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17
谭邦杰（1915—2003），中国著名动物学、科普作家，南海区人。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46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北京西郊公园动物管理所所长、北京动物园科学工作组组长等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谭邦杰先生对野生动物的考察、收集、饲养和保护、动物园事业、自然保护工作、科普宣传工作倾注了毕生精力。由他发现并命名的动物新种白额叶猴（PresbytisleucocephalusTan，1957）是惟一由中国人定名的灵长目种。
谭邦杰先生是南海区人，生于1915年。谭邦杰的父亲谭显章，是1928年济南惨案中殉国的民国外交使节，死时42岁。谭邦杰青少年时期就酷爱体育运动，在北平育英学校毕业后，投考以体育闻名的沈阳东北大学，与当时知名的体育健将刘长春、张佳龄结为好友。九一八事变后，谭邦杰只身在战火中逃回北平市，进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就读。在燕京大学时，他就酷爱动物，曾自修过生物学专业。在此期间，他经常向当时的生物学系主任李汝琪教授请教，在他的指导下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自学成才，为后半生从事动物界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35年从燕大新闻系毕业后，谭邦杰在北平《晨报》任体育记者并主持专栏，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文章，成为当时颇有知名度的“名记”。七七事变之后，《晨报》停刊，许多同事、朋友都被迫向南方转移，而谭邦杰因为家庭负担重而无力南迁。为了生计，他经人推荐在美联社担任翻译兼外交记者。虽然没有走上抗战前线，但作为一个热血的爱国志士，他始终对日寇的侵略暴行充满愤慨。他以记者的笔为武器，写了多篇慷慨激昂、尖锐犀利的反日檄文，并通过英国外交使团把这些揭露日寇在华北暴行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重庆市的报纸上。日本人对此恨之入骨，但又苦于找不到作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特务机关进入英国外交使团搜查，从中找到有关材料，于是逮捕了谭邦杰，关押在宪兵本部整整88天。邦杰在这88天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幸亏多年锻炼使他身体强健，再加上坚强的意志支持，这才大难不死。不久日本人为了庆祝在南太平洋的胜利而“赦免”一批“犯人”，谭邦杰这才九死一生回到人间。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想任命谭邦杰为北平第七区区长，但谭邦杰不愿从政，而是选择了拿起笔重新作记者。1946年8月，谭邦杰参加中共地下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谭邦杰也决心把自己的本领与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之中。1950年3月，他通过“自报公议”报名考试被聘为北京西郊公园动物股（后更名动物管理所，北京动物园前身）首任股长，负责管理工作。
当时，这座始建于晚清的“万牲园”经多年战乱摧残已一片破败，动物也所剩无几，只有3种17只。然而这对以谭邦杰为代表的中国动物园工作者们来说，却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谭邦杰上任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动物收集与园区建设工作，不仅参与了部分兽舍的设计修建，还多次亲自带队赴南方收集动物、赴东欧各国进行动物交流，丰富动物品种。经过上上下下的努力，北京动物园经过5年时间就完成了重建，这其中谭邦杰功不可没。在此期间，谭邦杰提出了保护大熊猫的主张。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谭邦杰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却在1957年被错误定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一切进行研究工作的权利，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去乡下放羊、成天挨批斗。他的家人只知道那些年他除了放羊就是在生产科给动物园打饲料。他留下的文字，只能让人了解到每天晚上他躺在海淀人民公社的“之”字型铁道下听狼嚎。