿元；5、作为政府高官的副署长李卓荦日常家用开支都由署公费报销。其他被举报的厅、局级官员也都有巨额不动产等。这个检举人厉害的，是在将检举函投寄检察机关的同时，又投函上海市报界。当时上海的《东南日报》发行量不大，但很有些来头，社长和总编辑都是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或参政员，和中央党部关系非同一般。它很快就将以上内容捅到了版面上，并以大字标题惊人耳目：“行总集团舞弊案总数，估计至少1200亿元”，“应将李卓敏即行停职听候查办”。上海各报纷纷转载，有的也从其他来源披露信息。据统计，几日之内有10余家报纸作了报道。由于连年战乱，北方晋冀鲁皖数省又频遭天灾，饿遍野，灾民离乡背井，“行总”如此贪案，有报刊竟大呼：“杀！”

1947年8月18日，兼管南京市、上海市两特别市官员监察的江苏监察署派员，协同上海地方检察处检察官何惠民奉蒋批令，直接到“行总”上海办公处，以李卓敏办公室为临时侦讯地，对李和署主任秘书陆翰芹、储运厅长兼上海储运局长陈广、分配厅长汪伏生、财务厅长董传道等进行侦讯。8月25日，监察委员吴中行既为蒋批令所派专员，又奉监察院长于右任命到上海督察此案。这样，上海舆论更声浪日高。上海市参议会开例会，参议员们纷纷动议，后决议专函“行总”质询。同时，上海高等检察处又接到密报，也批转地检处一并查明。报上关于李卓敏如何“假手贪污”、“专权营私”等花絮更日日不绝。

吴监委到沪由上海地检处配合调查后，8月28日“检同证据”回南京市向于右任复命。9月8日，于右任批令，为便于案件查清，咨请行政院着令李卓荦先行停职。从9月17日起，上海地方检察处正式立案侦查，前后传讯20多人，包括检举信提及的给小麦掺水的上海面粉业老板孙仲乐和毛纺业老板邓仲和等人。孙还被扣留半日，但检查所有粉麦加工合同，又没发现上述劣迹的证据。到12月17日，上海地检处历经几个月紧张工作，报告侦查完毕，禀报蒋介石及各上级机关，查明“行总”确有一集团贪污舞弊案。事实有四：1、电扇开标配售第一批2041箱又5075架，以每架35万元为正谊商行中标，无作弊情节。第二批又有10007架开标时因无人投标，转委托一商行门售，初议定每架40万元，然不久逢物价迅涨引发的抢购风，每架实售价有高至90万元的，前后有4925架售出。“行总”销售处总经理侯霭昌等有串通私分溢价的情节。2、美棉换纱经委托花纱专家鉴定调查，应以670磅棉花换24支纱400磅为宜，而“行总”则以760磅棉换400磅纱，从中营私渔利，此为财务厅长董承道勾结侯霭昌所为。3、另有新案情发现，董、侯还串通将库存羊毛170万镑，未经招投标手续售予毛纺厂，该厂老板将所租的愚园路一公寓房赠与侯居住。4、署行政处长、福利科长、专员等若干人都有占用公物、挪用备用公款、侵吞红木家具和贵重家用电器等情事。至于小麦掺水和运输费索取回扣等，报告称均无证据证实。

这份报告的披露，不料引起的又是一片“质疑”。报刊指责为，是替李卓敏等一批高官开脱，只是把罪责推卸到董承道和一些下级官员头上。上海市部分参议员还以“标售物资分明暗”，“处长调任无派令”，“涉有专权罪嫌”等，要求监察院直接对李卓敏立案侦查。而据上海地检处的报告，李卓敏在这其中确有亲友接待和家用公私不分，署务管理混乱，下属任用不按程序办理等现象，但未到“究罪”的程度。当然，这只能遭到一些人的嘘声。从客观上讲，在一阵阵“攻李”声浪中，的确不排除中国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如打头阵的《东南日报》在揪住“行总”的贪污案不放的同时，又要求弹劾宋子文下台。蒋介石大感头痛，既要“反贪”，又要袒护宋，最后竟斥责“弹劾宋就是和政府过不去。”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漩涡中，1947年12月17日，国民党上海地方检察处宣布对董承道、侯霭昌等10名“行总”官员以“官商勾结贪污有据”提请公诉。其中除1人为厅长、2人为处长外，余均为科长和专员。同时，又对2名商人以“行贿罪成立”追究刑事责任。同日还宣布，对李卓荦及“行总”3名厅局长、1名处长、4名科长共9人以“罪嫌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对此，南京行政院也早在这一消息公布前，对以上一干人给予了撤职、降职、记过等处分。

1948年2月，上海地方法院对“行总”案董承道等12人公开开庭审理，他们在法庭上均表示不服，有公然辩称系“代人顶罪”的。尤其是两民间商人更大叫冤枉，认为被卷进这一丑闻，简直是岂有此理。该案一直审到年底，才分别以7年至6个月刑期判决了结，并依然有不服上诉的。以至仍不时在报章偶尔读到该案余波的花絮。而中国国民党政府此时也已在解放军强大攻击和全民共同声讨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