“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被那凄凉的嚎声由梦中唤醒，久久不能入寐”。就在被打成右派前几天，谭邦杰收到一封密云区的来信，信中说在清东陵发现一种浅黑色毛皮上有深黑色斑纹的老虎。这正与文献中记载的黑虎相似，正当谭邦杰要安排保护黑虎的措施时，自己就成了“右派”。在80年代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有的外国专家埋怨他“轻易放弃”了对1957年黑虎发现事件的调查，后来谭邦杰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此事时说：“他怎能明白，那是在‘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时代呀！”其中的无限酸楚与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1963年，摘帽“右派”谭邦杰回到动物园打扫了3年厕所，1966年起开始了炼狱般的生活，“炼狱”是谭的同事在回忆他的“文革”岁月时特别重调的一个词。那年所有流行的帽子他都戴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打扫公共厕所（动物厕所谭邦杰没有资格打扫，怕他报复、迫害动物）、晚上挨斗或陪斗——动物园每一个人挨斗，都可以拉谭邦杰当陪斗，他是挨斗的“第一梯队”。
即便是在这段时期，还是有一个人发现谭邦杰在看书。是60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动物园主任的崔占平，他发现谭邦杰偷偷摸摸地看解放前出的英文版《美国博物馆中亚调查记》。
文革后期，谭邦杰被“监督劳动”。下放在动物园的果园劳动的朱秀珍见证了这一时期的谭邦杰。一个剪枝期，有工人检举谭邦杰不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还在找窍门省力气。朱秀珍过去一看，原来谭邦杰发明了一个夹子，可以不弯腰就把树枝拾起来，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朱秀珍告诉工人，这说明谭邦杰劳动态度端正、劳动认真，就把这个检举压下去了。她心里实际上想的是，“老谭心态真好！”
在果园，所有人看见谭邦杰在整天劳动，但令朱秀珍惊异的是，文革刚一结束，谭邦杰就拿出10万字的书稿到处找出版社。当谭邦杰找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位专家时，这位专家要求与谭邦杰“合作”出版。谭邦杰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本在1979年他获得平反时才出版的书，名为《虎》。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虎的专书。在这本书中，谭邦杰提出很多关于野生虎保护的设想。
《虎》出版的前后，谭邦杰被重新分配了工作——从他那间自盖的不到十平方米的“违建”里出来，往南几步，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往北走过几排平房，是动物园刚刚盖好的家属楼。人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位老人，一手拿个小板凳、一手拿个小布包，到楼门口“看楼”值班。
谭邦杰平反后的多年里，定了个相当于大学本科刚转正的技术十三级，工资比他几个孩子的还低。唯一庆幸的是，他可以公开做研究、可以在公开场合为虎争取生存权了。
1980年代中期，谭邦杰和植物学家朱秀珍被安排在一间大办公室里，这是对两位老专家离休前的照顾。
朱秀珍不知道动物学谭邦杰在写什么，从今天留下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谭邦杰除了“每天上午10点站起来喝杯茶”，一直埋头的撰写内容是《谈东北虎的存亡问题》、《存亡已到最后关头的华南虎》、《华南虎的濒危处境与挽救对策》、《中国虎的野生现状及保护策略》等。谭邦杰从技术层面的保护，转向呼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来监督和保障，他还写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制问题》、《濒危动物不能久等》并列出了一行濒危物种的名单，最后，这种呼吁变成了请求——《请不要将它们“赶尽杀绝”》。
一本背面贴满拉丁文词条的旧挂历，显示出谭邦杰撰写107万字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时的分类检索过程。帮助谭邦杰查找过资料的肖方说，“他那时候查了多少资料啊！他可不是像别人拿三四本书一抄，就‘集大成’了。谭老的‘名录’，是一部研究作品，为什么采信这个，不采信那个，是他去伪存真、以理服人的研究结果”。
这部专书在他当“摘帽右派”时已打腹稿，谭邦杰夫妇辛辛苦苦写作和誊抄了几年，竣工时却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人——时代变了，出书要花钱，而且出这么大部头的书需要自己掏5万元开印“工本费”。最后不知道哪个机构替他掏出这笔钱，这本享有国际声望的巨著才得以问世。谭邦杰的《哺乳动物分类名录》，因中国动物分布与种类广博，填补了世界上哺乳动物分类的空白。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谭邦杰的科普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为浩劫后极其渴求知识的读者们奉献了很多很好的精神食粮。
谭邦杰先生曾先后任北京动物园研究员、中国动物园协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大自然》杂志副主编、世界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猫科、灵长目、饲养繁殖专家组成员等职务。多年来他发表了科学作品一百多篇，专著十四五部谭邦杰在写科普方面也是自成一家，早年的记者经历和一生积累的丰富学识在这里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作品，语言流畅而不空洞、通俗而不浅薄、中肯而有个性，凡论述某一专题必很全面，知识性、趣味性均强。更难得的是他总能言他人之所未言，在严谨的同时也不忘偶尔幽上一默。他在《大自然》杂志上发表过30多篇文章，几乎每篇都深受读者欢迎。
1993年，78岁的谭邦杰被发现躺在地上，经医院诊断是脑出血。此后的10年里，谭邦杰真正享受到了副局级的待遇，每年发病都能到医院住上两三个月。2003年1月16日，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52年，谭邦杰带领收集队的工作人员来华南搜集野生动物，到达了广西南宁。听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还生活着一种比黑叶猴还要稀少的“白猿”，起初谭邦杰猜测这很可能是长臂猿科的白化型，但后来又听说这种“白猿”长着一条长尾巴，于是他又推测可能是一种白化的黑叶猴，但因为没有活体或标本，也不知道确切产地，所以一时无法作出正确的结论。直到有一天，他在南宁市郊区的一家小中药店里发现了一张很陈旧的叶猴皮张，才揭开了这个谜团。据药店的人介绍说，它就是由传说中的“白猿”的皮制作的，采自广西南部的扶绥县到龙州县一带。谭邦杰敏锐地感觉到，它的确是一种未知的新奇动物，与白化病的黑叶猴不同，毛色黑白交错，头部明显为白色。但他当时忙于其他工作，没能到产地去进行实地考察。
第二年，谭邦杰正在忙于调查研究时，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有人捕捉到一只活着的“白猿”！不久后的9月份，广西派人将“白猿”送到了北京西郊公园，并与游客公开见面。谭邦杰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叶猴。它无论是外部形态、体形大小、身体各部位的比例，还是举止行为等方面，均与黑叶猴十分相似，但毛色和解剖学特征上仍有一些不同。
谭邦杰几乎查阅了中外所有灵长目科学文献，但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白猿”的记录或描述。接着，他不断往返于广西、北京，尽力收集这种奇特物种的皮、毛发、骨骼、牙齿等信息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40多例黑头叶猴进行比较分析。经过5年艰苦细致的系列研究，谭邦杰终于完成了提交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科学研究报告。
1957年“白猿”终于被确定为一个过去未曾描述过的新物种，由谭邦杰定名为白额叶猴。这是中国学者首先发现的，也是唯一一种由中国人发现和命名的灵长目动物。
按照国际惯例，物种的名称可以以发现者的姓氏命名，但谭邦杰没有将其定名为“谭氏叶猴”，后来在作《中国的珍禽异兽》一书时对自己的这件功劳也只字未提。
20世纪80年代初，一股“野人”热在神州大地上兴起。当时许多动物学、生态学家、古人类学家内心都存在疑虑，但大都保持沉默。原因是炒得太热了，为了“不给群众泼冷水”，或者被蒙“不相信群众”、“不支持新生事物”之嫌，也就听之任之。唯独谭邦杰先生旗帜鲜明，1984年在《大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野人到底有没有？我说没有》。
在这篇文章中，谭邦杰以其丰富的科学知识，对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说、证据作了有力驳斥，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很有说服力。他指出：“‘野人’考察所获，除了一些可疑红毛和脚印之外，什么实在的东西也没有。熊，或者鬟羚，是最值得怀疑的神农架林区‘野人’。如果神农架的‘野人’延续至今，肯定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有足够基数的种群，否则早就灭亡了。然而千百年来，地处华中地区的神农架为什么就不能抓住一个活的或是找着一个死的呢？”这篇文章在对“野人”的一片肯定声中独树一帜，在部分程度上打击了“野人热”的进一步泛滥。
解放后，许多中国动物学就开始呼吁，让麋鹿还家。尽管在1956和1973年，英国曾两次赠送两对麋鹿回中国，但由于条件不适合、种群规模小，始终未能繁殖。从1979年开始，谭邦杰先生积极奔走，呼吁将流落海外的麋鹿引回中国，并向乌邦寺庄园（麋鹿在欧洲最大的种群所在地）当时的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写信，请求对麋鹿回归中国给予帮助，这一倡议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响应。当时，谭邦杰和黎先耀、郑作新、周明镇、汪松等中国专家参加了有关论证，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的调查，最后一致认为北京南海子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塔维斯托克侯爵得知后十分兴奋，当即决定赠送20头麋鹿给中国，重新放回南海子。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其中两头给了上海动物园）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愿。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受苏联保护东北虎的影响，谭邦杰提出了保护东北虎的措施。与此同时畜产公司出口货单上，动物皮张的数量不断上涨。于是，他又向国家提交了保护华南虎的报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保护华南虎的人。
1984年的一天，谭邦杰跟北京动物园里制作标本的年轻人肖方说，自己目前正在做三件事：一、寻找普氏野马；二、让麋鹿回家；三、保护华南虎。
肖方说，谭老说的那三件事，一样也没人宣传，更没人知道他。《虎》尽管出版多年，但整个社会关于保护老虎的理念仍未普及。谭邦杰开始大量给报刊撰写科普类的文章，宣传保护老虎。
1986年1月3日深夜，谭邦杰给《中国青年报》写下这样一行标题《虎年谈虎的保护》，36天后是虎年春节，71岁的谭邦杰老人早年是媒体出身，写稿子会打“提前量”。在这篇稿件中，他提出了华南虎“保种”、野生调查和保护区概念，最后一句话是：“希望在下一个虎年时，我们的‘老相识’不仅健在，而且更远能脱离险境”。1995年科普出版社选了他部分科普文章结集，出版《珍稀野生动物丛谈》，共计68篇，印数5000册。但这些篇章仍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倒是发表在国外动物界期刊上的论文一再引起轰动。燕京大学出身的谭邦杰有一口流利的英语，这种语言优势成为谭邦杰隐形的翅膀，国际动物学界的各种专业期刊定期寄到他的名下。
1984年，从保护单一物种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观念还没有普及，渐行渐远的华南虎快要淡出人们的视线了。谭邦杰坐在一盏老式台灯下，给林业部门写信、给《大自然》杂志撰稿——为了华南虎不成为第四个被灭绝的虎亚种（虎的8个亚种中，巴厘亚种、里海亚种、爪哇亚种已灭绝）。
谭邦杰还在不停地想办法，“只靠消极的禁猎已难挽救，只有采取积极措施，比如在关键地区，尽快建立自然保护区才能奏效”。
在北京动物园北门外的小平房里，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摆在一张用木板拼接起来的小桌上。木头椅子，低矮的木书架，构成了谭邦杰的学术世界。
这时的谭邦杰想写文章，最缺的就是资料，他的藏书和自己在1950年代写的书抄家时损失惨重。“他的每本书我都有”，谭邦杰的朋友天文学家李元说，“有几本我保存了20多年，抄家也没抄走，我又给他送回去了”。
谭邦杰提出“就地保护”思路：在小兴安岭创立一两个东北虎的保护区；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南平市、赣州市、粤北、鄂西、贵州省等地，找几处理想的地点，建立宜黄华南虎自然保护区；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藏南地区，开辟孟加拉虎保护区。灯下的老人在脑海中构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自然界：“在虎的‘保护伞’下，许多其他大小鸟兽以及各种树木也一同受到保护，岂不是好！”（谭邦杰1980年3月文稿）
1986年4月12日至17日，在美国的“世界虎保护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谭邦杰报告了华南虎的极度危急情况，改变了国际上把东北虎当作最濒危虎亚种的长期看法，同时又有力地回击了部分南亚代表认为华南虎已毫无希望、应该放弃的态度。
在13日举行的猫科专家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杰克逊征询谭邦杰对第三条第五款“中国是唯一拥有四个虎亚种的国家，但到本世纪末，野外恐将不复有虎的存在”一句的意见，谭邦杰说，“这种估计基本符合当前发展趋势，但还要加上一句‘除非能及时采取有力的和有效的措施’”。这句话后来加上了，它给野生中国虎的未来，提供了一线生存的可能性。
16日晚上和17日上午，又召开两次全体代表会。谭邦杰再次就华南虎的濒危状况作了详细介绍，强调必须优先救援的理由。主持会议的锡尔博士把现存的各虎亚种的野生估计数写在黑板上。从少到多排，华南虎名列第一约40头，东北虎（东北虎）次之约300头，苏门虎约700头，东南亚虎约2000头，孟加拉虎4000多头（印度代表潘瓦尔则说超过5000头）。如此一目了然，专家们都认为中国虎确实已到了绝灭的边缘。
接踵而至的，是南亚和东南亚代表的反对：华南虎已经到了如此濒危的地步，能否挽救希望渺茫，关注成功率这么小的亚种，不如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有限的资金用于挽救成功可能较大的老虎种群上。
在会议的各种发言、商讨和辩论中，中国代表认为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坐视华南虎在眼前绝灭。谭邦杰又提出一系列保护措施和数据，表明华南虎种群保护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程度。
兽类学权威德国的哈默尔教授和“一墙之隔”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赛福特教授、莱比锡动物园主任、国际老虎谱系簿主管人都认同了谭邦杰的观点，他们提出在保种的大前提下，依野生虎和饲养虎两种情况对比，作为援助的排列根据。按照这个原则，中国虎优先获得“紧急援助”，全体通过了此项决议。谭邦杰刚回国不久，就接到杰克逊的信，这位猫科专家委员会主席催促谭邦杰：“我正在为华南虎的计划寻求援助，但我需要从您和您的同事们那里得到一份预算表，越快越好。没有预算而争取一份敞口的援款是不可能的”。
由于谭邦杰在会上出色的发言，与会者们送他一个绰号“Tiger Tan”（谭老虎）。
在杰克逊向谭邦杰催促预算表“越快越好”的3年后，华南虎被中国政府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名单。在这次会议上，谭邦杰不仅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尊敬，也为中国特产虎亚种——华南虎的保护工作赢得了国际上的关注与支持。
年逾古稀的谭老虎回国后提交了一系列报告，对比中国与国际社会在虎的科学性研究和生物性研究中所存在的差距：国外已有较多的老虎保护区，中国尚无条件设立；在科学性研究方面，野外调查、录音、录像、自动拍摄、夜间摄影、红外拍摄等操作方式中国还没有起步。在虎的生物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繁殖生物学如染色体、遗传基因、脱氧核糖核酸、近亲交配、选种、变异等项的研究，乃至谱系簿全国性的、全洲性的、直至世界性的建立，中国都才刚起步。
面对这些差距，谭邦杰早年提出的中国华南虎保护的两大理念——“就地保护”和“异地保护”显示出其科学性和前瞻性，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在回忆起与谭邦杰的交往时谦逊地表示：“他对虎的保护做了杰出的工作，我每次来中国，都要去动物园找到他，我是来向他学习的。”
谭邦杰的忘年交肖方说，有那么多濒危动物需要保护，他为什么提华南虎？一方面华南虎是中国唯一的虎亚种，另一方面他知道国际上对处于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生物链底部的食草动物，在这个领域上容易得到国际资金援助。
谭邦杰先后担任北京西郊公园动物管理所所长，北京动物园科学工作组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职，是中国动物园协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常务理事，《大自然》杂志副主编，世界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亚洲委员会委员，国际动物园年鉴（IZYB）顾问，国际雪豹保护基金会（ISLT）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IUCN猫科专家组（CSG）、灵长目专家组（PSG）、饲养繁殖专家组（CBSG）成员。
谭邦杰先生的主要著作有：《虎》《野兽生活史》《哺乳动物图鉴》《我们的长鼻子朋友》《自然文库·爬行动物》《中国的珍禽异兽》《哺乳动物分类名录》《珍稀动物丛谈》等；译著有《太平洋区的哺乳类动物》《哺乳动物的生活与习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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